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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赎到飞升 ——论萧红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
2015年04月17日 10:35 来源:《江淮论坛》(合肥)2014年第20146期 作者:崔璨/陈国恩 字号

内容摘要:在左翼作家中,萧红是个另类的存在。她的创作在现象与成就上均与一般左翼文学呈现出程度上的契合与疏离,她偏向私人化、体验性的笔触与视角展现出迥异于左翼文学的独特风貌,也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学品格。本文从萧红的身世经历与文学生涯两条路径出发,提出了萧红创作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分析了她与左翼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产生根本分歧的原因与表现。萧红对于左翼的疏离,是一个独立作家对于话语程式的突破,更是一种人生向度上的突围;她的创作,由于怀着绝望处的悲悯,由于突破了单一话语的束缚,达到了对于人生世界进行无差别审美与同情的“飞升”境界。

关键词:萧红;创作;写作;左翼文学;体验;人生;生死;左翼作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全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左翼作家中,萧红是个另类的存在。她的创作在现象与成就上均与一般左翼文学呈现出程度上的契合与疏离,她偏向私人化、体验性的笔触与视角展现出迥异于左翼文学的独特风貌,也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学品格。本文从萧红的身世经历与文学生涯两条路径出发,提出了萧红创作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分析了她与左翼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产生根本分歧的原因与表现。萧红对于左翼的疏离,是一个独立作家对于话语程式的突破,更是一种人生向度上的突围;她的创作,由于怀着绝望处的悲悯,由于突破了单一话语的束缚,达到了对于人生世界进行无差别审美与同情的“飞升”境界。

  【关 键 词】萧红/左翼文学/性别苦难/底层体验/契合/疏离/突围

  【作者简介】崔璨,陈国恩,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崔璨(1989—),女,安徽合肥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国恩(1956—),浙江鄞县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在文学史中萧红被归入左翼作家,通常与“东北作家群”放在一起介绍。而以“左翼”代表她的十年创作成就,则显然是将萧红作品的丰富性大大地压缩了。萧红与左翼文学有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有这样一条明显的轨迹: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契合与疏离的交错,反映出一位作家在大时代中的真实声音。对萧红而言,写作不仅让她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更让她在人群中保持了独立的姿态。写作,让她拯救了自我,却最终超越了时代。

  一、写作背后的人生选择——契合的开始

  天才的命运往往令人扼腕,萧红也不例外。她自小不受父母疼爱,高小毕业后差点被父亲中止学业,为了逃婚两度离家出走,从此开启了漂泊的命运。1932的冬天,尚不满21岁的孕妇萧红几乎走到了绝境,幸得萧军、舒群的施手相救,这段充满弃怨的回忆成为她日后作品中不断重演的情节。贫困和窘迫从那时候起便牢牢地跟上了她,从张家小姐而沦为穷人,底层体验成为萧红所能用到的第一手素材。她赶上了坏的时代,山河破碎,家门难回,战火追逐着她的脚步一生也未曾停歇。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何尝不是她的黄金时代?左翼文学向走投无路的她敞开了大门,尽管她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933年5月萧红写出了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后收录于当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跋涉》),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阶级”、“穷人”这样的字眼出现了很多次。在《跋涉》集里,贫富人生的鲜明对比,显示着阶级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为萧红的左翼化写作生涯拉开了序幕。此时的萧红正在“牵牛房”中,与一群年轻的作家、革命者组建进步剧团,创办《夜哨》、《文艺》,配合着上海、北平等地的左翼文学思潮,在东北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阵地。1933年的东北正是日寇肆虐、民不聊生之时,这群年轻作家对左翼思想的渴求比关内作家更甚。彼时伴侣萧军也以他坚定的左翼作家身份影响着萧红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萧红尝试着以写作回应时代的要求。

  外部环境推着萧红向左翼靠拢,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自己对于左翼思想的天然亲近。萧红的一生似乎总围绕着两个关键词:“逃”和“穷”。她一直试图逃离命运的压迫,然而每次逃离总令她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自从她离开富裕的家庭,她的苦难便没有尽头,更无解决之道,而女性的身份则使苦难更加沉重。她的写作最初只是对生活的反抗,然随着孤寂的成长,加上身份的跌落与被迫离家的困窘,使性别苦难、底层体验与阶级矛盾相互纠缠着、包裹着她,于是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她写作的主题。她仇视着父亲身后的阶级,《跋涉》集里,凶残的地主都与父亲同姓“张”;她感受着深陷底层、身为女性的悲哀,故而底层女性永远是她笔下悲剧的主角。《商市街》详尽地记录了二萧在哈尔滨的“饥饿”与“贫穷”。只有贫穷能让人感受到繁华都市的冷漠,也只有贫穷才让人察觉到俄国侍女和警察的歧视与怀疑。贫穷让萧红在看到讨饭的母子后生出“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1]153的悲愤,让萧红发出“只有饥寒,没有青春”[1]155的慨叹。在《弃儿》中,芹因为没有钱生养而送走了刚出生的孩子。芹的面前是哭着咳嗽的孩子,然而却扯着自己的头发,痛打着自己的膝盖骂着自己:“真是个自私的东西,成千成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呢?”[2]144对1933年的萧红来说,失掉了家庭的依傍,失掉了对升学与婚姻的期冀,还有什么可以依靠?与同志萧军在左翼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开掘着广阔的人生,这是她唯一的选择。火热的年代里,孩子是累赘,儿女私情是不相宜的,萧红为芹安排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2]145的前路。这几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事实上,她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向左转”的创作来实现文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跋涉》的后记里有着作者们对于现实人生的认识:

  “1.一切以经济作基底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

  2.惟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3.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3]

  这出自萧军的手笔,显然也是萧红的心声。萧红就这样走到左翼阵营中来,创作生涯的开启标志着左翼作家身份的确立,这是对过去的界定,也是对未来的憧憬,而这背后,是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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