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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重奏 ——陈毅达小说《海边春秋》的政治话语分析
2019年08月06日 14:54 来源:《长江学术》 作者:吴子林 字号
关键词:《海边春秋》;叙事;政治;话语分析

内容摘要:其中,“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小说里的“政治”已然由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小说里的“政治”已然由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4]。在小说里,一方面,宏观政治影响、制约着微观政治,另一方面,微观政治的作用又不可小觑,对微观政治的关注又有助于对宏观政治的推进。正是刘书雷、张正海等人充分认识到大依公的老人会、“海上蓝影”等微观政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意义,而在微观政治对日常工作、生活的发声中主动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收拢了近乎散乱的人心,并把所有能量累积起来形成合力,最终克服了微观政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海边春秋》;叙事;政治;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海边春秋》是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但不是以往那种图解方针政策的作品;其中,“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小说里的“政治”已然由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小说的创作成功跳出了以往小说叙事与历史理性的权力结构同构、沦为权力意志之载体的窠臼,生动展示了新时代创业的艰辛,预示了新时代创业的远大前程。

  关键词:《海边春秋》;叙事;政治;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吴子林(1969—),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现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及巴赫金研究会秘书长、叙事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

 

  作为人类确认自身和表现自身的基本方式,叙事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詹姆逊将叙事定义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1],把叙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或想象性解决,认为所有叙事都含有政治无意识,即都隐含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

  我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包括文人都有经世报国的情怀,这是文学与政治建立关系的文化基础。理想的政治应蕴含对真理的追求和创造性变革社会的奋斗,其最终指向应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近年来,理论界、创作界一再重申文学的政治维度,彰显的是一种现实关怀,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和民族的责任。这是对于沉溺“灯红酒绿的文化放纵”[2]的抵制,对于一味追求语言迷宫和感觉狂欢之审美感性的纠偏和补充,表明了人们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热情的提升。

  陈毅达的新作《海边春秋》(百花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版)选取了一个比较敏感的现实生活题材——村落的“搬迁”,小说以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岚岛综合试验区建设开发为背景,讲述了走出书斋到岚岛挂职的文学博士刘书雷,在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工作之间来回穿梭,最终破解困局的故事,生动展示了我党领导下新时代创业的艰辛,同时也预示了新时代创业的远大前程。这是一部政治色彩较为浓厚的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编者威廉·范·俄康纳在该书序言里说,一个小说家“能帮助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是这样知道的;使我们发现一些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有密切关联”;一个小说家应当找到隐藏在动作里的主题,使这些主题成为活的东西,像一股强烈的电流,“他不应当预先知道他的题材的意义。他表现等待故事开展,逐渐发现他的主题。如果这本书写完以后,主题极清晰地出现,那么作者大概是隐匿了一些证据,写出来的是一套教训或是宣传品”[3]。

  陈毅达是精通小说这门手艺的,其《海边春秋》不是以往那种简单图解方针政策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因为小说的政治化不是以一种外部的力量来干预文学,不是以一种明确的目的理性来代替真正的生活,而是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觉和精神世界的方式,通过审美与政治的融合来实现的。因此,《海边春秋》成功跳出了以往小说叙事与历史理性的权力结构同构,沦为权力意志之载体的窠臼。

  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说得好,“一本书中的人物是由一连串言辞构成的”。我注意到,《海边春秋》在以报告文学式的手法写作,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时,特意省略了人物对话时常用的引号,使小说叙述的语言与人物的话语重合为一,视角随叙述方便,在叙述者和各个人物之间自由切换。这样,人物的话语便不是在“转译”一种已然形成的思想,而是在言说中探索性地思想,并在行动中实现这种思想。思想在语言行动中诞生,而不是思想决定了将要说出和写下的话语。我们在倾听人物话语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从人物话语中获取的东西比放入其中的还要多。通过展示人物之间事件的发生、人物的抉择,小说带引我们去经历、去体验、去思考,深切感知问题的核心所在。由此,小说的写作超越了报告文学式的指意活动,成为一种对于现状甚至未来的勘察与图绘;其间的政治因素寄寓在作品的理想人物(如援岚干部刘书雷、村支书张正海等人)身上,也隐藏于曲折的故事情节乃至小说结尾之中,传达出了政治的意味。

  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还因为其中“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小说里的“政治”已然由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4]。

  首先,小说里的政治已不限于阶级斗争或党派政治,而是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人民政治。岚岛是闽省第一大岛,邻近台湾,是两岸融亲的摇篮;邻近港澳,是中国大陆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窗口之一。从任榕城市委书记起,总书记先后21次登岛访贫问苦,始终把岚岛的建设发展和岛上群众的生活疾苦放在心上。2009年被中央确定为闽台合作和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2011年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2014年总书记专门到岚岛深入考察,提出“一岛两窗三区”的发展战略,做了关于岚岛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和国际旅游岛的重要指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岚岛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省委、省政府为此出台了很多具体举措,还分批次抽调不少年富力强的业务干部入岛援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刘书雷是闽省引进的人才,在省文联工作不到一年被派往援岚,在援岚办工作两个多月,又被派往进驻蓝港村,协助解决其整体搬迁的难题。蓝港村在岚岛属于发展滞后的村子,由于缺乏竞争力,这渔村的大部分劳动力从远洋航运、对台贸易转向到岛外各地做生意或务工,留下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跨国机构兰波国际原来与岚岛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计划将蓝港村整体搬迁、清空重建,村民则由兰波国际负责统一安置,没想到全体村民强烈抵触反对,还差点酿成群体性事件。问题如果不解决,兰波国际可能撤出项目,有损岚岛的建设形象。此前,李副省长就此讲了三点处理意见:一要摸清民情,正确对待村民诉求;二要务实唯实,找到具体解决办法;三要力求双赢,注重大局和民心影响。刘书雷的主要任务就是再做最后一次调研,就整体搬迁一事认真听民声、察民意,并提出最终解决的对策和建议。刘书雷到了蓝港村后,通过各种工作渠道和走访交往,深切领会了中央一再强调的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底线的精神;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的最佳境界是各方全赢,一个都不能少,决不能让民利、民意、民心做牺牲。关键时刻,岚岛综合实验区党工委金子铭书记和管委会赵子才主任批示了重要工作意见。赵主任的批示写道:“……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办好事、实事的一个项目,却引起了蓝港村村民不约而同地反对?是好事没办好,还是实事没做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前期的工作有没有真正往实处做?在大处有没有真正为村民着想?在小处有没有真正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金书记的批示同样强调必须有真正求实求真的态度和精神,必须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有效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真正落实中央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宗旨,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头,让岚岛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共享改革红利和分享开放成果。刘书雷和张正海瞬间意识到,这两个重要批示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重大转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赢得村民们的大力支持,最后建议实验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成功地调整规划,将蓝港村由整体搬迁、清空重建改为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利用、发掘海洋旅游中更为重要的人文底蕴,走上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兰波国际公司最终也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不再坚持原来的协议,同意重新商谈旅游开发协议,因为正如其董事长所言:每一个正规的公司,不能不对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

  《海边春秋》生动反映的“人民政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主流话语,它所追求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真实利益,是绝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它既强调对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又极其重视个体的具体性和差异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5]在小说《海边春秋》里,抽象的群体意识转化为对具体多样的个人生存(如虾米、曾小海、蔡橹子、元海依公、海妹、林晓阳、大依公、陈海明、林定海、蔡思蓝、台商胡老板、台湾艺人余望雨、兰波国际首席温淼淼……)的关切,写得贴心贴肺。

  其次,由国家体制、国际交往和社会变革等层面的宏观政治到日常现实生活与个体生命层面的微观政治。在小说里,一方面,宏观政治影响、制约着微观政治,另一方面,微观政治的作用又不可小觑,对微观政治的关注又有助于对宏观政治的推进。

  刘书雷从张正海那里得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岚岛渔村里出现了老人会,村子里很多重大的事都要经过他们的认可;家里族里有什么纷争,都要找老人会来仲裁,裁定的结果比法院判的还管用。老人会在村子里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近些年,村两委力量得到加强,村民法治意识明显增强,老人会人数越来越少,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有的就是作为风俗留存,变成一种敬老的象征。大依公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讨海能手,当过乡里的民兵营长,也当过蓝港村的村支书,后来是村里老人会的会长,原先在村里一言九鼎。时过境迁,现在虽在年轻人面前远不如过去,大依公在村里仍然威信很高。搬迁工作组两次进村,村里唯一没有正式表明态度的就是大依公。第一任工作组组长几次去拜访大依公都吃了闭门羹,第二任工作组组长带了镇里、村里的干部一同去,见了面老人一言不发,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刘书雷灵机一动,以到大依公家吃饭为由专程拜访老人:根据村里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去谁家吃饭,他家都不能拒绝。刘书雷带上自己家乡产的四评“福茅”,买了些五香花生米、牛肉干、鱼松和肉松,跟张正海一起登门拜访,终于见到了大依公和他的孙女海妹。交谈中,大依公希望刘书雷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想法子解决村子目前的困境,就像明朝这里的书生林杨给朝廷上《奏蠲虚税疏》一样,刘书雷立马答应并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大依公邀请刘书雷、张正海一起到家里吃午饭。大依公敞开心扉,让刘书雷真正明白了蓝港村村民的心愿:“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又不是不能住了,活不下去了,一定非搬不可。要建设得更好,我们真感激不尽呢。干吗不让村里人继续住下去?”大依公的一席话更是让刘书雷心里震动不已:“我只想告诉你们,这地上是有魂的,我们的人最后都要离开,但魂会丢在这里,你说搬走了我们怎么会过得自在,过得好!”可以说,正是从大依公这里,刘书雷才真正打开了工作局面,开始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岚岛建设的出发点、目标与蓝港村村民的愿望、目标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立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其实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或完全背离了最初愿望和目的的现状来呢?如果不是村民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边的问题了!可以说,大依公及其老人会对于村子搬迁的看法,构成了蓝港村不容忽视的“微观政治”。后来的事实表明,刘书雷得到了大依公及其老人会的认可与支持,也就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很多棘手的工作难题都一一化解了。

作者简介

姓名:吴子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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