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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民族主义与《子夜》的叙述伦理
2019年12月06日 09:21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作者:方维保 字号
2019年12月06日 09:21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作者:方维保
关键词:《子夜》;民族主义;阶级论;叙述伦理

内容摘要:在由构想进入叙述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阶级本质论与民族主义情结相互妥协,形成了多条线索拱卫聚焦核心人物和故事的局面。这种创作主体动荡的叙述立场,在创造了英雄悲剧的同时,也造成了悲剧叙述“虎头蛇尾”的结局。本文主要通过对《子夜》构思成文过程以及文本细节的解析,展示民族主义情怀与文学叙述伦理之间的碰撞协商及其在文本中的呈现,在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文学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的交叉网络中,确认《子夜》的民族主义思想价值和独特的审美贡献。三、“十面埋伏”的围剿叙述吴荪甫作为应和茅盾的民族主义“询唤”而出现的英雄,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核心,并将注定贯穿整个叙述,其命运遭际将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主心骨。

关键词:《子夜》;民族主义;阶级论;叙述伦理

作者简介:

  摘要:《子夜》从最初构思到文本定型经历了一个叙述伦理的嬗变。在由构想进入叙述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阶级本质论与民族主义情结相互妥协,形成了多条线索拱卫聚焦核心人物和故事的局面。《子夜》将核心人物塑造成为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经济强人形象,同时又编织了一座“围猎英雄”的十面埋伏阵,并为核心人物配备了一个能够使其得到淬炼、旗鼓相当的反派对手。这种创作主体动荡的叙述立场,在创造了英雄悲剧的同时,也造成了悲剧叙述“虎头蛇尾”的结局。

  关键词:《子夜》 民族主义 阶级论 叙述伦理

  作者: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芜湖241003)。

  

  在当前的茅盾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比如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学文件”,否定其文学贡献;或者通过断章取义,否定其主人公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身份,进而否定小说的历史文化价值;或者以所谓的“主题先行”为理论依据,否定其文学审美价值,等等。本文主要通过对《子夜》构思成文过程以及文本细节的解析,展示民族主义情怀与文学叙述伦理之间的碰撞协商及其在文本中的呈现,在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文学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的交叉网络中,确认《子夜》的民族主义思想价值和独特的审美贡献。

  一、政治理念与文学伦理的协商

  《子夜》的最初创作意图,有着“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1]后来,在1977年人民文学版《子夜》的“序言”中,茅盾又对自己的写作意图进行了补充:“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爆发为内战……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业也受到阻碍。”“第二,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也濒于破产。”“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罢工浪潮一时高涨。”“第四,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原。”[2]

  我们结合茅盾的“后记”、“序言”和“《子夜》的最初构想、提要以及分章大纲”来看,假如茅盾当年的写作意图完全实现的话,《子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史。而且,如果依照茅盾的创作初衷,那么,他就必须遵守社会科学的研究伦理,也就是中性地记录、理性地分析,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充当历史的秘书”。如此写下来,他的所谓小说必将成为“社会资料的堆积”和“社会历史文件”。

  但是,从构思小说开始,茅盾就放弃了全景式描绘的“野心”,甚至放弃了“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而将他的表现焦点放在他所熟悉的都市里,也就是“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3]而在都市里,他又把焦点放在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上。在“序言”中,他说:“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其事;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因此,前者的“比较真实生动”,后者“差得多了”。[4]茅盾名义上反思的是《子夜》的优缺点,实际上说明了他的兴奋点之所在。

  在《子夜》的“最初构想”中,小说的三个部分——《棉纱》、《证券》、《标金》,都是都市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而都市中的资产阶级怎么写?在“提要”中,他将其分成“两大资产阶级之团体”:“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之团体;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无论是“最初构想”还是“提要”,工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这两大角色,在作者想象的叙述中是平均用力的,而且,作者对他们的道德评价也是等量齐观的。在“最初构想”中,工厂主“虽有野心然而无毅力,又贫儿暴富,骄奢特甚。”这样的性格定位,实际是非常负面的。工业资本家为了转嫁危机残酷压榨工人,“挥霍太甚,不能应付东洋纱厂之竞争”,且与外资暗通款曲,他们在将工厂已经抵押给外国人的情况下,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国货工厂,关系中国人生活,要工人们和衷共济,努力生产,抵抗外国人的经济侵掠”。由此可见,工业资本家没有理想,没有民族气节,道德堕落。而金融资本家较之于工业资本家更坏。在《证券》、《标金》中,“男主人公是乡间放印子钱者,交易所事业投机成功而致富了。他的致富是牺牲了家乡的一些人所得的。”对应后来的正本,这似乎是在介绍赵伯韬。同时,这一段里,暴露了作者对金融资本家之所以心存恶感的原因,——“剩余资本而不做生产事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盈利,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堕落”,造成了“工商业者之倒坏”,因此,“买办阶级化身的金融资本家比起工商业者更为堕落。”同时,无论是工业资本家还是金融资本家都与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提要”中详细列举了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吴荪甫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航商某甲自始即与日本有秘密关系”,“赵伯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人。他是银行买办”,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和本国政府的关系,主要连接点即在公债,“他们用各种方法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又向外国银行借款来做政府的垫款,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代外人扩张经济势力,而又一方面是维持了地方军阀及卖国政府的。”[5]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之下,中国既没有民族工业资本家,也没有民族金融资本家。从“最初构想”和“提要”中,我们并不能看出《〈子夜〉是怎样写成的》的演说中所说的,写了“民族资本家的情况”。[6]

  通过《子夜》的“最初构想”、“提要”以及单行本“后记”和“序言”,我们看到了茅盾最初站在社会科学家立场而产生了叙述30年代中国社会的冲动,但在他努力叙述的过程中,小说的文体期待,使他转变为一个小说家,也使他的《子夜》由最初的社会科学文本,转化为文学文本。他对整个的中国社会现象有着充分的了解,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有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判断,但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人群,必须找到。在这一过程中,他所熟悉的生活,他最有体会的经验,引导着他在叙述中将焦点对准了都市里的资产阶级。茅盾最为熟悉的当然是城市中资产阶级及其“生意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是比较熟悉的,这可以从小说中对工厂区糟糕的生活状态的自然主义叙述中看出来,至于革命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也许不熟悉,但也绝非陌生。真正可能来自于第二手资料的,则是农村暴动的叙述。而对于中原大战、世界经济危机、江西的共产革命的具体情状等,他则可能完全不熟悉(不熟悉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了解)。所以,在《子夜》中,他熟悉的生活内容,得到保留和扩张,形成了后来的两大资本家集团的相互斗法这一主线,都市的资产阶级生活和精神状态成为第一副线,而工人生活和罢工等则成为第二副线,而诸如江西共产革命、中原大战、世界经济危机等,则都是通过侧面透露来表现的。所以,茅盾虽然没有实现他的社会科学家的全景展现中国社会现象的全部意图,但通过文学的形式,力所能及地实现了。这种选择和实现,是作者的社会科学冲动与其社会生活经验、文学家的叙述伦理相互协商的结果。

  但是,《子夜》的叙述伦理及其造成的形式选择,也造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聚焦。文学的叙述伦理,在“五四”以后,渐渐地形成了以个体人物为中心的叙述传统。但是,我们在“最初构想”和“提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两个资本家集团还是工人和地主等,都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的,在整个的故事中,并没有能够引领故事走向的核心人物。这种错杂纷乱的叙述,在他此前《蚀》三部曲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人物众多的纷乱的叙述,其实反映了作家对于整个情节架构把握的羸弱。假如把叙述理解为一种权力结构的话,《幻灭》等小说恰恰是茅盾在《子夜》之前价值倾向多元的表现。而从《子夜》的“分章大纲”中,作家已经渐渐地从众多的人物中,从阶级的群像中,挑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引领叙事。而且,由于他的思想的明晰化,他给予了这几个人物以明确的政治和道德的定位。叙事学认为,“叙述中所发生的变化影响着叙述本身的变化,以及作者分配于其中的角色”。[7]吴荪甫这一人物的出现,让《子夜》脱离了社会科学非虚构生活纪实,而在虚构的意义上,赋予了他的叙述以意识形态的意义。由于叙述和审美的需要,在“最初构想”和“提要”中高度同质化的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形象,必须要给予色彩区分。在这样的过程中,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叙述的好感,逐步聚集于工业资本家,使其在叙述中逐渐正面化,并获得“民族资本(家)”的命名;而金融资本(家)在叙述中,保持了恶感,以及叙述中的负面形象,并获得“买办资本(家)”的命名。于是,在《子夜》的“最初构想”中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正义上的对于所有资本家阶层的批判,在正式文本中,转变为作者的“代理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金融买办资本家之间的战争。这样就形成了后来《子夜》中的“二人转”、“对台戏”。

  二、价值“询唤”与英雄出场

  与“最初构想”和“提要”中所设计的中国资产阶级面对外国资本的入侵一开始就“全面投降”不同,《子夜》中不但赋予了中国资本家以民族主义的“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且,让他们走上前线去做艰苦的抵抗,直到失败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子夜》将“最初构想”中的预先定性,化为了一个叙述的“艰难过程”。

  在《子夜》的叙述中,开端就设计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实业救国”理想。小说中有一个非常次要的,也是备受作者嘲笑的人物唐云山。在吴家的客厅中,他向那些或雄心勃勃或走投无路的工业家们,用政客的教条和迂腐兜售了他的“实业救国”大计划。他听王和甫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惨痛教训:“中国办实业算来也有五六十年了,除了前清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班人的官办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就不少,可是成绩在哪儿呀?还不是为的办理不善,亏本停歇,结局多半跑到洋商手里去了。”接着,他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大纲》的“民生建设”条款,每一项内容都与振兴实业有关,特别是提到了纺织业的振兴。这更切中了吴荪甫等从事纺织工业的资本家的神经。在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业举步维艰,随时都有可能被日资纱厂吞并,或为以英美资本为后台的金融资本所控制,正因如此,唐云山所提出的实业家办银行的设想,——“联合办银行就是实业家大团结的初步”,[8]才具有了民族主义的性质。“实业”与“救国”的关系逻辑,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中建构起来的政商两界的共识。唐云山的设想正与手握大把资金,雄心勃勃并有振兴民族工业理想的吴荪甫等人不谋而合。孙吉人说:“人家办银行,无非吸收存款,做投机事业,地皮,金子,公债,至多对企业做做押款。我们这银行倘使开办起来,一定要把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几项有希望的企业。”当然也包括“调剂目前搁浅的企业”。开办实业,当然有“救国”的民族主义意义,而对于搁浅企业的救济的民族主义意义就更加明确。

  在小说的语境中,民族工业正遭遇着普遍的现实困境。火柴厂破产,纱厂破产,而且是八家一起破产,银行倒闭,当铺关张,工人失业,购买力低迷。究其原因在于“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9]茅盾呈现了民族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外国资本兼并的双重夹击下走向破产的命运。关注民族资本的出路,一直是茅盾民族主义叙述的胜场。在小说《春蚕》中,作者聚焦老通宝的破产过程,他忽视了阶级压迫的黑手,没有追随他的左翼小说同人将农民的破产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而是遥遥指向进口洋纱洋布等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在后来的《故乡杂记》中,作者更是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乡下人“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而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用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啊!”[10]

  有人认为,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中将中国民族工业当时的现状叙述得危机四伏,是其左翼立场使然。也许茅盾所叙述的工商业破产境况,确实比较悲观,但那个时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大批工商业的破产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样危机四伏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呼吁着一个强有力的拯救者。而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一开始就将吴荪甫塑造为“理想化”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出于他自己拯救民族工业、抵御外国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愿望。

  在茅盾的思想中,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论思想,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但在“五卅”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雄踞上风。“五卅”之后,茅盾写出了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及时记录了事件后的种种社会现象。《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中,他因中国工人的被杀戮,并很快被忘记并被涂抹,而“诅咒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11]“五卅事件”显然激起了茅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促使他向民族话语的转变。在纪念“五卅”五周年的时候,殷夫在诗作《血字》中塑造了一个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政治巨人形象,而茅盾则塑造了一个经济巨人。

  茅盾偏爱吴荪甫这个人物,甚至采取中国传统戏剧的脸谱化的手法,意图对其进行全面的赋魅。赋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叙述伦理。吴荪甫被描述为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识”,“魁梧刚毅紫脸多苞”的男人,一个有意志力的雄性气质充盈的硬汉形象。在我看来,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动机,压制了茅盾思想中的阶级意识,促使他将负面的吴荪甫“改写”成了一个“希腊式的悲剧英雄”。但是,希腊式英雄的纯粹的崇高美,却是吴荪甫并不具备的。小说通过林佩瑶的感伤,放逐了吴荪甫的古希腊时代的浪漫骑士的位格。他“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12]但他其实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骑士与王子”,[13]冒险家乐园中的一尊冒险的怪兽。他并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着马基雅弗里式手段的商人。茅盾的民族主义在这里脱离了乌托邦气质,他要把吴荪甫塑造成一个“有用”的商人,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搏杀的有民族情怀的商人,一个有野性和兽性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恐龙,一个身上附着国家主义魅影的政治奥特曼,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骑士和偶像。茅盾运用心理叙述的方法,让主人公自诩为“威严神圣的化身”,“他一向用着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的最好方法。”[14]就是在行将失败之前,还在为“威严破坏到不成样子了”而愤怒,而努力振作。真是很难想象,在“五四”时期被胡适在诗作中推倒的“威权”式人物能够在30年代茅盾的小说中卷土重来。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其身上还神奇地出现了哈姆莱特式气质。他沉浸在阴谋论中,他的每一次行动中,他的每一次貌似果断的决策中,都沾染了“生存还是毁灭”的犹疑和忧郁。

  茅盾在“最初构想”吴荪甫这个人物时,他的鄙视和嘲笑分明了然。但是,在《子夜》的正文本里,他的叙述依然带着讥讽,只不过更多的还是崇拜和惊异。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导致了叙述伦理的倾斜,导致了他对于吴荪甫的道德评价的模糊和暧昧。当然,这也是希腊式悲剧的叙述需要,只有将一个形象推到极致,最后才能在他的失败中收获“彻底”的美感。

  可以说,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破产,外国政治和经济入侵的现实,引导茅盾“改变”了他对于工业资本家出于左翼立场的负面叙述,而将吴荪甫塑造成了民族主义政治理想的化身,一个有着民族抱负的资本家,一个敢于与外国资本进行决战的勇士。那个在“最初构想”中毫无理想而又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负面形象,已然了无踪迹。有研究者拿后来处于困境中的益中公司将工厂顶给日资会社和英资洋行,来指责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身份,[15]其实,这是倒果为因,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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