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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
2021年06月22日 09:05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汪正龙 字号
2021年06月22日 09:05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汪正龙
关键词:语言转向;文学研究;语言学;分析哲学;跨学科整合

内容摘要: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文本自身,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二是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

关键词:语言转向;文学研究;语言学;分析哲学;跨学科整合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文本自身,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二是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

  关 键 词:语言转向/文学研究/语言学/分析哲学/跨学科整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7YJC752016

  作者简介:汪正龙,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汪正龙(1965- ),男,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西方美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丁国旗研究员

  [主持人语]本期本栏目刊发两组文章,一组是“文学研究学科反思笔谈”,另一组是有关环境美学和电影审美的。“文学研究学科反思笔谈”三篇文章中,汪正龙的《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一文探讨了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给文学研究所带来的两个结果,其一是促成了文学学科的独立,其二是促成了文学研究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崛起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着眼于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观念和研究的挑战,认为网络文学的存在改变了文学的逻辑本原性,给当下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张三夕、刘烨的《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一文把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文献学”看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认为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需要以文献的梳理、甄别为基础,并层层递进地分析了这一研究方法的意义、可能性和必要性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当下文学所面对的新情况、新挑战,对究竟如何来认识今天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案,很有启发意义。两篇美学文章中,吴天天的《环境美学的新视野:格诺特·波默的气氛美学》一文对近几年颇受学界关注的德国美学家波默的气氛美学进行研究,文章论述了“气氛”一词的由来、波默对“气氛”的理解、波默气氛美学的三个主要维度(即身体、在场和空间性)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气氛美学背后有关人的存在的问题;胡雨晴的《日本“季题”电影审美特质论》一文以“季题”为关键词,给日本借季节或季节物象来传达主题的一类电影进行命名,并对这类电影即“季题”电影的审美特质展开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其浓郁的东方性和民族性艺术精神。两篇文章或立足前沿、或独辟蹊径,体现了青年学人积极的学术探索精神。

 

  20世纪以来,人文科学领域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转向引起了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并且实现了对人文科学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形成了大“文学”观念与大“文学”研究。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简要考察。

  一、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

  1967年,美国哲学家罗蒂在其所编的《语言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中首先提出“语言转向”这一说法,后为人们广泛接受。虽然罗蒂所说的语言转向主要指的是以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他们这些人把哲学从传统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转向了语言分析,但是,广义的语言转向事实上还包括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以巴尔特、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重视。这股思潮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语言转向和文学理论都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我们的所有认识及关于实在的语言表现都带有它们由之形成的语言中介的印迹”[1]66。

  人们常常把语言转向在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引发的革命与康德在哲学领域中开辟的认识论转向在哲学领域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对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就如同知性范畴分析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类同,人们经常指出,当代语言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世纪之前由康德开创的先验论纲领的新的和更富有成果的阶段。”[2]2如同在康德那里,知性使感性直观得以可能,同样,文学研究突显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也改变了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和知识形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语言视为反映世界、表达思想的透明中介,即“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3]2。20世纪以来,哲学界抛弃了工具论的语言观,而从生存论甚至意义追问的高度看待语言。伽达默尔说,“语言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4]44。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方面,即对先前工具论语言观的反叛和对语言建构功能的重视。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历时性与共时性、横组合和纵聚合四个二项对立,把语言学变成了独立的学科,凸显了语言的建构潜能,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以语言为切入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用俄国形式主义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这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科学的创立。“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以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5]30。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进一步注意到话语陈述中主体的分化与转变。他认为,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建立主体性,但是这个主体性是交互与转化的,“自我的意识只有经过比照才成为可能。我只有在与某个人说话的时候才会说‘我’,而那个人在我的言说中将成为‘你’。正是这种对话的条件构成着人称,因为它意味着反过来当对方自称为‘我’的时候,我便在他的言说中变成‘你’。我们由此看到一条原则,其影响会波及到各个方面。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称为‘我’。基于这一事实,‘我’预定着另一个人称,它无论怎样外在于‘我自己’,都成为我的回声,我对这一回声说‘你’,它对我说‘你’”[6]294。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从本维尼斯特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例如,热奈特认为,鉴于叙事作品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讲述一个故事,严格说来,它唯一的代表性语式只能是直陈式,它必定会根据某个观察点去讲述故事。因此单独研究人称没有意义,他提出要从观察点而不是从谁是叙述者来看待叙述角度问题[7]129~133。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引入了语言维度并把儿童的“镜像阶段”视为主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8]90。进入象征界的主体接受符号律令和父法阉割,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完成象征性认同,与他者形成主体间性。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过程中的主体”概念,女性生活在男权制体制、话语与秩序之中,“对过程中的主体来说,妇女代表那个异质的存在,它加倍统一又将其分离……它总是而且已经是社会的或反社会的,因为它是否定性,是意义生产的过程,是与他者相关的”[9]138~140。可见,语言学转向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推动了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

  在语言建构论的影响之下,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模仿论、再现论动摇了。众所周知,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波普曾经有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学艺术世界“三个世界”的划分。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学艺术世界可以脱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存在,“尽管第三世界是我们创造的,但它基本上是自主的”[10]127。三个世界的划分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说法实际上彰显了语言所构筑的世界的独立性。推及到文学领域,人们不再把语言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和反映,而把文学看作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系统。英加登说,“如果把‘真实’理解为一个行使判断功能的真实的语句的纯意向性对应物,那么它的比喻性和意思的变化就大得多。如果把‘真实’理解为这类语句反映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状况,那就根本不能用‘真实’这个常用的语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很适当地说出如何把真实用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或者用在每个作为这个作品的组成部分的语句中”[11]292。法国学者贝西埃也说,“文学作品无疑是言语和陈述,它自然承载着信息,无疑也蕴涵着理解。只有当作品拆解阻止言语成为展现的因素时,它才成为明显的展现,把信息、陈述和理解结合在一起。它使信息和陈述成为某种二元性,并在两者的悖论性差异的标志下建构它们”[12]1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本身对于文学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反思作用。正如托多罗夫所说,虽然“摹仿的观点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位置不再是介于有限产品的作品与世界之间;现在它处于生产活动之中,彼处是宏观的宇宙,此处是微观的宇宙,然而不必一定在结果中有相似性。要求每个宇宙的是其创造的内在的严密性,而不是与非己事物的对应性”[13]71。

  二、语言转向对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与“文学”的扩容

  语言转向及其深化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版图:语言分析由哲学领域波及到文学、历史等领域,又反过来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历史、哲学、宗教、理论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学成为整合各门人文科学的调节机制。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从语言学转向视野下关于游戏、叙事、隐喻、虚构、反讽等的讨论中获得了启示,试图从文学研究中寻找革新本学科理论基础、构筑新的知识形态的契机。

  从哲学领域看,利奥塔尔、德里达、罗蒂等人的哲学研究借鉴了文学文化。利奥塔尔提出“宏大叙事”的概念,指社会政治历史中具有主题性、目的性和完满性的设想,并指出,只要科学研究“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14]60。在德里达那里,文学性变成了各门人文科学话语的共性。例如,德里达认为,哲学离不开隐喻,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充斥着隐喻,是“有规则的语义消失,源始意义的不断损耗”[15]228。在德里达眼中,隐喻的使用不仅是对诗与哲学对立的消解,也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隐喻体现了能指与所指在观念秩序与事物秩序中的相互关系……不存在先于隐喻的原义”[16]401。在历史领域,怀特借助俄国形式主义“故事”和“情节”概念的二分法,将历史记述分为代表事件时间顺序排列的“编年史”及话语重组和再现事件的“故事”。从编年史到故事的建构,就是叙事赋予事件意义的过程,因而怀特特别看重历史叙事的形式,“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形应该如何进行塑造,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在把一种特殊的情节结构和一组他希望赋予某种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加以匹配时的微妙把握”[17]93。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总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贬低另外一些事件,描述特征、重复主体、改变格调视角、转换描述策略等,这些都是文学作品如小说和戏剧情节编排中常用的技巧。所以怀特认为历史是诗性的行为,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18]35。这样一来,俄国形式主义通过区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形成的以文学性为标志的纯文学观,演变为以诗性、隐喻、修辞等为标志的大“文学”观,造成了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文学转向,用大卫·辛普森的话说,即人文科学甚至社会科学“讲故事的转向与‘文学’的扩容”[19]22。

  哲学家看重文学,因为文学话语具有述行能力。维特根斯坦晚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语言游戏”论和“生活形式”论。他指出,“‘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20]19。他举的例子就包含了与艺术创作活动有关的“编故事”、“演戏”、“唱歌”、“编笑话”等等。在维特根斯坦眼中,语言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形式。朗西埃也说,“民主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通过权力的不同分配与其他体制区别开来的制度。它被更深层次地定义为有形物的既定分配,其场所(lieux)的特殊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原则,正是孤儿文学无拘无束的体制,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学性。民主是书写的体制,在该制度中,文学的倒错与集体的规则相统一”[21]89。从文学批评家这边来说,哲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共同具有的修辞性特征无疑是一个方面,“哲学家的术语中充满了隐喻”[22]88,“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含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22]92,但是文学话语的述行性也很重要,“文学的世界允许我把重心放在修辞结构、省略以及隐喻的精炼上,并允许我思考文学阅读和政治困境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23]248。

  再来看文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互动。安克斯密特承认,“就语言转向与文学理论对史学理论来说肯定意味着什么而论,这里肯定存在着共同的基础”[1]69,“文学理论对史学文本的分析可以是很有用的工具——依此,它目前被正确地理解为历史编纂者主要的辅助性学科”[1]77。这里所说的“共同的基础”,主要是指文学与历史都涉及语言、叙事等问题。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学和哲学都与语言或形式有关,进而把历史视为语言和叙事活动的一部分,“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不同的意义……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处理”[18]中译本前言4~5。反过来,文学研究借鉴历史及历史理论也成为风气,“近来在批评理论领域中最为常见的一些主题之一就是呼吁批评以及文学理论与历史关联起来,因为它们显然已经携带着自身所有的历史,介入到了社会以及政治领域当中”[24]90。例如,巴尔特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把历史视为一种话语,认为“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因而“历史学家与其说是在搜集事实,不如说是在搜集‘能指’……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25]93。这其实是在借用历史研究阐发他的文学理论。因而,“后现代理论和艺术目前所质疑的正是文学和历史的分离,而且近来对历史和小说的评判性阅读更多地集中在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共同点上。人们认为它们的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其逼真性,而不是客观真实性;它们都被认定为语言建构之物”[26]141~142。美国解构批评家布鲁姆甚至把理论研究、宗教等文化现象都视为一种文学文本,因为它们都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文学即是宗教,宗教也是文学”[27]。文学批评家们透过历史的叙事性与文学、宗教的想象性,重新审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教等等的关系,进而延伸了文学的边界。

  综上所述,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或者说导致了两个后果:在第一个阶段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从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研究转向文本自身或内部规律的研究,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文学研究;接下来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各门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即一种包容了语言、想象、诗性、叙事、修辞与行为的大“文学”观念对文学、历史、哲学等的全覆盖。

作者简介

姓名:汪正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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