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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 ——兼论文艺学学术批评的可行性与意义
2020年09月10日 09:24 来源:《百家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凌晨光 字号
2020年09月10日 09:24
来源:《百家评论》2018年第5期 作者:凌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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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词源学上讲,西方语言中的“批评”有“分析”、“评判”之义,而批评的对象可以是周围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人本身,批评行为及批评结果的话语表达则体现了批评主体的思想观念、认识方式和情感态度。作为人类总体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批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而当批评对象专注于“文本”,或者以文本破译的方式对待批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从事人文科学的活动,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当代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也译为杰姆逊、詹明信)把人文科学和文本性(textuality)联系起来:“首先可以把文本性描述成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假设,人们由此认为,人文科学(还不仅仅是人文科学,例如DNA遗传密码)的研究对象构成了我们破译或诠释的众多文本,与此不同的是,以往把这些对象看成是我们以种种方式努力去认识的现实、存在,或是实体。”①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文本化了的现实、存在和实体,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以及对这种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文艺学。而以文本为对象的批评,有必要面对被命名为“文艺学”的理论文本或文本性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和评判,这是“文本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以文艺学为对象的批评是有存在的基本合理性和依据的。

  一、文艺学学术批评的可能性

  文艺学学术批评,指的是以文艺学为对象的学术批评。此间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学具体指什么?二是此种批评的学术性如何体现?

  以文艺学为对象的批评,将文艺学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话语领域视为整个人类文艺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对人类文艺活动整体的批评也就必然包括对文艺学理论的批评。这种批评所指向的对象领域,包括文艺理论建构,文艺批评行为,文艺历史叙述,文艺学课题、标准和期刊,文艺学学术事件,高校文艺学学科建设等方面。②

  文艺学批评的学术性,体现在对文艺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主体定位、话语方式、逻辑体系等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批评是用理论思维思考理论对象,它是一种理论的理论,是理论的一种批评性的自我反思行为。因此,文艺学批评也应具有一般学术话语的性质和特征。“学术性话语以其对专业知识的关注与掌握而显示出独特而倔强的存在……批评的学术性在于,它特别关注批评对象自身的具体性质、特点和规律,提倡一种具有专业特点、逻辑性强而思维缜密的话语表述方式。运用自身专业的概念和标准,对批评对象做出相对独立于政治论断的学术评价。学术性批评活动的全过程,内含着知识的聚集、验证、扩展和更新,其成果代表着人类知识领域的演进和认识能力的提升。”③因此在人类知识系统的总体图景中,学术性批评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文艺学学术批评是理论的一种自我批评,它体现了“理论”身份的变异,同时也是理论与批评结合之后一种视阈反转的结果。首先,理论是哲学体系的专门化和碎片化,也就是说,当哲学的涵盖一切的普适性话语表达不再具有针对具体领域各类问题的实际解说能力的时候,哲学就会为复数性的、更加适合各专业领域的理论所代替。对此,詹姆逊也有话说,“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还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愿望也没有。”④如果说,文艺学是一种面对文学(文艺学严格讲就是文学学)的总体性学问、一种关于文学的哲学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尤其是20世纪以来批评意识与某些专业学科的理论话语(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等)相结合后形成的批评理论,则是文艺学理论碎片化的结果。其次,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实践与碎片化专业化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吸收批评的攻击性的同时,也重新唤起了理论的批判性活力。正如美国批评家、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 )所强调的,“有时理论似乎并不是要解释什么,它更像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⑤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1950- )对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从文学活动的角度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粗略地讲理论就是‘批评之批评’或‘元批评’(如对一门语言进行描述于是与之对立的元语言,对一门语言的功能进行描述于是与之对立的语法)。它体现了一种批评意识(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批评),一种对文学的反思(反观批评,自我意识或自涉)。”⑥而当理论自身的批判性活动特点以及自我指涉自我反思能力被激发起来之后,其视阈有可能从面对文学(包括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到面对理论自身的根本性反转。这种反转,既是理论具有“自反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卡勒所言:“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⑦),也是整个人类文学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应包括或朦胧或清醒的自我反思,而这种反思直到文学活动已有了完全成熟的理论结晶之后,仍不失去其生命力,它就可以体现为对理论本身(对其理论前提、意识形态预设等)的质疑和反思。如此说来,对于我们称之为文艺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理论的自我反思和批评,如果硬要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倒是一厢情愿的无稽之谈了。

  美国学者莫瑞·克里格(Murry Krieger,1923- )曾写过一篇标题复杂的文章《关于关于词语的词语的词语:文学文本、批评及理论》,他实际上围绕“词语”这个关键词,区分了三类文本:一是文学文本,它由词语构成;二是批评文本,它针对的是文学文本,因此由“关于词语的词语”构成;三是理论,它是对批评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是“关于‘关于词语的词语’的词语”。按照这个逻辑进行推演,我们所说的文艺学批评,面对的是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这个对象,因此它就应该在上述套层结构上外加一层,就变成了关于“关于‘关于词语的词语’的词语”的词语,用克里格自己的话说,在此我们对文艺学本身的批评等于是“把词语的关涉性提高到第四次幂”。⑧这里面三个“关于”与四个“词语”的套层关系,看似一种语言游戏,但它却恰恰说明了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本身的批评是必要的,而且在学理上是完全可行的。

  二、文艺学批评的内在特质

  克里格在谈到文学接受活动中批评与理论的关系时曾指出,批评家对于理论的运用和依靠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批评家本人对此是否承认。而“有经验的文学读者,会像批评家那样,带着在以往文学经验中慢慢形成的期待和无法言喻的操作界定来接触每篇将至的文学作品。这些期待和界定使他的亲眼所见定型,并影响他如何进行判断。它们实际上充当了他的理论的次文本。”⑨如果说批评家以及有经验的文学读者建立在以往文学经验所形成的期待基础上的批评观念是理论的次文本的话,那么文艺学批评则是理论的超文本。也就是说,文艺学批评是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基础、构成、逻辑、功能、适用性等问题的上位性思考,文艺学理论本身成为批评的对象。这样一来,克里格对理论家面对文学批评所作研究的概括就可以转而用来表述文艺学批评对文艺学理论所作的同样工作,只是其中的构成要素发生了转换而已。于是我们可以说,如前所述,既然文艺学理论不属于普遍真理,而是基于特定前提的一系列假定,那么文艺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从文艺学理论中发掘出这些假定,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假定的前提,考察它的理解能力和解释效用。简而言之,文艺学批评应该像一般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一样,在对文本自身进行描述、理解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的评价。而批评行为中特有的批评常识、质疑直觉的特质也应在文艺学批评中得以完整全面的体现。

  文艺学批评的特质首先表现在对理论常识本身的批评上。乔纳森·卡勒在谈到理论的四个特点时,其中一点就是“对常识的批评”,如前所述,文艺学批评是理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所以理论的这一特性也就自然地反射到对自身的审视中。对常识的批评,即“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⑩。这种批评常识的特性具体一点表述,就是“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看来似乎已经很自然的理论,自然到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理论的程度了。”(11)可见,文艺学批评对理论,尤其是被视为常识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和思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理性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即一切未经过理性衡量的生活都不值得过,一切未经过理性检验的观点都不值得相信。因此,对常识理论的批评并不以全面摒弃它们为目的,而是要让理论在批评的验证和烛照下显现其真正的概括力、说服力和解释、指导实践的能力。

  文艺学批评的特质其次表现于对观念直觉的质疑上。观念直觉指的是观念固化为一种不变僵死的看法,它用教条式的理解代替人们鲜活灵动的思考,用原有的成说代替“随类赋形”的针对性判断,是对思想力量的忽视和抹杀。因此质疑这种观念直觉即是解放思想的必要环节。对此,孔帕尼翁把理论和批评放在一起评说道:理论“动摇了固有观念,撼动了关于阐释可信或阐释虚妄的观念:这才是理论带来的首要益处,理论的关联性恰恰蕴含在它对直觉的质疑之中。从对作者、对指涉、对客观性、对文本、对经典的一系列诉讼中,批评的天地又豁然开朗。”(12)而且,孔帕尼翁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质疑直觉的作用是为了发挥批评与理论的“穿越”作用,这种质疑是理论对自身的反躬自问,它是一种退后几步的审视,而不是为了后退才后退。孔帕尼翁称之为“元批评视角”,这种视角意味着一种分析和诘难的态度,“是一个学会怀疑(批判)的过程,是一种对(广义上的)所有批评实践预设进行质疑的发问的‘元批评’视角,一个永恒的反省:‘我知道什么?’”(13)也许,孔帕尼翁这段话的主角是文学理论,但是按照上文所提供的有关文艺学批评是文本的第四次幂的思想,它完全可以转用于对文艺学批评的界说之上。

  基于上述内在特质,文艺学批评要求文艺学理论作为一种原理体系应更加合理化、更具科学性。让理论能够超越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于由文本对象和文本行为所蕴含和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与之相应,好的文艺学批评,作为一种对理论的批评,其存在理由和衡量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这样一来,衡量一种行之有效的文艺学理论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首尾一致地、合适地、相对充分地解释一整套审美现象”(14)可见,文艺学批评对其批评对象,也就是文艺学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不仅可以是内容、观念上的,而且可以是表述形式上的,比如加强理论的逻辑性、贯通性与系统性,用综合性的语言表达出正确的思想观念。

  三、文艺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文艺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一段话表达得十分清楚:“任何一种论据确凿的批评理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它所要发现的审美直觉,这正是它对于艺术爱好者的价值所在,因为其他理论,由于侧重点不同,分类各异,势必在原则上忽略、低估或者混淆一部作品的某些方面。现在,这些方面它都能够感受到了。”(15)这就是说,由于行之有效的理论不止一种,复数性的多样性的理论在其各有侧重的探讨和表述中难免会在对象阐释和价值判断方面显现出深刻的片面和片面的深刻,而从总体意义上有所忽略和偏差,那么对理论的批评,也就是文艺学批评,即为让人们感受到这种理论的片面性,而在对理论有所“忽略、低估或者混淆”的地方加以特别的关注与警觉,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理论的上述缺陷,这就是文艺学批评的价值所在。

  于是,文艺学批评就与一种“发现”的目光联系到了一起。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从批评作为一种元语言的定位角度,对这种发现做了申述,他说:“因此,如果批评只是一种元语言,那么它的任务就不是去发现‘真实’的形式,而是去发现‘正确’的形式。语言本身不存在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它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不正确的。如果它包含一种连贯的符号系统,它就是正确可靠的。”(16)文艺学批评从连贯一致的角度对文艺学理论的“正确”性提出要求,这一对“正确”形式的发现和强调也是文艺学批评的价值体现。

  而更富意味的是,文艺学批评作为文艺学学术研究和文艺学理论的自反式思考的结果,它体现了理论运作中理论主体内在自我的一种创造力,而且这种创造力与理论所特有的创造性愉悦相关联。当然,这种创造性愉悦由于是建立在关于文本的第四次幂上,所以它具体表现为一种由文本和语言所激发的愉悦。对此,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说得好:“语言之所以能给人以愉悦之感,就因为它具有一种‘无中生有,虚中求实’的能力,这正是审美之源。”(17)文艺学批评面对的是文艺学理论这样一个由语言组构的对象客体,只有从语言符号与人的内在精神的特殊关系中,才能把握理论本身所有关节和奥秘,所以,文艺学批评在对理论之内涵与奥秘的解读中,对语言符号的分析、调动与操演的过程也不啻是一种创意写作,这种批评也就内在地具有了一切创造所赋予的由创造的本质所激发的审美愉悦。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说“表达一种思想,体现一种乐趣的批评也是一种文学体裁。”(18)显然,这句话也适用于文艺学批评。

  总之,文艺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的自反性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它体现了文艺学理论的建构性体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正如孔帕尼翁所言:“批判之批判,评判文学研究就是评价它们的关联性、一致性、丰富性、复杂性,即那些似乎经不起理论冲击但争议最少的标准。就像民主一样,批判之批判是体制中最不赖的东西;虽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我们毫不怀疑别的体制会更差。”(19)的确,文艺学批评是文艺学理论体制中“最不赖的东西”,它能够一定程度地保证文艺学理论乃至整个人类文艺活动在正常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如果没有它,我们的理论体制只会更差,这也就是文艺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注释:

  ①④[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第4页。

  ②参见郑惠生:《文艺学批评实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目录部分。

  ③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⑤⑦⑩(1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16页,第6页,第5页。

  ⑥(12)(13)(19)[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第246页,第15页,第249页。

  ⑧⑨[美]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第227页。

  (14)(15)[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第4页。

  (14)[法]罗兰·巴尔特:《批评作为语言》,载[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17)[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18)[法]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凌晨光,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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