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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支撑与精神的加持 ——对2019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理解与分析
2020年03月19日 12:06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春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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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2020年的年初,回首2019年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我们关注视野之中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有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阿来《云中记》 、蒋韵《你好,安娜》 、方方《是无等等》 、陈应松《森林沉默》 、麦家《人生海海》 、徐皓峰《大地双心》 、格非《月落荒寺》 、付秀莹《他乡》 、闻人悦阅《琥珀》 、梁鸿《四象》 、杨好《黑色小说》 、张庆国《老鹰之歌》 、黄孝阳《人间值得》 、黑孩《惠比寿花园广场》 、马笑泉《放养年代》 、林森《岛》 、赵焰《彼岸》 、尹学芸《岁月风尘》 、郑小驴《去洞庭》 、周瑄璞《日近长安远》 、姚鄂梅《衣物语》 、徐贵祥《穿插》 、刘庆邦《家长》 、赵德发《经山海》 、王松《荣誉》 、吴亮《不存在的信札》 、杨少衡《新世界》 、程青《湖边》 、周建新《锦西卫》 、贺享雍《天大地大》等。

  尽管从数量上看或许无法与上一个年度内为了“赶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那种井喷式的创作状况相提并论,但细细地打量2019年度的这些长篇小说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的思想艺术品质其实不输于2019年那些暴得大名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很多长篇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内蕴着一种足称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底色。又或者,这一年度内很多长篇小说的引人注目,与某种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在强力支撑,存在着不容轻易剥离的紧密关联。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邓一光那部无论是字数抑或是内蕴品质均真正足称厚重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 。我们都知道,邓一光是一位书写战争的高手,从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 ,到长篇小说《我是太阳》 《我是我的神》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已经给我们奉献出了相当优秀的多部战争小说。但这一次,在沉潜长达十年时间之后,这一部《人,或所有的士兵》 ,不仅仅称得上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备了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对话的中国当代战争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

  作为一部战俘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的主要笔墨毫无疑问地集中在了对这座俘虏营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与表达上。如果说作为一位战士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地致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淑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某种莫须有的生存恐惧感的生成: “在邓一光笔下:郁淑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符合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淑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 ”只要是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以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接下来,是阿来那部业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云中记》 。要想真正地理解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中所讲述的一个人的“安魂”故事,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央金姑娘与中祥巴这两个后来才出场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衬,才能够更好地凸显阿来根本的写作意图。在《云中记》里,在经历了那场地震的大灾难后,又先后重新返回到即将滑坡消失的云中村的,分别是央金姑娘、中祥巴以及小说主人公阿巴。但说到底,不管是央金姑娘也罢,还是中祥巴也罢,他们在云中村的突然出现,全都是因为资本力量的推动,全都是试图借着对苦难的消费而赚取高额利润。与他们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祭师阿巴那毫无一点机心可言的返乡祭祀、安抚亡灵与鬼魂的行动。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回到云中村后,即使是面对着曾经在村里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祥巴一家,尽管曾经有过一丝犹疑,但阿巴最终却依然把他们纳入到了自己祭祀、安抚的范围之内:“人一死,以前的好与不好,都一笔勾销了。 ”说实在话,作为一位并没有多少文化可言的藏族聚居区的普通祭师,阿巴能够超越是非恩怨地安抚并超度祥巴一家人的亡灵,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事实上,无论亡灵与鬼魂的出现与否,都无妨阿巴在云中村认真地履行自己身为祭师的职责。从根本上说,对于阿来的这部《云中记》来说,最重要的核心情节,就是祭师阿巴毅然重返云中村。在时过境迁的十年时间,公众差不多已经把当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遗忘殆尽的时候,阿来却借助于祭师阿巴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而谱写了一曲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 ,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能够明白《十月》杂志的编者何以会如此评价阿来的《云中记》 :“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师,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 ”诚哉斯言,能够把《云中记》这样一部一个人的“安魂曲” ,最终演变为内容意涵特别丰富的多声部合唱,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阿来精神深处那样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

  同样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蒋韵那部旨在书写“文革”特定历史时期一代年轻人精神命运遭际的《你好,安娜》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几个青年的爱恨纠葛皆肇始于对于所谓“毒草”的交换和分享。小说中安娜、素心等人让人嗟叹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样的畸形时代所致。具体来说,构成了小说叙事焦点的核心物事,乃是知青彭的那个可以被看作是文明与思想之象征的笔记本。因为这个笔记本所发生的作用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蒋韵小说所集中讲述的,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不妨被简洁地描述为“一个笔记本所引发的人生悲剧故事” 。首先,是彭趁同行的三美不注意,把自己的笔记本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安娜。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面对着彭的笔记本,“安娜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信赖和托付” 。因为“那不仅是他的秘密,他的隐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 。面对如此一种沉甸甸的信赖与托付,尤其是身边还有那样一个干脆视一切字纸为寇雠的母亲,到底该把笔记本藏在哪里,安娜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安娜决定把笔记本交给与彭亲如兄妹的素心。依照一般的事理逻辑,既然关系亲密如家人,那安娜把笔记本转托给素心,也就应该是一种万无一失的选择。

  按照素心事后的叙述,因为她意识到笔记本的珍贵,所以就总是把它装在一个从不离身的军用帆布书包里。没想到,就在一次晚上加班后独自回家的路上,因为遇到一个抢劫犯,那个军用帆布书包连同里面的笔记本,都一块被抢走了。要知道,那个笔记本满载着禁忌,它的遗失很可能带给彭一场灭顶之灾。这一突发事件顿时让安娜陷入到了自责与绝望的境地之中,在给彭写下一封绝笔信之后,她便服药自杀。安娜之所以会把彭的笔记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一种爱情力量的存在。笔记本的意外被抢夺,不仅让安娜深觉失信于人,更让她愧悔辜负了彭真诚的爱情。究其根本,安娜其实是在以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来为自己无意间的错失赎罪。是的,倘若套用蒋韵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句式,那就是,一种人性层面上的“罪与罚”的沉重命题,就这样,伴随着安娜这样一个美丽少女的香消玉殒,猝不及防地横亘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与人道主义思想观念之间往往有一种内在紧密关联。很多时候,要想真正写出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强力支撑,乃是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可喜之处,正在于突出地表现出作家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立场的具备。行将结束这篇综述文章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广大中国作家的,正是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强力支撑下,在未来的岁月里写出更多具有优秀思想艺术品质的长篇小说佳作来。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授、博导,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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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春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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