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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
2019年05月24日 14:38 来源:《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作者:李宗刚 字号
所属学科:文学关键词:孙犁;莫言;荷花淀;高密东北乡;民间音乐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当还是文学新人的莫言走上创作之路时,他的小说便得到了孙犁的赏识。孙犁对莫言的认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莫言对社会“小人物”生存状态的边缘书写,促成了孙犁对异质文学的认同。二在莫言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文学新人时,孙犁以其独立的文学立场和审美眼光发现了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独特文学价值,并对其进行了专门评述,成为莫言小说独到文学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阐释者,这与那种跟风式的文学评论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莫言没有突出孙犁的文学家影像似乎透露出他们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追求已经渐行渐远,似乎意味着中国文学在新时期已经有了迥然区别于孙犁的文学品格。反过来看,莫言对孙犁鲜有提及是因为他已经走出了孙犁的文学疆域——莫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也许是一个让孙犁感到难以理喻的文学王国。

关键词:孙犁;莫言;荷花淀;高密东北乡;民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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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当还是文学新人的莫言走上创作之路时,他的小说便得到了孙犁的赏识。孙犁对莫言的认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莫言对社会“小人物”生存状态的边缘书写,促成了孙犁对异质文学的认同;莫言对农村题材的诗意书写,拨动了孙犁蛰伏已久的情感之弦;莫言对文学阴柔之美的追求,激活了孙犁既有的阴柔之美的审美趣味。孙犁后来很少论及莫言的文学创作;同样,莫言对孙犁也鲜有评说。莫言对孙犁的认同,主要基于其“大儒”和“大隐”等影像。随着莫言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他开始建构起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王国。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际更替,或可以说也就在这种历史嬗变中悄然展开。

  关键词:孙犁;莫言;荷花淀;高密东北乡;民间音乐

 

  孙犁与莫言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孙犁早在战争年代便已获得文学盛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相继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小说;改革开放后,他尽管不再着力于小说创作,但却继续关注当代文坛,尤其关注文学新人的文学创作。当文学新人莫言刚走上创作之路时,他的小说便得到了孙犁的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对莫言的早期创作予以关注之后,便很少再论及莫言的文学创作;同样,莫言对孙犁也鲜有评说。实际上,孙犁与莫言之间的交往犹如两颗彗星,在最初的交汇过后,便转瞬即逝,除了给我们留下简短的几行文字之外,几乎已被淹没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那么,孙犁与莫言何以会从认同走向疏离?在其认同与疏离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又有什么启示?

  一

  在通向文学圣殿的道路上,作家的起步阶段至关重要。在此阶段,对莫言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蛰居天津的现代作家孙犁。在莫言的小说尚未在文坛上引起反响的时候,孙犁在读到《民间音乐》后充分肯定了莫言小说的文学价值。这极大地提升了莫言及其作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莫言走上更为广阔的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1年对莫言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年,他的文学创作终于迎来转机,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历经艰辛,终于在第5期《莲池》杂志发表。1982年,莫言在《莲池》第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丑兵》,在第5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1983年,莫言在《莲池》第2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售棉大路》(该小说被 《小说月报》转载),在第5期上又发表了短篇小说《民间音乐》。

  作为一个当时的文学新人,莫言发表的作品数量屈指可数。我们无法断定孙犁在阅读《民间音乐》之前是否已经关注到莫言的其他创作。《莲池》杂志社作为河北保定的地方性杂志,其赠阅的读者应该包括孙犁。因为当时孙犁身居天津,而且从事《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且具有很大的文学影响力,《莲池》编辑部把期刊赠送孙犁乃属常理之事。否则,孙犁很难读到《民间音乐》这一短篇小说,因为这篇小说并没有像《售棉大路》那样获得《小说月报》等文学选刊转载的机会而引起文坛关注。由此推断,孙犁也有可能阅读过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但莫言这篇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情感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孙犁的特别关注。1984年,莫言的《民间音乐》刊出后,孙犁才在其随笔中对该小说进行了评说:“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1]作为身居天津的资深作家,孙犁在京津冀的文坛上拥有较高的声誉。一方面,孙犁的小说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逐渐形成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另一方面,因孙犁掌握着《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和发稿权,且具有资深的革命经历,所以,孙犁在文坛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孙犁的评论对莫言其人其文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孙犁对莫言小说《民间音乐》的评论大约写于1984年3月。在此期间,孙犁以《读小说札记》为题评述了数位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坛上的一些现象。在该组札记中,孙犁从8个方面对作家作品及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评述。第一篇就莫言的《民间音乐》展开评述。第二篇是就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的评述。第三篇是对当时文坛评奖现象的评说。第四篇是对关鸿的《哦,神奇的指挥棒》的评述。第五篇是对汪曾祺的《故里三陈》的评述。第六篇是对古华的《“九十九堆”礼俗》、李杭育的《沙灶遗风》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所作的评述。第七篇评述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第八篇对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作了评述。在结尾处,孙犁特别标示出了本组札记为“1984年4月14日写讫”。

  在《读小说札记》中,孙犁为什么会把莫言的小说放在首位进行评述?这是否意味着孙犁对莫言特别青睐呢?孙犁在札记结尾处标示时间时,用了“写讫”一词,这意味着这组札记的写作是时断时续写就的,因而或许是随着阅读的时间先后排序的,孙犁评述的当年度刊出的几篇小说便在《民间音乐》之后。但是,孙犁评述的第五篇同样是在“去年”,却又排在了后面,这说明了孙犁的《读小说札记》是根据“读”的时间先后排序的,可见,这并不意味着孙犁在此时就已经洞见了莫言的文学创作真的比后面所要评说的几个作家高到哪里去。

  在评述小说《民间音乐》时,尽管孙犁没有刻意凸显莫言小说的超人之处,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组评述之于莫言文学创作及其人生道路的作用及意义。当时,莫言的文学创作才刚开始起步。在孙犁同时评述的几个作家中,就当时的文坛地位而言,莫言显然无法和汪曾祺、张贤亮等已经成名的作家相提并论,甚至也无法与同龄作家李杭育、铁凝等并驾齐驱。但是,当莫言的短篇小说被孙犁置于同一个文本中进行评述时,便意味着被评述者似乎在伯仲之间了。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已经迎来了春天,其重要标志便是文学期刊或复刊、或创刊,这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缘于文学期刊主办单位的不同,文学期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最显著的是级别较低的文学期刊影响力较低。如果没有《小说月报》等影响力较大的文学选刊选载、没有参与全国性的小说评奖,以及如果没有得到知名的文学评论家的举荐,那些刊发在一般文学期刊上的小说便很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值得欣慰的是,在《莲池》这个地方文学期刊上刊发了5篇小说之后,莫言便如破土而出的幼苗,相继获得了“春雨”的滋润和“民间”的沃土。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短篇小说《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转载,这恰似久旱的“春苗”获得了“春雨”的滋润;二是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获得了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老作家孙犁的赞许,这犹如“春苗”终于植根于“沃土”。然而,让人稍感遗憾的是,莫言的小说虽被《小说月报》转载,但并没有马上产生较大反响,这恰似“春雨”的滋润需要一个“细无声”的过程;不过,《读小说札记》借助孙犁的文学盛名以及《天津日报》这一更为大众化的传播平台,而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莫言自然也借助这一平台为更多的读者所知晓。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莫言要敲开对其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命运大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获得了当时文学系主任徐怀中的青睐。《民间音乐》能够得到徐怀中的青睐,究竟是因为这一作品本身,还是因为孙犁的那篇评述,亦或是莫言的另一篇小说《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转载,或是以上诸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有关回忆性的文字中可以发现,在文学系新生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徐怀中看重的还是莫言短篇小说《民间音乐》获得孙犁赏识这一事实。他在谈及生源之雄厚时说:“一一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文坛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缥缈’。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2]由此可以看出,孙犁对莫言及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褒扬所产生的作用,远比莫言获得《小说月报》转载的短篇小说《售棉大路》所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至于徐怀中一定要“投他一票”是缘于孙犁对莫言的赏识引发了自己的共鸣,还是徐怀中在没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下自主得出的结论,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从徐怀中在全系会议上特别提及孙犁评价这一事情来看,孙犁的赏识对徐怀中的认同无疑起到了强化作用。这种认同,对莫言的文学主体性的确立及其文学创作来说,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孙犁与莫言的交集如彗星一样,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一闪即过。据考察,当莫言开始真正走上文坛并逐渐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孙犁对莫言的作品却鲜有评述。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创作出《红高粱》引起广泛影响的小说,孙犁对此不会不知晓;在90年代,莫言创作出《丰乳肥臀》等一系列具有较大社会争议的长篇小说,孙犁对此也应该有所耳闻。但是,此后的孙犁犹如隐居在世外的修炼者,对这一系列曾经引起文坛波澜的文学事件保持了一种沉默的态度,对莫言其人其文保持了疏离的文化姿态。这说明,孙犁与莫言在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上显然已经相去甚远。具体来说,孙犁对莫言《红高粱》以及之后的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思想及其激情可能并不是非常认同。这也许与孙犁的性格和文学理念有关。孙犁作为一个性情淡泊的作家,对莫言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中的“鱼龙混杂”现象恐怕难以接受。他们之间的“代际文化”差异日渐明显。莫言依循《红高粱》所开创的创作道路越走越远。作为对文学新人呵护有加的老作家孙犁,尽管并不见得会认同莫言的文学道路,但他也不会以文学前辈的身份来规训莫言的文学探索之路。与那些动辄以自己的文学理念来规训莫言的批评家和文学家相比,这一点恰是孙犁值得我们敬重之处。而且,孙犁注重对文学新人在其起步阶段予以提携和培育,这恰如他自我表述的那样,作为一名文学家和文学编辑,他犹如苗圃的修剪者和浇灌者,当这些在苗圃里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长大成树”之后,他作为苗圃园丁的使命便已经完成了。至于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大树,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对其所作的褒奖或贬损,已经难以引起性格恬淡的孙犁之兴趣了。

作者简介

姓名:李宗刚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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