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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2020年10月15日 15:39 来源:《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作者:胡友峰 字号
2020年10月15日 15:39
来源:《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作者:胡友峰
关键词: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文学自主性

内容摘要:媒介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百年中国文学自主性发生改变的内在驱动力。机械印刷媒介的兴起促成了晚清时期文学报刊的繁荣,稿酬制度的确立诞生了独立的作家群,标志着中国文学“自主性”的确立。新时期以来,文学刊物的繁荣、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挖掘,使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得以建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是以“审美”为原则建构的,与现代文学“非审美”的社会性文学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电子技术改变了文学场的内部结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走向了裂变。

关键词: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文学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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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媒介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百年中国文学自主性发生改变的内在驱动力。机械印刷媒介的兴起促成了晚清时期文学报刊的繁荣,稿酬制度的确立诞生了独立的作家群,标志着中国文学“自主性”的确立。新时期以来,文学刊物的繁荣、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挖掘,使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得以建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是以“审美”为原则建构的,与现代文学“非审美”的社会性文学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电子技术改变了文学场的内部结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走向了裂变。

  关键词: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 文学自主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美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的自主性追求可以说是百年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文学拥有自主性意味着文学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属性,没有自主性文学就有可能依附于政治、道德抑或别的领域。文学自主性的获得必须要形成以“文学性”为主导的文学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立足于法国社会的现状,从社会状况发展的视角出发,论述了独立的文学场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他认为,文学场的发生与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文学场自主性的获得——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分离是文学场产生的关键阶段,双重结构的出现即文学场内部合法性的竞争结构的出现,最后是作为象征财富的市场的产生。[1]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文学自主性文学场的建构与布迪厄所描述的法国有所不同。在古代社会,文学场域的形成、发展与文人对媒介的掌握密切相关,掌握了相应的媒介也就掌握了文学的领导权,当时的媒介权利主要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权利场控制了文学场,统治阶层通过控制媒介控制文学观念的生产,符合其利益的文学观念才能得以生产。“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基本的文学观念,文学成为传达儒家之“道”的工具,文学与儒家的观念获得了统一,权力场与文学场形成一种合谋,文学的自主性无从谈及。到清末,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机械印刷媒介的兴起,以及相对低廉的复制成本,使得一些文学样式诸如小说等繁荣起来,中国自主性的文学场开始显现。在近代以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媒介对自主性文学场的塑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媒介的视角对百年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问题进行分析。

  一 印刷媒介的兴起与中国自主性文学场的初现

  媒介是文学传播的载体,是传输文学语言的物质通道。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媒介为前提。从传播学意义上说,“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2]。在这里,媒介还仅仅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送的工具而存在,而在文学中,媒介不仅是一种传输语言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媒介的变革还会引起文学观念在整体上的变化。最初的文学是通过口头媒介创作的,口头媒介的“口语”要求口头文学的文本简洁,创作者通过“唱诵”或者“讲述”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感,比如抒情诗的“口占”就属于“唱诵”。“唱诵”是一种抒情的表达方式,“讲述”则可以勾勒出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历史人物的生命活动,通过“讲述”,荷马史诗等叙事性的文本得以传播。但无论是“唱诵”或者“讲述”,口头文学都必须要求读者的“在场”,口头文学的创作者与聆听者必须“面对面”,而不能远距离超越“时空”传播。文字的出现对文学来说意义重大,它既使口头传播的文学具有了可保存性,又以书面符号的形式扩展了文学的传播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口语媒介的“在场”特性,克服了口语的方言障碍,为文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提供了条件。在以“文字”为传播符号的文学传播进程中,石头、青铜器、兽骨、竹简、锦帛等都成为文字的载体。而纸张的发明对文学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轻便、简洁的书写介质,纸张逐渐取代了简帛,成为文学的新介质,为文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条件。“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的”[3]。而这一重大变革在纸张替代竹简时就已发生,纸张的出现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查屏球的论述,纸张取代竹简成为文学的介质后,文学观念和文学文本形态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纸张释放了文学写作空间,保持了文学写作思维的连续性,因而使得文气更加流畅。纸质轻便,改善了文本传播的条件,文学的抒情性大大增强。纸张的出现使个人作品的发表与传播变得简便与自由,新的文学观念得以形成。随着纸的流行,书籍数量剧增,文人的知识量与知识结构有很大变化,文人的审美趣味也相应变化,文学的审美功能得以增强。此外,小说也因纸本地位上升而得以流行。[4]纸张与印刷媒介的融合更是释放了文学的潜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印刷媒介是把文字和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复制在纸张上的媒介技术,它通常包括手工印刷媒介和机械印刷媒介两种形态。……从中国文学史看,手工印刷媒介在宋、元、明、清时代文学中起到了主导媒介的作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5]。正是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长篇小说在明清时期得以繁荣。根据王一川的分析,手工印刷媒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文学创造的方式由原有手工抄写转为手工印刷,其复制速度和能力大为增强;第二,由于批量复制的便利,大容量或大规模的文学文本的写作、复制和发行成为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诗’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和‘文’的兴盛,以及长篇白话小说的繁荣;第三,由于印刷媒介的普及,社会成员中识字群体增多,......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进程,第四,......,但白话小说却在非主流的数量庞大的市民读者层面获得了实际的主流地位,......,为‘小说界革命’奠定了媒介基础”[6]。

  在中国,雕版印刷时间悠久,技术成熟且印刷成本低,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技术不易掌握,雕刻一部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印刷术进入中国。从传统的雕版印刷到机械印刷这一印刷技术的革新,为文学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文学生产从手工作坊式进入数量巨大的工业化生产,为文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动力,同时,印刷技术的革新促成了报纸、书籍和杂志的大规模生产和传播,这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和精英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现状的努力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可见,从手工印刷向机械印刷的转变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变革,也意味着社会文化的转变。从读者主体、传播途径来看,机械印刷技术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与雕版印刷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雕版印刷的文化产品,其主体基本上是读书人,准确地说是士人阶层,他们是“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唐、宋、明、清时期,特指获有进士、贡生、生员等功名的人”[7]。雕版印刷的书目主要是儒家典籍,书籍的刊印主要以乡绅社区为中心,以家族藏书为重心来展开。而机械印刷媒介由于技术的革新,发展迅速,在其影响下,近代的“报业”得以兴起。“报业”的兴起凝聚了一大批报刊作者,这批读者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而印刷媒介的兴起推动了传统“士人”向“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报刊的兴盛也直接导致了白话文学的兴起,白话报的繁荣,降低了文学接受的难度,扩大了读者面,文学的新思潮也能够通过报刊等印刷媒介迅速被大众掌握和接受。也就是说,因为印刷技术的变革,以及“报业”读者市场的支撑,媒介技术推动了原有社会文化结构的改变,由此导致独立作家群的诞生。媒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一种推动力,促成新的文化创制手段。就文学来说,报刊的兴起催生了第一代职业作家群,他们将文学当作自己的职业,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也使得第一代职业作家群能够以写作为生。职业作家群的出现对自主性文学场的显现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文学场的主体结构(职业作家)从传统的“士人”阶层独立出来,他们的追求由“仕途”转向了“文化传播”,由靠吃“封建俸禄”转向了报刊“营生”。就地域而言,第一代独立作家群主要诞生于上海,如包天笑、周瘦鹃和徐枕亚等,他们从事写作,依靠写作获得的稿酬维持生计,同时又是某些报刊的主笔和主编。他们改变了以往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媒介的垄断使得文学仅仅作为宗教、政治附庸的局面,使文学的发展同众多其他新兴学科一样日益专业化,[8]自主性文学场域开始得以显现。

  晚清小说的迅速发展即得益于现代报刊。阿英将晚清小说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归结为印刷媒介的兴起与新闻报刊的发展,“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9],较早地认识到印刷技术与报刊媒介对近代文学变革的巨大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此后中国传统的以“诗文”为主的文学类型得以变革,小说成为了文学类型的主导。正是借助了现代报刊的力量,中国文学进入了以“小说”为主导文学体裁的阶段。

  中国现代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与当时的报刊、文学杂志等媒介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没有近现代意义上中国出版业的兴起,我们简直难以想象,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同样,没有20世纪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出版业的崛起,我们也无法想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否还会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是否还会有文学研究会……”[10]没有近现代报刊出版的媒介条件,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和发展便是难以想象的。铅字排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促使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兴盛与文学出版的壮大,也使得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即由以文言文为宗、重贵族气息的古典形态转换为以白话文为主、重平民趣味的现代文学形态。可以说,没有机械印刷媒介的发展,就没有蓬勃发展的文学报刊,就不可能有现代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

  二 中国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要素分析

  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印刷媒介是中国现代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外,文学自主性的形成还有以下几个与媒介因素紧密关联的因素。

  一是物质条件。伴随着传播媒介在技术上的革新,职业化的文学生产方式产生了。文学创作者以“作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也逐步建构起来。文学真正能广泛传播的前提是阅读的大众化,只有普及了初等教育,群众对文学艺术有了精神审美上的需求,才能促成现代文化市场的出现,职业作家进行职业创作的物质条件也才能被创造出来。

  独立作家职业的出现,即作家可以把作品投向文化市场,获取生活物质资料,这是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物质条件。而这种物质条件的获得与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文学的商品化趋势使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成为了可能,“近代稿酬制度的确立,明确了文学的商品性质的同时,也在鼓励有创作能力的人将写作视为一种新型的职业。”[11]“它一方面促进了作家的职业化,使文学写作成为一种谋生方式,也使作家在经济上得以独立,而经济的独立则带给作家在文学主张和创作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动机和创作心态。”[12]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获得物质收益,摆脱了依附于权利才能生存的窘境。通过写作获得经济的独立而不必依附官场为生,这恰恰是中国现代作家获得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中国古典士大夫向中国现代作家转型的一个物质标识。现代职业作家的出现与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是同步的,由于经济因素介入到作家的文学创作当中,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作家为经济因素而进行创作的例证比比皆是。林纾在20年时间翻译了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总字数达到3000万字,张恨水在30年时间里创作出3000万字的文学作品,这一切与经济因素的刺激不能说没有关系。可以说,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以及由此形成的作家经济的独立,是中国现代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物质条件。

  二是审美原则。诞生于印刷媒介及其文学出版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形态上以现代出版媒介为依托。王富仁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性质来说是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学,亦即它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联系中发生和发展着的文学”[13]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总体性质而言,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传媒基础上的文学,这一文学是社会革命家从事社会革命受挫之后向文学的一次转移,是改革家们以传媒作为载体、借传媒形成的现代文化精神而提倡的社会化世俗文学。”[14]梁启超的《新小说》混合了社会教化、娱乐等功能,而《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礼拜天》《紫罗兰》等则开启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之路。因而作为中国现代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文学”概念与西方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文学”概念含义并不等同。西方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与非功利性的美学原则的确立密切相关,即主张文学艺术与实用性目的脱离,把审美非功利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观念作为文学生产的指导性原则,这使得文学生产的方式不再是以往“资助”体制下的文学创作,也与作为第二职业的作家文学生产的方式不同。而中国现代文学在脱离“权利场”的支配后所确立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文学,从文学功能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所确立的审美原则并不是非功利性的。“现代文学的‘大’不仅仅体现在报刊内容、形式的驳杂,广博,而且主要体现在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突破了‘纯美’的文学局限,呈现为一种泛化的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来看,从梁启超从事‘小说界革命’开始,到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发动一次次文学运动、领导文学潮流者,似乎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学家,往往是一些革命家、政治家成为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15]因而,从现代文学的总体性质来言,其审美原则并不是非功利性的,相反,是功利性的社会文学。

  三是制度保障。中国自主性文学场的生成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及新文学教育制度的实

  施密切相关。陈平原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16]现代文学教育的兴起使得传统的词章之学让位于现代的文学知识体系,而文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新文化运动相互关联。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从过去的皇宫“翰林院”转向了现代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场地。这种转向实际上标志着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由依附强权,充当幕僚、‘国帅’,因而终不免为‘官的帮忙与帮闻’,转而依靠自身,充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文学的独立”。[17]现代大学制度的兴起及文学相关课程的设置,为独立的文学场培养了大量具有文学素养的“读者”,大学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场所,通过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的知识传授,生产了新文学的知识观念、知识结构和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大学学生作为接受知识传授的“载体”,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他们将接受到的新文学教育传播到社会中去,从而使得“新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学知识生产者的“教师”和接受者的“学生”之间围绕这“文学”问题而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学共同体”。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文学共同体”的建立为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确立了制度的保障。

  三 文学出版的主导与自主性文学场的再建构

  在机械印刷媒介基础上形成的自主性文学场以第一代职业作家群的出现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学场域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1949年后,由于出版政策、出版规范等方面的调整,中国现代文学所确立的“自主性”原则在新文学发展中被弱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再次显现,这次文学场的形成与精英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主导因素在于恢复文学的审美本性,去除笼罩在文学身上的意识形态因素,文学的审美本性被彰显出来,非功利性的审美原则成为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的主导审美倾向。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出版起了主导作用。

  新时期文学自主性的产生与文学期刊的繁荣密切相关。自1972年开始,一大批此前因特殊政治环境停刊的文学期刊陆续复刊。在1972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和许多省市的文学期刊先后复刊,这些期刊的复刊对新时期文学场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76-1979是文学期刊复刊的一个高峰期。1976年1月,《人民文学》和《诗刊》复刊,1978年,《文艺报》复刊,《收获》则在1979年1月复刊,此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在推向深入,文联、作协等机构组织开始运作,一大批作家开始了新的创作。在此前后,文学期刊的增长速度迅猛。1980年,全国省级以上的期刊有180种,而大型的文学月刊就有31种,《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成为中国文坛重要的名刊。在1981年,根据《文艺情况》的调查,全国省、地、市级文艺期刊共计634种,其中省级以上320种,地、市级文艺期刊占了近一半之多。[18]随着文学期刊规模的扩大,文学作品的发表量也急剧增加,文学期刊的办刊意识、对作品的要求也由过去的“政治性”转到了“文学性”上来,对文学内容的审查开始转向文学的审美特性。

  文学期刊的复兴与对文学审美性的凸显是同步的。对作品“文学性”的重视就是从关于文学审美特征论的讨论开始的。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显现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探索历程。关于共同美的讨论、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文学审美特征论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981年,童庆炳在《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学的特征在于审美的观点,他反思“文学形象特征说”,认为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是整体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这就是文学的内容的基本特征。[19]1988年,童庆炳发表《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一文,谈及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缺了它(审美),文学就立刻化为非文学。”[20]他特别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本质,将之提升到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界的高度。这是学界首次将审美问题作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强调出来,与此同时,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钱中文的审美意识论等都将文学的本质特性界定在审美问题上,从而凸显了文学的审美特性。

  文学期刊的复兴给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舞台,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开掘为文学作品的遴选提供了标准。在80年代,文学期刊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在选稿、用稿等方面将文学的审美性作为重要的标准。注重文学“审美性”的精英文学开始成为中国自主性文学场的重要建构者。这种建构以新时期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为基础。可以说,中国当代自主性的文学场实际上是以“审美”为目标的精英文学场域,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的发展历程。

  “精英文学”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终极人性关怀、具有审美属性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在概念内涵上,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先锋性,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权利叙事和主题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21]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新时期文学”开始萌芽,推动了中国当代精英文学的发展。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可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寻根文学由于对文学审美性的突出强调,是走向新时期文学自主性的第一步,现代派文学的全面开花结果,则意味着新时期“文学自主性”的最终确立。先锋文学在叙事方式上另辟蹊径,作家努力消解其作为创作者对作品潜在的影响,不断解构物化的审美意识,并借鉴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造成文本的“疏离感”。先锋文学叙事者的值入、叙事时间的开放性、叙事语言的狂欢改变了之前文学创作的主题风貌。之前的现代派创作,在形式“现代”的外衣下,隐藏的仍旧是对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等宏大主题的思考,而“先锋小说”的出现疏离了对这些宏大叙述的书写,强调对个人意义上的生存体验,表现这个世界的荒诞与虚无,在艺术手法上更多地表现为叙述游戏,使用戏拟、反讽,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结构上更加零乱、破碎,文本深度模式消失,人物也趋于符号化。先锋作家“审美追求、创作原则的根本变化以及随之引起的主题、情节、人物、叙述角度、表现手法等全方位的位移,标志着先锋小说在现代社会现代意识的孕育下,由脱颖而出逐步走向成熟。”[22]这种审美追求和创作原则的变化是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根本标志。

  从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的建构过程来看,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文学制度的保障。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的重建,首要的任务是要恢复文学自身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获得与文学制度的保障密切相关。在布迪厄看来认为,“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既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以控制的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23],自主性文学场的建构才有可能。自主性文学场的建立依赖某种社会环境的建构,而作家们本身的道德力量抑或个体的行为准则对建构自主性文学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就没有自主性,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去赢取的。”[24]自主性文学场的获得需要一种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既是一种“客观结构”,又是一种作家的“主观精神结构”。就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的建构而言,文学制度的保障显得特别重要。文学机构、文艺会议、文学政策等“制度”性的内涵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是与新的形势下中央对文学组织、管理、生产、传播机制所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不可分的。”[25]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恢复了文学的基本秩序,邓小平在祝辞中明确提出党对文艺的政策是“不要横加干涉”,并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文艺不是政治传声筒的观点,这是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建构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是出版政策的调整。,出版政策的松动成为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建构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1979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目标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6],会议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出版社……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出版方针的调整对出版界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77年稿酬制度的恢复调动了作家的积极性,这对自主性文学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

  1983年,文化部出版局《关于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印刷公司列入1982年调资范围后的几项规定》,明确规定出版社属于事业单位,但是进行企业化管理。据此,出版社开始转变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成为生产经营型单位。同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开启了中国出版业流通(经营)领域的变革,提出了图书发行“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的建设格局。出版自主权的扩展和出版发行体制的转变意味着出版企业需要考虑到市场的要素,需要在市场的作用下确立自己的出版策略,特别是图书的发行渠道拓宽了,新华书店不再是图书发行的唯一渠道。

  随着出版业的政策性调整,文学在出版特征上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出版物的内容由过去的“人民的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变。“人的文学”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反应人及其生存的社会,由过去重视意识形态转向了重视文学读者的审美趣味。由于出版政策的松动,过去不能被文学表现的“人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朱光潜在1979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就在理论上将“人性”问题纳入讨论的范围。在文学创作思潮方面,“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触及“人性”问题。这与当时读者的文学接受形态密切关联,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在最初阶段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责难,但是读者给予了它们极大的支持。可以看到,由于出版制度的变化及出版政策的调整,文学出版形成一派繁荣的景象。作家稿酬的获得、文学作品的丰富、文学读者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

  三是文学期刊的推动。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的形成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密切相关。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序幕,伤痕文学的产生与《人民文学》作为期刊的示范效应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刘心武的作品不是发表于在文学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民文学》上,“伤痕文学”能否成为一个广泛流传的文学创作思潮可能是一个未知数。在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中,《人民文学》处于文学生产的“风向标”的位置,引领着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发展。而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由《人民文学》组织评奖,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人民文学》的文学地位。1978年共评出25篇优秀短篇小说,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就占了12篇。

  1985年前后,随着“先锋文学”的崛起,“写什么”开始转向了“怎么写”。《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和第7期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先锋文学”的早期实践中对推动“新潮”文学的实验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收获》也是推动“先锋文学”崛起的重要期刊。从1986年发表马原的《虚构》和苏童的《青石与河流》开始,《收获》积极推动“先锋文学”创作思潮,扶持“先锋文学”的创作,“先锋文学”以鲜明的“文体意识”挖掘了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可能有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嫌疑,但在回归“文学自主性”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

  当然,在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的建构中,除了媒介因素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也不容忽视。首先,作家自主意识的显现是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自主性文学场的建立要求作家建构一种与政治、道德等相互分离的自我精神结构。作家的反思精神在其中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家作为自主性文学场建构的一个重要要素,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利,即通过个体自我精神结构的重塑,实现对外在破坏自主性文学场力量的反抗。如果说“伤痕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政治化模式的创作意图,那么,后来的“反思文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作家的自主意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兴起与作家独立意识的建立密切相关。其次,文学读者在自主性文学场形成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文学读者审美意识的兴起形成一定的期待视野,影响了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引进,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读者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渴望中国当代文学能出现具有“纯形式”的审美化文学作品。读者这种审美意识的转变,促进了当时文学向“形式”方面转的契机,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关注文学形式的“先锋小说”。读者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以及文学审美趣味的提升对自主性文学场的产生意义重大。

  四 电子媒介的兴起与自主性文学场的解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影、电视和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全面铺开,电子传媒的兴起逐渐取代了印刷媒介的主流地位。“影视、网络多媒体等影像艺术形式,是在艺术场中造成了对文学的竞争和挤压,那么,新闻话语对文学话语和文学场的染指入侵,不断以商业逻辑和新闻法则则消解了文学自主性原则”[27]。电子媒介以现代科技为纽带,实现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在此过程中,原本精英文学一统天下的自主性文学场发生了裂变。

  大体而言,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的裂变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印刷媒介的衰落。电子媒介的兴起给文学带来极大的影响,这首先体现在了文学传播的数量与质量上。电子媒介的出现突破了文学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大范围的传播。此外,电子传媒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其制作成本低,文学消费与接受的群体范围扩大,这一点使得电子媒介下的文化市场更为庞大。其次,高度仿真的图像文本对语言符号的纸质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电子媒介下衍生的广播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其文本的可视化、形象化使得文本的可读性、趣味性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将抛弃纸质文本。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相比优势突出,而在商业原则的作用下,印刷媒介的衰落是必然的。

  伴随着印刷媒介衰落的是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系统关系的倒置。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图像开始冲击文字与文学之间的稳固的地位。高速发展的数字媒介为图像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电影、电视、照片、图片等以视觉图像为基础的艺术形式大大挤压了文学的生存空间。文学似乎在一时间成了阴暗角落里蒙尘的古董。而作家在传统文字创作的基础上借助电子媒介生产的“图像”扩展自己的文学版图,这使得依靠传统文学语言为基础的自主性文学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图像”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也促使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发生裂变。

  第二,精英文学的“去势”。精英文学的“去势”进一步强化了自主性文学场的裂变。精英文学的“去势”有着文学外部的因素,也有着文学自身的因素。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商品化的加剧使得新时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学从外部生态上发生了变化。精英文学的创作队伍锐减是其“去势”的内因。精英文学的去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英作家沦为通俗文学作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商品化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作家通过文学创作不仅能够获得稿费,还可以将文学作为商品进行出售,如果其作品获得了多数的读者的支持和购买,作家就能够获得极大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初期,一大批精英文学作家开始适应社会的需求,将自己的创作与读者的爱好相连接,从读者购买量的增加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其二,文化守成心态的兴起。在80年代以精英文学为主导的自主性文学场域中,作家与批评家有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政治参与热情逐渐降低。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激进的文学锋芒减退,文化守成心态兴起。有的作家埋头于“历史”的书堆,历史主义小说得以兴盛;有的作家舒展自己的闲情逸致,“隐逸”之风盛行。作家对现实的和政治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放弃了精英文学在当代文坛的主导地位。

  其三,其他场域对文学场的入侵。市场经济的建立与电子媒介的兴起消解了坚持纯文学价值观的精英文学在自主性文学场中的统治地位。而大众文学抓住机遇,与声像艺术结合,成为文学场域中的主导。网络文学也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扩大了势力,青春文学与文化产业相互合作,有着极大的文学市场,也开始向文学场域中心位置转移。电子声像艺术的崛起也使文学场内部发生改变,挤压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使之走向边缘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13AZW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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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友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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