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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反作用辨析
2018年01月04日 08:35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李宗刚 字号
关键词:教育体制;中国;大学;政体;文学创作;沈从文;白话文;民主;共和;推崇

内容摘要: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具体来说,这种正方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方向起到了奠基作用,它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二是民国教育体制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提供了赖以从事文学创作的栖身之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良性生产提供了条件。对于这些寄身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各级学校中的教师,要还原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就要把他们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中,还原他们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场域,才能较好地阐释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教育体制;中国;大学;政体;文学创作;沈从文;白话文;民主;共和;推崇

作者简介:

  摘要: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具体来说,这种正方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方向起到了奠基作用,它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二是民国教育体制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提供了赖以从事文学创作的栖身之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良性生产提供了条件;三是民国教育体制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反方向来看,民国教育体制又规范和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企及的高度。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看到其积极的方面,又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扩大或遮蔽这种作用都是片面和错误的。

  关键词:民国教育体制;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教育;西南联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项目编号:10BZW104)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6BZWJ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无作用?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与民国教育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结论有着大量的事例作支撑。只不过在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没有特别凸显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仅仅满足于就教育谈教育,就文学谈文学,而没有从教育的视点来审视和阐释文学。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情形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逐渐有所改变。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已经引起有关学者重视,并有许多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带着有色眼镜来研究民国教育尤其民国的文学教育,以至于到了“言必称民国”的地步,似乎民国便是中国理想国中的典范;与此相反,有些学者拒绝从民国教育体制的维度透视中国现代文学,认为肯定了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便等于否定了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

  一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如果没有民国教育体制,我们不但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发生和确立的,而且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从孕育到发展壮大,自然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支持。共和政体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观念的引导”和“体制的保障”。这就是说,所谓的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并没有超越政治革命的基本诉求,而是全部建立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基石之上。与共和政体相对应的是,共和精神成为争言的话题。“何谓共和精神?共和乃是与专制相对的政体形式,它奠基于某种程度的平等原则之上,所以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和形式。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充分揭示的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信条上。理性与人权将欧洲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相信自己,相信科学:自由、平等、博爱则成为民主共和政治最动听也最诱人的自我推销的广告词。因而,所谓共和精神,不外相信理性,尊重人权,讲究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用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可表述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1]然而,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共和政体、共和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并未引起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其实,“辛亥革命”不仅赶跑了皇帝,而且把专制制度一同驱逐出去了,尽管历史的发展还会有反复,但专制制度要想获得人们的再度顶礼膜拜,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从此以后,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想穿龙袍、当皇帝,没有不遭到彻底失败的。”[2]“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放眼未来共和政体建设需要,极为重视社会教育。他们认为社会教育之于动员广大青年参加革命作用重大。为此,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增设社会教育司,并通电各省督都筹办社会教育:“惟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讲。”“至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3]共和政体确立后,教育即被纳入政治目标的诉求中。如黄兴在1912年11月8日出席湖南学界召开的欢迎会上,就积极鼓励发展湖南的教育,他说:“造成民国者为教育,建设民国者亦为教育。不受教育,于个人尚难自立,况一国乎! 20世纪之文明,为物质的,非有完全科学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同月15日,在湘潭各界欢迎会上,黄兴更加明确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今日最大事件,即为教育、实业两项。”[4]从理论上说,民国政体的确立,既是通过暴力的革命斗争实现的,也是通过温和的思想改良实现的,二者相互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交互作用。对晚清政府来说,面对诸多的社会危机,其要实现自我统治的长久性和有序性,就要变革来适应已经变化发展了的现实。但是,这样的改革自然不是一种自我革命,而是以政治统治为中心的制度改良。这就使得任何形式的改良,都以保全既有体制为前提,任何推翻既有体制的改良,在晚清政府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容忍的。即便是这样的改良,也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像光绪皇帝主导下的“戊戌变法”,最终还是因为触动慈禧太后的利益而失败了。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晚清政府要保全既有体制时,革命便成为另一部分人的选择。二者纠结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此历史情境下,晚清皇帝在袁世凯等人的要挟下退位,民国政体得到了确立。我们可以想见,通过如此方式确立起来的民国政体,必然是混合型的政体——从形式上来看,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已经建立了起来;但是从内容上来看,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并不是都掌握在具有现代思想的革命者手中,其中还有不少权力掌握在晚清政府“老把总”手中。民国教育体制在理论上是和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相对接的,而在实际上,它又承接了晚清教育体制的很多内容,只不过在名称上稍稍作了更改。这种情形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及至“五四”新文化兴起之时,民国教育逐渐向现代教育过渡,甚至在1922年还专门向学校发布规定,废除了文言文的合法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给予白话文合法地位,学校的国文课都以白话文为主,国文课中的写作也以语体文为主。这就从根本上改写了既有的教育版图,使民国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态势。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认同和推崇的是“民主”“共和”的政体,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民主”诉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试想,在专制政体下,民主是和专制相对抗的一个概念范畴,二者之间没有兼容性。只要是搞民主,就没有了专制的立足之点;如果有专制,就没有民主的立足之本。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下,宪法赋予了公民极大的权力,比如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这正是晚清专制社会所不具备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民主的观念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概念,更是国家宪法的核心概念。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能够发生和发展,正是由民国政体所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历史脉络应该是“没有民国,何来五四”,而不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5]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作为保障,就不可能颠覆被晚清政府奉为圭臬的三纲五常等伦理法则,自然就不会有个性张扬与个性解放;如果没有结社的自由,以《新青年》为纽带的《新青年》同人,就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准社团组织的新文化阵营;如果没有出版的自由,自然就没有《新青年》《新潮》等现代期刊的横空出世,新文化也就没有了直接的物质载体。这种情形,如果以“戊戌变法”前后来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之前,以初步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公车上书”,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自由,更没有出版的自由。晚清政府对“康梁逆党”采取的镇压政策,正是从社会体制上堵死了知识分子通向现代文化的道路。但是,民国体制的确立,则从国家体制上确保了民主、共和等观念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尽管在实施民主、共和的道路上确实有很多曲折,但从政府的层面来说,毕竟已经无法否认民主这一核心理念的合理性了。“五四”文学在弘扬民主这一诉求上,正是对中华民国政体的回应,是在文化上为中华民国政体的确立扫清了障碍。这样的同质同构特点,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是对“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政体之文化认同的文学表现。即便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也没有从法理上对中华民国确立的民主、科学等诉求予以全盘否定;蒋介石“独裁”下的国民党,也没有从党章上全面否定民主与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性。

  在民国威权处于失落的状态下,人逐渐地获得了张扬自我主体性的机缘。人的主体性的凸显,使民国在社会秩序重构过程中充满了无限生机。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外在形态看来,显得乱象丛生,但究其实质而言,既有秩序尤其是既有专制秩序的消解,恰好成为新秩序重构的肇端。实际上,备受后人诟病的袁世凯,也参与了推翻晚清王朝的历史进程,只不过他没有顺承时代的要求,反而要逆民主时代潮流而动,才落得个最终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其实,我们且不说袁世凯本人如何,单就那些追随袁世凯的“奴才”而言,他们也并非心甘情愿地在袁世凯面前称臣,而是各藏心机,甚至在最后关键时刻背叛了袁世凯的帝制路线。这种人心向背恰好代表了大多数的国民对政治民主的精神诉求,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崩溃后,重新使中华民国回归民主、共和的基石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些曾经跟随袁世凯的部下,甚至还循着民主、共和的路线,发生了所谓的府院之争,这种走马灯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番表演,正是威权失落之后的社会表现形式。显然,这种社会政治态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人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异军突起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正是群雄逐鹿的自然结果。

  由此看来,正是随着民国政体的确立,才使得民主、共和等现代思想获得了合法地位。与此相关联,民国教育体制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科学等现代价值的确认和推崇,也就相应地使其获得了民国政体的保护。在此基点上展开的文学教育,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形式、语言等诸多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方向起到了奠基作用,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

作者简介

姓名:李宗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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