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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悬浮的生命 ——苏童《河岸》的生存论解读
2019年11月14日 10:08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何锡章 黄洁 字号
关键词:苏童;《河岸》;生存论;革命叙事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河岸》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有关“文革”或“革命”的文学叙事,实质上,在笔者看来,就是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叙事,而重心则是生命存在的叙事。“河”与“岸”在小说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于并列的“命名”下,隐含着“河”与“岸”的相依、对立并寓示着人的不同的命运,寄托着作者对人存在基础和存在状态的象征理解,其所指与人的存在命运的关系相当清晰。库文轩的自我放逐或者自贬为“船民”也就让他的儿子,小说的显性叙述者也是小说主人公库东亮成为了“船民”:“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

关键词:苏童;《河岸》;生存论;革命叙事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河岸》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有关“文革”或“革命”的文学叙事,实质上,在笔者看来,就是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叙事,而重心则是生命存在的叙事。一切都与生命的存在有关,有关“革命”(包括“文革”似的“革命”)的叙事,不过是特定时期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叙事基础,作家在深处真正要表达的,是生命的现实及其可能存在的永恒的思考。“河”与“岸”在小说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于并列的“命名”下,隐含着“河”与“岸”的相依、对立并寓示着人的不同的命运,寄托着作者对人存在基础和存在状态的象征理解,其所指与人的存在命运的关系相当清晰。

  关 键 词:苏童/《河岸》/生存论/革命叙事

  作者简介: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430074;黄洁,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430074

 

  《河岸》的故事并不复杂,其情节线索也不纷繁,但苏童将并不复杂的故事和情节线索,置于传奇和神秘性的元故事之中,使其故事本身具有了迷人的魅力;小说中的人物按照传统文学理论对人物形象的评价标准,也并不“典型”,人物的语言、行为也许多有“不真实”之处,带有鲜明的变形、夸张乃至违背“常态”的种种“不是”。然而,这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也是小说真正成功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奥妙所在。变形扭曲,荒诞异常的时代,专制控制一切的历史时期,这都在“非真实”的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的背后,隐藏着最深刻的真实表现,具有历史和人命运的历史与本质的真实;专制本身就具有神秘性与变态性,在专制制度下,任何人的行为变异和语言乖谬,都能找到真实发生的依据,一切皆有可能,不,一切皆是现实!

  于是,在《河岸》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故事和人物,在阅读的体验里,紧紧抓住读者心灵的是人的命运,是人的生命在特定时期的真实呈现,特别是作者以“河”与“岸”的对比设喻,使生命存在的现实与应有的本质走向,得到了最深刻的揭示。因此,《河岸》的主旨就是书写了特定时代一批人的生命——一批被悬浮的生命,这正是变异社会生命存在状态的本质表现,是那时生命真实的心理揭示。“河”与“岸”两种意象,分别指向的就是生命在不同处境的际遇。在小说里,“河”意象是“岸”意象的映照物,“岸”意象处于中心,是连接小说人物的关节,也是小说所表达的现实生命的归宿和生命存在的终极指向。

  在西方神话中,英雄安泰从脚下的大地获得生命的力量,无往而不胜;一旦双脚被悬空,一切生命的能量便将消失殆尽,成为任人欺凌与宰割的对象;在《圣经》里,上帝用洪水惩罚着地上的生灵,却又用诺亚方舟保留了生命在大地存在的机会和应有的可能权利。其实,在中国神话中,《精卫填海》也具有相同的意义,填海就是创造新的大地,为人的生命扩展生存的土地空间,使人具有在大地生活成长的基础。人类是大地之子,人类从大地获得生命的养料和各种能量,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人类必须在大地上生活,既是人类存在的证明,又是人类天赋的权利。这就是《河岸》要呈现给读者的主题。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类都能按照神的意志让所有的人都能在大地上自由而快乐地生活,享有永不被逐离大地永不被悬浮的生命存在的自然权利;人类中的一些权力者,往往违背自然和生命的常识,任意剥夺另一些生命居住大地的权利,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荒诞闹剧,酿成难以计数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河岸》所揭示的,不过就是这种生命悲剧在中国特定时期所发生的一种。

  《河岸》的背景应当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为沉重的历史时期:“文革”及“文革”后一段时间这一特定阶段。有学者将《河岸》称为书写“文革”的小说,并视之揭示那个时期人的苦难及其命运的具有代表性的叙事,是不错的。但是,这部小说所要呈现的反思性内容远不止“文革”及其相关的情况,显然,《河岸》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有关“文革”或“革命”的文学叙事,实质上,在笔者看来,就是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叙事,而重心则是生命存在的叙事。一切都与生命的存在有关,有关“革命”(包括“文革”似的“革命”)的叙事,不过是特定时期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叙事基础,作家在深处真正要表达的,是生命的现实及其可能存在的永恒的思考。“河”与“岸”在小说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分别深寄着作者对人存在基础和存在状态的象征理解,其所指与人的存在命运的关系相当清晰。

  “河”与水相关,“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生存与水不能须臾相离,然而,“河”为什么不能成为人类的永恒住所,只能是人临时性居住和为住在坚实大地上的人类所用的工具,其因在于“河”并不等于“水”,其“意象”的内涵与“岸”——即土地,大地完全不同。

  “河”,变动不居,始终奔腾向前而不回头,西哲云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即指河的变动性。“岸”作为大地的意象,其内涵是坚实,稳定,生命于此,具有安全感和与土地共命运的不变永恒意识。深入看,“河”并不是不依赖大地而“悬浮”在空中的“天河”,它其实还是依附在大地之上的一种形态,不过,“河”尽管依附着大地,如果人以河为居,其“水”就成为与大地的隔断,从而与脚踏在大地上的人类具有了命运的不同。苏童的“河岸”其实在并列的“命名”下,隐含着“河”与“岸”的相依、对立,并寓示着人的不同命运。“向阳”船队上的居民和库氏父子的被逐岸的命运,与油坊镇上的居民的命运,不正是这不同生存及其命运的对照呈现吗!

  “河岸”对应着两组人,对应着人的两种命运。“河”与“向阳船队”的人结成一组,“岸”则是“油坊镇”上的居民,二者构成了相互映衬的关系,也是两种生命遭遇与存在命运的鲜明对照;描写被剥夺居住岸上的人的天赋权利和做人的尊严,构成了小说批判价值的基础。

  “向阳船队”的人本来“家都在岸上,他们其实都是岸上的人”①,船队共十一条驳船,每船一个家庭,“家家来历不明,历史都不清白。金雀河边的人们对这支船队普遍没有好感,他们认为向阳船队的船民低人一等,好好的人家谁会把家搬到河上去呢?”

  在正常的社会里,船,不过是人类的临时居住所,“岸”才是永远的立足处。可是,在非正常的社会的历史里,一切都有可能颠倒,在政治、阶级、出身、血统论占主导的时期,非政治认可的人群那些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历史不清白的人,出身“黑五类”家庭者,都被视为“另类”,用那时代的流行语说,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向阳船队”人应属于此类,于是他们被放逐,被歧视,乃是那个时代的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库氏父子自然也在劫难逃。库文轩因其“烈士”遗孤的身份受怀疑并接受审查,从权力者和“岸”上的合法居住者,一夜之间,成了“向阳船队”的成员。虽然“他”归类“船民”,似乎是自觉的选择,但这种“自觉选择”,其实是在主流压力下的“自卑”反应;更进一步说,是鲁迅讲的“抉心自食”的一种赎罪方式,其子库东亮便是这样认识父亲选择的:“由于父亲的出身成了悬案,我们也成了来历不明的人,父亲需要赎罪,他带我到向阳船队,也许不是下放,不是贬逐,是被归类了。”这种理解,正是小说家的高明之处,这种政治性的赎罪,揭示的是人性被政治和权力扭曲的实际,文字并不惊心动魄,平静的叙述却直抵人灵魂与历史的深处。

  库文轩的自我放逐或者自贬为“船民”也就让他的儿子,小说的显性叙述者也是小说主人公库东亮成为了“船民”:“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一切似乎顺理成章,非常自然;可是,细品文字,蕴含着的是命运的无可奈何以及那几千年的血统论和株连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历史。

  与船队相对应的是油坊镇上即在岸上的居民。他们要么是权力者阶层,虽位不高,毕竟是权力的附冀和权力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最高权力者控制大地上居民的不可少的工具;或者是成为权力者可以利用的对象如库东亮母亲、慧仙此类人物;或是最直接治理居民的“打手”性质的王小改之辈;或者是真正的顺民,随遇而安的最普通的民众。他们都希望能相对平稳居住在岸上,获得生存在土地上的资格。在这里的很多人的生活里,没有亲情,看不到夫妻之爱,母子之情,人与人之间有着种种隔膜、提防乃至争斗,在残酷的生存面前,一切都是那样决绝。从某种角度讲,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都是苟活。但是,他们有“革命”光环的笼罩,个人能在土地上生存,过着与“船民”有着巨大地位差异的日子。因而,这些人与船民相比,就具有天然的“优越感”。诚如库东亮被逼,回归父亲的船上后所思那样:“脑子里想起农具厂的那条癞皮狗,觉得我还不如那条狗,那狗在岸上还有个窝呢,我却什么也没有。我只能回到河上去,我比狗还低贱一等,只能攀比一条可怜的鱼。”相比之下,在岸上居住的人,有着与船上居民截然不同的处境。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者赋予的权力和组织的力量,行使着对船上居民的管理,而船上居民只能服从,稍有不满,就会受到专政工具的制裁,“船民”们个体在岸上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一切都必须服从“秩序”,默默地忍受,居住岸上者心理上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对比中得到了真正展现。当库东亮用怀疑的口气发出“为什么船队的人要集体行动,镇上的人可以随便行动呢”的质问时,王小改的回答就说明了两种人的不同:“那你也告诉我,为什么别人都住岸上,你们要住在船上住在河上呢?”于是,“高贵”的岸上居民与“低贱”的船民之间,形成两种地位权利壁垒分明的群体,“岸”上人的优越性从潜意识明意识里都在王小改反问的文字里昭然若揭。

  船队的居民,本是天涯沦落人,理应同病相怜,彼此鼓励,自己尊重自己也应彼此尊重。可是,并非如此。在他们的内心中,早已形成了比岸上人低贱的自觉的身份意识;更可怕的,他们相互之间也隐藏着各自能超越对方的可怜的阿Q式的优越感,一旦有矛盾时,这种意识就彻底暴露无遗。这在一场为慧仙去谁家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揭对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夫妻的底细,你们家怎么发配到船队来的?偷宰公社的耕牛腌牛肉吃!”另一个则曝光:“你有什么脸说我们家那点事,你们家的污点才叫大呢,孙喜明睡过你亲妹妹,睡大肚子去打胎,这丑事谁不知道,你爹是恶霸地主,被政府枪毙的!你以为自己是谁?你男人混上个队长,你就是指导员了?我告诉你,这船队十一条船,哪打船都不干净,再怎么瞧不起人,也轮不到我们家垫底。”试想,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说明了什么?说明的不仅仅是人性丑陋面的流露,更说明人性是怎样被扭曲被异化的残酷性,政治上的专制,阶级斗争的恶性蔓延,使人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层面上,取消了人自身的全部尊严。

  船上人如此,“岸”上的人殊途同归,无论是乔丽敏还是慧仙,无论是赵春堂,还是王小改代表的岸上的居民等,虽有比河上船上人的政治、等级、阶级的优越性,然而他们有真的人的尊严吗?他们真是脚下土地的真正主人吗?奴才奴性的劣根性,在他们身上,在政治的特定环境中,不都是以自我放弃人格尊严而成为苟活者的吗?《河岸》小说的深刻,具有人性、生命存在和人命运的穿透力,不正是由这些体现的吗?“河”与“岸”所揭示所蕴含的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现实,不正是在对照的书写中让读者认识到的吗?

  人的生命的尊严和居住“岸”的权利被无情剥夺,并不意味着人内在尊严意识真正消失殆尽,上“岸”的思想也不会在意识里荡然无存。事实上,渴望有尊严的生活,努力探寻着登“岸”的方式,不断渴望回到“岸”上,享受普通人的生活,是《河岸》中船上居民,尤其是库氏父子始终如一的期待。

  库文轩因其烈士遗孤身份受到怀疑和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困扰,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使他丧失了作为权势者和做人的尊严,以其赎罪——向政治赎罪的方式,选择了离“岸”,到了向阳船队。一般看,这应是一种自卑的方式,是自我贬低的委曲式生存选择,是一种不敢直面现实的逃避,甚至是一种怯懦。这种理解不应为错。但如果以同情式理解立场去认识,就会另有诠释。选择离“岸”和自宫,明显带有赎罪的特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至上和“道德纯粹”的年代,离开喧嚣的政治环境,离开可能遭到歧视、嘲讽、千夫所指的“人言可畏”的“岸”上人群,“赎罪”方式虽说不上是“勇敢者”的“崇高”,但却显示了可以相对避免遭遇更多侮辱、维护内在尊严的想法。也许这种尊严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性意义的人的尊严,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面子”在起作用;不过,在那个时代,已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一种“理想”方式,在相对意义上,保持了作为普通人的内在的某些应存的良知。他深感对不起他的烈士“母亲”,也后悔生活作风上的“滥情”,正是从这看,库文轩显得并不那么“可恨”,给人留下的思考是有意味的。

  正是在这种“个体尊严”或者说做人“面子”的支撑下,他拒绝登岸。这种拒绝,并非不想上岸,而是以特有的方式,向“岸”做暂时的告别,寻找一种永远离开现实伤痛之岸的永恒的“岸”。一方面,他一再表示:“这辈子再也不上岸啦”,“一上岸头就晕”,甚至说出“你当我死了,我一辈子不上岸”的决绝之话,用库东亮的话说,“在我父亲的信念里,他随船队沿河漂流,是烈士母亲邓少香的怀抱里漂流,因此他感受到了一种虚幻巨大的安宁”;一方面他魂牵梦系的仍是“岸”,那里有他母亲的英魂居住之所,有他生活成长的土地,老尹与库东亮的对话,就写出了库文轩的真正寄托:“你爹这个人,我一辈子也琢磨不透呀。自己落到这个地步,还年年惦着九月二十七日呢,他一年四季赖在船上,两只脚都踩不上一块土坷垃,怎么祭奠邓少香烈士呢?我说,他没有地,还有水呢,他就在船上祭奠,说是水祭。老尹饶有趣地问我,水祭?水祭是怎么个祭法?我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爹面朝凤凰镇三鞠躬,纸花最后都扔在凤凰镇的码头下。”凤凰镇,不正是联系库文轩与母亲的纽带吗?反之,母亲也就是联系库文轩与凤凰镇的血缘中介,而这一切都与“岸”和土地相联系。最后,库文轩与母亲的纪念碑一道投入河中,也沉入了河底,终于又回到了土地,以悲壮的方式,回到了“岸”,与大地终成一体,回到了与大地一样的永恒。

  库东亮和他父亲则大不一样。他也随同父亲到了船上,可他一直怀疑这种和岸上人不一样的生活。他在船上生活了十三年,“一次永远的放逐”,且“上船容易下船难”,经历了与船上人失去土地的一样的痛苦。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与生命之根土地分离的痛苦?他苦苦地思索:是父亲吗?还是千年的流水?是河边的岸?还是岸上或其他船民?是的,都与这一切相关,但似乎又都不那么直接。最终,他终于意识到“我发现了我生命的奥秘,我,是被自己的影子困在船上了”。

  于是,冲破种种困自己于船上的有形的物与人以及无形的自我之影,成为库东亮努力的根本动力;回到岸上也就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现实目标。

  还在他少不更事的时候,以其少年爱好自由的天性,就向往着岸上的人活动的相对自由:“对于活泼,我有一点兴趣,可是谁都知道,活泼是要具备条件的,无论是打乒乓球还是滚铁箍,要活泼至少要在岸上,我在船上,让我怎么活泼呢?”

  离开土地的生命,相对拥有的年少时的活泼与自由就这样随水而去,最令人担忧的是,他身体形态与精神也在这种环境中发生了变异,在岸上自由行走了十三年的脚变成了“外八字脚”,同时,他还意识到似乎得了“外八字大脑综合征”。这种种变异,都是被逐放到河上的后果。其实,这种身体和精神的某些变异,是长期生活在河上和曾经在岸上生活的双重影响的综合表现。库东亮清楚:“连傻子都清楚河流与土地的区别,我的外八字大脑却把河流与土地混为一谈,它向我的双脚发出小心谨慎的指令,小心小心,双脚用力,踩稳土地,提防土地摇晃,提防土地波动,提防暗流,提防漩涡。我听从了那道指令,小心地在岸上走,依稀看见我头部的阴影里,有一个神秘的外八字闪闪发亮,从此以后,岸上的每一条道路,不是我的左舷板,就是我的右舷板,我要小心地走,以此以后,油坊镇就是一片伪装的水面,我要小心,我要格外小心地走。”此时的库东亮,意识到了,他今天的状态,是受父亲影响的结果,是“岸”拒绝父亲后形成的一种连带。

  库东亮并不甘心就这样生活下去,在他心中,“岸”上是他始终不一要去的目的地;“我的世界,只剩下半个了,岸上到处莺歌燕舞,流水潺潺,流水烦死我了。”他意识到:“河上的父亲未老先衰,岸上的老汉看上去却返老还童了,岸上就是比水上好。岸上的老汉们很好,他们的儿子也很好。我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如果所有人的血缘都容许更改,那该多么有趣啊!如果我不是库文轩的儿子,如果那老铁匠是我父亲,如果那掏耳屎的老头是我父亲,我会成为五癞子和小陈那样的人吗?如果我是五癞子我是小陈,好不好呢?我站在那里思考了很久,被自己的心声吓了一跳,我竟然在羡慕五癞子那混账东西,我竟然向往着和理发师小陈调换身份,我的答案竟然是,很好!”对库东亮而言,这些意识也许是非自觉的,并不是他对社会有着明确认识,也不是他在理性上获得人应当享有在岸上生活的自然权利的表现,而是一种与土地和岸不可分割的本能,是人宿命式的结论。然而正是这种本能,才证明了作家的深刻,证明了时代的荒谬,证明了人的自然赋予的生存在土地上权利的必然。

  然而,库东亮没能真正回到岸上,他的梦想,他对岸的羡慕、流连及其那里牵挂着他生命的种种,都化成了他另一个“命名”:“空屁”。一纸“即日起禁止向阳船队船民库东亮上岸活动”的六号通告,彻底轰毁了他登岸的希望,大地之门仍未敞开,他依然是那个在历史长河中被悬浮的生命……

  ①本文所援引文皆来自《河岸》,苏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文不再标识。

作者简介

姓名:何锡章 黄洁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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