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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方式和意义
2020年01月13日 15:09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作者:龚举善 字号
2020年01月13日 15:09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作者:龚举善
关键词:报告文学;现代转型;背景;方式;意义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此期报告文学转型背景和转型方式的考察,探究报告文学文体及其现代转型的现实意义,以期为将来时态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启示。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对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快速反映,虽然呼应着大时代的宏观背景,但上述“歌德”式报告文学似乎还不足以显示该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姿态,因为无论是19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还是19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其根本基调都是歌颂性的。如此说来,倒是新时期以来广义的的反思性报告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更具转型意味,因为它们以反拨的方式有力地推动并牵引着改革事业的负重前行,并以此与过往报告文学两次浪潮的总体基调形成鲜明对比。

关键词:报告文学;现代转型;背景;方式;意义

作者简介:

  摘 要: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阀门的开启,“改革”日渐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意志。受社会改革的牵引力、主体诉求的批判性、艺术表现的自便化等因素的综合规定,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逐渐形成报告理念生态化、文本含量增容化、文体效益立体化三大价值取向。这三大价值取向,决定了此期报告文学的三大转型方式:一是由“审父”到自审的反思方式,二是由聚焦到广角的叙事方式,三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受方式。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总体性现代转型,充分体现了感应生活的先锋功能、“后窗”现象的矫正功能和文学格局的建构功能,并由此彰显了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报告文学;现代转型;背景;方式;意义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项目编号:CSY12046)。

  作者简介: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旋律一路前行,在30余年的进程中与时偕行,以社会促动和自身探索为推力,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体转型,并反过来以特有的文学力量刺激着社会综合改革。本文通过对此期报告文学转型背景和转型方式的考察,探究报告文学文体及其现代转型的现实意义,以期为将来时态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启示。

  一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发生,与社会改革的牵引力、主体诉求的批判性和艺术表现的自便化密切相关。

  首先是社会改革的牵引力。

  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以来,国民似乎一下子从昏睡中集体醒来,发现社会问题不仅复杂沉重,而且异常紧迫。在此背景下,“改革”成为了全社会的集体意志。现在看来,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改革尽管几经波折,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改革意志日渐深入人心,改革的总体方向符合时代潮流。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在前哨性文学——报告文学中有着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客观上以动力形式推动着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自然触及到报告文学这根敏感的文学神经。其中,徐迟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两个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文本堪称改革型报告文学的“启动盘”。以此为契机,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很快抢占报告文学的主阵地。就当时创作实际来看,除“中国潮”报告文学大型征文活动以及中国改革大潮报告文学丛书《历史的使命》外,包括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正泰杯”、“505杯”等奖项在内的评优设奖几乎都以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为主,徐迟、张锲、程树榛、李延国、黄宗英、陈祖芬、何建明、徐剑、李鸣生、赵瑜、蒋巍等报告文学大户更是以礼赞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见长。《励精图治》、《热流》、《希望在人间》、《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刑天舞干戚》、《猛士》、《开拓者》、《省委第一书记》、《突破》、《崛起》、《国运》、《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时代的弄潮儿》、《时代的明白人》、《站起来的农民》、《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中国农民大趋势》、《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分享张鸣岐》、《沂蒙九章》、《无极之路》、《催人复苏的事业》、《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奋进之歌》、《光明行》、《特区行》、《南方大厦》、《东部热土》、《水之东》、《北线风流》、《百战奇路》、《曹妃甸》、《改革所诞生的》、《在这片国土上》、《走出神农架》、《神州大动脉》、《东方哈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木棉花开》、《宝山》、《中国新教育风暴》等诸多作品,就是此期涌现出来的“主旋律”作品。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对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快速反映,虽然呼应着大时代的宏观背景,但上述“歌德”式报告文学似乎还不足以显示该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姿态,因为无论是19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还是19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其根本基调都是歌颂性的。如此说来,倒是新时期以来广义的的反思性报告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更具转型意味,因为它们以反拨的方式有力地推动并牵引着改革事业的负重前行,并以此与过往报告文学两次浪潮的总体基调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本文指涉的“转型”在历时性层面上包含了两重对比:一是“新时期以来”与20世纪上述两个报告文学波峰的对比,二是整个“新时期”前期与后期的对比。

  就深度和难度而言,改革现已进入攻坚阶段,亦即实质上的“不进则退”阶段。有学者把当下中国国家社会模式概括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东欧、南欧、拉美、欧美模式的特有模式,它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教育机会不均、安居资源不公、医患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加剧、腐败黑洞凸显等。因此,“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报告文学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其次是主体诉求的批判性。

  作为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批判性总是与反思性、否定性以及潜蕴其中的建设意愿结伴而行的。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以其鲜明乃至深刻的批判意识健步文坛。可以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精神高度的重新确立和批判功能的渐次恢复。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诉求主要缘于两大要素:一是严峻而显要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客体性约定,二是作家个体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主体性召唤。两者牵手,合力促成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特别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主要生成于报告主体的内在心性,因此,“三俗”趣味过浓或从众心理太强的人难以进入报告文学作家行列,至少写不出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深度的批判性报告文学,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背景激发了一批作家的发愤诉求,并由此激活了一批注目现实生活、正视社会问题、指归美好未来的“拷问性”报告文本,如《命运》、《三门李轶闻》、《中国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联》、《艰难的起飞》、《万家忧乐》、《国殇》、《神圣忧思录》、《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西部的倾诉》、《西部在移民》、《汪洋中的安徽》、《淮河的警告》、《黄河悲歌》、《只有一条长江》、《生存与毁灭》、《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中国农民调查》、《昂贵的选票》、《共和国告急》、《矿难如麻》、《王家岭的诉说》、《没有家园的灵魂》、《一个医生的救赎》、《只有一个孩子》、《世纪之痛》、《老年悲歌》、《中国,车祸之痛》等。或许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总体上有待加强,某些文本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欲说还羞”的遮掩企图,但它们在社会性、现实性、问题性、干预性等层面的显著功能是不容抹杀也无法取代的。

  尽管“批判”一词起初具有批阅判断的中性意味,其中应该包含“好处说好”的歌颂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均不同程度遭遇异化危机的今天,严峻的现实情势使我们不得不格外珍视其“坏处说坏”的否定性内涵。诚然,作出这样的指认可能是痛苦的,甚至会不时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摩擦,但那些浅薄乃至庸俗的广告文学、表扬文学、猎奇文学确实已经、正在并将可能继续侵蚀报告文学的正义品格,并对报告文学的整体形象构成严重损害和致命威胁。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必须警惕1990年代以来部分报告文学作家的“甜蜜化”写作倾向。

  为了有效抵抗“三俗”趣味,防止报告文学的甜蜜化倾向,保持其批判性姿态,重申责任意识、思想深度和宽松环境显然是必要的。责任意识一般包含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担当性两个基本层面,亦即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对社会、生命负责的主人翁意识。环视社会乱象和人生苦难,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理应负起舍我其谁的文学道义。而思想深度或曰精神高度大体包括总体的时代精神和个体的作家境界两个方面。显然,时代精神受制于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集合体的总体限定,它不仅影响作家个体的思想境界,而且反过来被诸多个体亦即社会群体所塑造。纵向观察,我国的现代化步履确实比较匆忙,造成转型过程中难免粗鄙之处。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的建设性担当便显得分外紧迫。

  当然,辩证地看,与问题性相伴而行的批判性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只有问题,也不是说报告文学只能批判不能歌颂。报告文学可以甚至应该触及正面世相、英雄人物,也可以叙写日常事件、平民百姓,但这些事物和人物必须能够把握住主流,必须具有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的典型意义和美学功能,必须尽可能地说明或代表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趋向。理想的境界是,将揭露和颂扬有机结合起来。《哥德巴赫猜想》的表层意义是彰显科技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奉献意识,而深层结构则是揭示文革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境界恰恰体现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勇气与智慧的统一。

  第三是艺术表现的自便化。

  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在创作过程中的自便化运作,既是表现对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下报告文学异质性特征的内在要求。事实上,报告文学这种源自生活、回应时代、归属民众的文体并不需要太多的包装和炒作,恰恰相反,它追求随物赋形,排斥模式化叙事。但我们也得承认,不包装、反炒作并不能和拒认各种必要的艺术手法同日而语。就中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集合体来说,其艺术表现的高度自便化有目共睹,并因此成为此期报告文学转型的重要原因和显著表征。

  对艺术创造和文本呈现而言,具象性的表现手段并不等于整体的文学性,但文学性显然离不开艺术表现方式的具体操作。概而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大体在这样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多向性对话关系的宏观管控;二是现代视听元素的互惠式吸纳;三是各种必要修辞手段的情境化出场。

  与生活实体相比,几乎所有的人际对话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文学文本中的“对话”更是如此。报告文学文本的对话序列与其他虚构性文体有一定的共性,所不同的是,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的“对话”其实多为作家主体的个人性叙述,亦即通常所说的“艺术安排”或深度创造,它所遵循的主要是“想象性叙事逻辑”,只不过作家对于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设计要尽可能设想到不同对象的生活情境和性格特征。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则不然,它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走进现场,贴近对象,按照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情来进行创作,其出发点或生长点既是限定性的又是多向度的,决不能由作家“说了算”。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势必拥有“多面人”的写真功夫,同时还需具备进行多线条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的写作能力。这意味着,在受到现实生活更多限制的情形下,要将报告文学的人物写得血肉丰满、情节安排得杂而不乱、结构组合得自足圆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生活节奏及其总体面貌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快速感、复杂感,广大受众的审美趣味随之改变,一方面希望从报告文学作品中获取尽可能丰富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又渴望阅读之后获得一种总体上的明晰性乃至方向感。这方面,以《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调查》、《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新教育风暴》、《高考报告》、《落泪是金》、《中国知识界大震荡》、《阴阳大裂变》等为代表的全景性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复合式叙事的范例。

  就非虚构性文体伦理而言,报告文学这种追求“透明”效应的文体应尽量慎用婉曲、夸张等隔离性、陌生化修辞手段,以防遮蔽和阻挡文本的意义呈现和读者的明快接受。但问题是,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文体,现代汉语中惯用的诸如比拟、比喻、象征、仿词、对偶、映衬、对比、反复、拈连、顶真、回环、排比、层递、反语、警语、双关、设问、反问等修辞格,都可以甚至应该适时、灵活地运用于创作过程,以期增进作品的审美效力,增强接受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除上述狭义的文学修辞手段外,广义的文化修辞还包含以下几层涵义:由全部人际对话、复述、转述等构成的日常生活修辞;包括改写在内的所有书面化语体修辞;所有文学艺术形态对于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反映修辞。《哥德巴赫猜想》、《红与黑》、《发射将军》等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典范,正是因为运用了广义的文化修辞特别是适当运用了狭义修辞手段的结果。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艺术表现的自便化倾向,有效地打破了既往的文学霸权主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报告文学的写作生产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自便化追求在推进作家个性自觉和文体发展的同时,也鼓励了某些不恰当的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因此,我们一方面尊重并鼓励报告文学作家在表现手法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另一方面也须警惕庸俗的技术至上的功用主义观点。

作者简介

姓名:龚举善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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