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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变革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2020年07月28日 09:22 来源:《江汉论坛》2018年第9期 作者:舒玲娥 庄桂成 字号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体;转型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时期至唐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史学等著作之中,被后人称为纪传体文学批评。第二阶段是从唐代到清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等。第三阶段是从清末到现在,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向论著体即文学批评论文和专著的过渡。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其转型的指向便是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之所以发生,我们过去较多地强调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其实,文学的文体变革在其中也起到了较大的催生作用。当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迅猛发展之时,诗话、词话及小说戏曲评点等传统批评文体已不适应其要求,具有现代批评学的知识自足性与生产性的论著体应运而生。文体变革催生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自律性规律。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体;转型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时期至唐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史学等著作之中,被后人称为纪传体文学批评。第二阶段是从唐代到清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等。第三阶段是从清末到现在,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向论著体即文学批评论文和专著的过渡。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其转型的指向便是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之所以发生,我们过去较多地强调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其实,文学的文体变革在其中也起到了较大的催生作用。当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迅猛发展之时,诗话、词话及小说戏曲评点等传统批评文体已不适应其要求,具有现代批评学的知识自足性与生产性的论著体应运而生。文体变革催生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自律性规律。

  关 键 词:文学批评 文体 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关键词的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5BA008)。

  作者简介:舒玲娥,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庄桂成,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之所以发生,除了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外,应该说还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自律性”规律。导致文学批评功能转变的社会危机,导致文学批评主体转变的西学东渐①,都是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他律性”因素。而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自律性”因素,则是中国文学的文体变革,是它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对象的转变。

  一、中国文学的文体发展轨迹

  所谓“文体”,它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如因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宗教语体、广告语体、科技语体;因交际媒介的差异而产生的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或因交际双方的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正式文体与非正式文体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②狭义的“文体”说得简单点,就是文学的体裁,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

  中外文学史上,对文学的体裁有不同的分类。中国古代有人着眼于语言的特点,分为韵文和散文,是为“二分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各种各样的文学划分为叙事、抒情和戏剧三个大类,是文学种类的“三分法”。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在诗学中一直有影响,尽管以后文学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仍都沿用这种分类标准。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教科书中大都运用“四分法”,即把文学分成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四大门类。“各种文学体裁是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不断丰富发展的,一经产生并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之后,它又规范着文学作品的创作,推动着各种文体作品的发展。”③因此,笔者参考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试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发展作一宏观勾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远古到先秦两汉,其文体主要是简单的诗歌和散文,如原始型二言和四言诗、楚辞和诸子散文。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产生的。它是原始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时,依照着劳动动作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疾徐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日益增多,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如语法结构的复杂多样,词汇的增多,特别是双音节词的大量出现,使得原有的二言体已经不能满足表达内容的需要,于是诗歌在形式上开始有所突破而向前发展。二言体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四言体,这就是我国诗歌史上的《诗经》时代。但随着社会现实生活和语言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四言体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它语句终嫌短促,表达一个意思往往需要较多的诗句;特别是它以四个字为一句,两个字一顿,构成‘双音顿’(一个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即三拍式。节奏虽鲜明,却过于呆板,而且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配搭。这种简单而短促的形式,不大可能表现日益发展、渐趋复杂的社会生活。”④因此,自《诗经》以后,便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春秋中叶以后至战国中期,诗坛一直比较沉寂。但这时却是我国古代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百家争鸣,诸子蜂起,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散文的勃兴。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当然,后来《楚辞》冲破四言体的束缚而成为一种新诗体,重新振兴了诗坛。

  第二阶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其文体主要是发展得较为精致的诗歌、词和散文,如五律、七律、长律、绝句、唐宋词和散文等。继《楚辞》对四言诗突破之后,开始出现五言和七言。但《楚辞》中的五、七言,还只是零章断句,并没有一篇完整的五、七言体的诗篇。文人创作的五、七言诗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是五、七言体诗的兴盛时期,这时期主要作家的著名作品,大都是用五、七言体写成的。五、七言体诗又有古体和近体之分,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有一个从不讲求格律到讲求格律的过程。中国古体诗不讲求格律,而近体诗则讲究格律。魏晋南北朝期间,有些诗歌作品已经趋于律化,这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由无格律到有格律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一阶段的诗歌,古人称之为“齐梁体”,它既是律诗的先河,又是古诗的“变体”。中国律诗正式产生于初唐,唐代诗人在五、七言诗的基础上接受了六朝文坛崇尚骈偶和渐讲音律的风习,而创造了篇章、句式、对偶、音律都有严密限定的格律诗。中唐时代,文坛开始流行填词。词是我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体,从产生的时代说,它晚于古体诗和近体诗,在体制上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诗体的特点。经过五代到了宋代,词发展成为文坛上的一种最普遍的体裁,并产生了大批有成就的词作家和作品。此外,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也开拓了我国古代散文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是从元到明清,其文体主要是戏曲和小说,当然也有诗、词和散文。宋代兴起的词,最初也称作“曲子”或“曲子词”。但到了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和外族乐曲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乐曲曲词,这时,在文学史上“曲”则成了专称,这就是人们把它与“唐诗”、“宋词”并称的所谓“元曲”。“元曲”又称“北曲”,这是因为它产生于北方,配合北乐而产生的:另外还有所谓“南曲”,“南曲”产生于宋代,勃兴于明代,是配合南乐而产生的,两者在体制上是有不同的。传统上所称的“元曲”或“北曲”,实际上包括着性质不同的两种文体,一是所谓“散曲”,是一种配合音乐可歌的长短句,和词差不多,属于诗歌一类性质;一是剧曲,又称杂剧,是一种以曲词为主,但有说白、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动作、可以扮演的戏剧,属于歌剧一类性质。元明清时期的另外一种重要文体是小说。据说唐、宋时就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而“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就是我们现在通俗小说的原型,当时又称作“话本”。元末明初,通俗小说这种文体逐渐发展成熟,出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后来又产生了《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光耀千古的作品。

  二、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轨迹

  所谓批评文体,就是“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⑤。中国文学批评文体随着历史的发展,曾经发生过、存在过许多种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些早已不再被人们普遍运用,有些至今仍然富有生命力。蒋原伦、潘凯雄在《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中,曾把批评文体初步分成演绎文体、总龟文体、隐喻文体、经验实证文体、对话文体等类型,并分别加以剖析,揭示出每一种文体的一般规律、一般呈现方式和它的变体。这部专著是对中外文学批评文体的归纳,但笔者欲对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纵向发展历程作一描述,并认为它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时期至唐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史学等著作之中,被后人称为纪传体文学批评。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大都是人们关于文学的谈论,它散见于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国语》、《左传》等历史散文和《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诸子著作之中。这时尚未出现专门论文学的批评家,也没有出现专门的论文著作,所谓的文学批评就是上述著作中有关文学的片断、零散的“批评”。例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就是《论语》中孔子对《诗经》的对话体批评。《庄子》、《孟子》虽然不是对话体,但都含有不少精彩的对话段落。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考察屈原的生平遭际,指出《离骚》是抒发自己政治理想遭到挫折的愤懑之作,并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些都是司马迁夹杂在史学著作中的文学批评。班固的《汉书》中也有文学家的传,叙述生平而又评论创作,这些都可算纪传体的文学批评。

  蒋凡和郁沅在《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谈到这种情况时,把它归结为两种原因:一是先秦时代文史哲尚未分家,诸子的言论自然也会涉及文学问题,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初步总结了文艺的特性及其社会作用。有些论述虽不是直接谈论文学问题,却涉及文艺的思维方式、批评方法和政治的或哲学的思想基础。如庄子的言不尽意说就涉及文学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孟子的“知人论世”则涉及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另一种原因是先秦以后虽然文史哲逐步分离,但一些大思想家、学者在探索、研究社会思潮、人文现象时,自然也把文学现象包括在内,文学理论也就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东汉王充的《论衡》,对汉赋和学术界华伪不实、因循守旧、于世无补的时弊进行的严肃批判,文学理论自然也是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强调文章必须有益教化、文章与德行并重、文章今胜于古,乃是研究当时文坛状况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不应忽视的重要资料”⑥。

  当然,初创期的中国文学批评也有文体较为超前的“异数”,如曹丕的《典论·论文》,甚至还有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样具有系统性的理论专著,在当时,它们应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文体初创期的“特例”。

  第二阶段是从唐代到清代,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等。

  诗话、词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文体,它继承了钟嵘《诗品》的多种批评方法,接过了笔记体小说的体制,形成了以谈诗论艺为主,带有漫谈、随笔性质的笔记体批评。“据统计,宋代有诗话139种,明代以诗话命名的17种,未以诗话命名而属于诗话体制的31种,清代诗话共有三四百种。”⑦诗话的起源,很多学者认为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后来又出现了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针砭时弊、理论性较强的著作。“明清不少诗话都是有明确的诗论宗旨的。如明王士贞《艺苑卮言》标举汉魏盛唐,提出格调说;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提倡神韵说;翁方纲《石洲诗话》提倡肌理说。”⑧此外,从北宋开始还有论词之作,至清而极盛。唐圭璋的《词话丛编》共收60多种,其中清代占去40多种。这些词话保存了关于词体的源流演变、格律声韵、佚闻趣事、考订校勘等方面大量的珍贵资料。

  以诗论诗体即诗歌体批评,中外古今都有过这种批评文体。在我国,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之后,诗歌体批评颇为流行,宋代的苏轼、陆游,金代的元好问都善以诗论诗。诗歌体批评的特点是寓理于形象之中,寓理于韵调之中,即情理交融、简括凝炼,富有韵味而又理性昭然。序跋即放于一部作品之前和之后对作品的评价性、介绍性文字。作者可以自序自跋也可以请他人为序为跋。序跋体的批评功能是对所序跋的作品进行评介,正其得失,表现批评者的观点和主张,也常常兼及对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的臧否,引导创作也帮助读者。书信体文学批评有两种,一种确实是私人间的通信,写作时并没有想到要发表;一种是为了发表而写作,只不过用了书信的格式。中国古代以书信评论作品的很多,如苏轼的《答谢民师书》,是因谢氏将其诗赋杂文求教,苏轼以书信作出评价,并且发挥开去,就文学创作中言、意、物的关系,提出精到见解。

  明清之际,随着小说戏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文体——评点(也称点评)。评点是古代典籍评注形式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古人读书时,常于会心处笺以数语,宋人读诗文时就好随手在正文旁圈点批注。后来,随着小说戏曲的流行,诗文评点逐渐发展成为小说戏曲的评点。“这种文体无需谋篇布局,精心构思,它一般都是具有相当鉴赏水平和学识功底深厚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偶有感悟的随意挥洒。但因感悟深,功底厚,三言两语,往往切中肯綮,独具心得。点评灵活自如,不拘一格,或于题头批,或于文末批,或于眉批,或于夹批、旁批,多种多样。”⑨在我国传统点评体批评中,毛宗岗、金圣叹、脂砚斋等人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评点都十分有名。

  第三阶段是从清末到现在,批评文体主要表现为向论著体即文学批评论文和专著的过渡。这种过渡论著体的代表在晚清时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严复的《小说原理》、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而到了民国之后,这样的文学批评作品就更是不胜列举,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1930)、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1941)、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1956)等。

  三、文学文体变革与文学批评的转型

  前文分别描述了我国文学文体的发展轨迹和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轨迹,其实,关于文学文体的发展演变,早在20世纪初的胡适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他曾在日记中分别谈到韵文和散文文体的变化:“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接着,他又谈了散文文体的变化。⑩

  但是,中国文学批评文体发展轨迹的人还不是很多。论述假若我们对文学文体和文学批评文体二者进行一下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即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变化。一般来说,文学批评肯定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只有先出现文学创作,然后才会出现文学批评。因此,当中国文学经过远古神话而发展成二言诗、四言诗和诸子、历史散文的时候,文学批评才开始逐渐萌生,并且首先是夹杂于其它著作之中,然后才出现简单的对话体或纪传体。当中国文学发展成较为精致的律诗、唐宋词和散文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文体也因特有的思维方式发展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但是,传统的文学批评文体很显然不适合元明清时发展迅速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文体的变革要求中国文学批评作相应的转型。

  首先,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必要性。如前所述,第二阶段的中国文学批评文体主要是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等,这些批评文体用来分析古典诗词,可以说是优游从容。但是,当戏曲、小说等篇幅长大的叙事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出现之后,诗话词话等文体就已经不相适应,而诗话词话的变体评点也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无论是诗话还是评点,批评的出发点都还是个人的直觉印象,大多采用轻便零散的表达方式和象喻模糊的概念术语。例如评点,评论者很难在写作之前作好构思谋篇、布局遣词的准备,往往是从作品出发,由欣赏的感受引起,偶有心得便随手记下。它反映的是评论家在阅读中零星真切的体会和感触,很难要求系统性和严密性,缺乏对作品整体艺术境界的领悟和对空灵含蓄韵味的感受。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对《水浒传》、《西厢记》二书的评点,一直备受世人推崇。这些评点虽然许多地方较为精当,但零敲碎打式的批评对这些长篇名著的挖掘是远远不够的,作品的整体美学价值与意义还没有分析到位。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从文学起源直到明清之际,甚至一直到清末,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文体范畴都是文章诗词,而小说者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无论是诗文大家还是普通的读者或一般意义上的士子文人,都不把小说这种文体放在眼里,只将其视为子、史之末流与枝蔓。因此,清末之前,文学批评文体与文学批评现状的不适应还不十分明显,文学批评转型的要求也就还不十分强烈。而当历史演进到清末民初,准确地说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中国的重要的思想界人士,无论其政治态度是温和的维新派、立宪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他们突然间好像都找到了一种言说方式,交流方式,即写小说、读小说、评议小说。小说突然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文体,一时间铺天盖地而来,占据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等出版物”(11)。当此之时,小说理论批评的转型就变得迫切而且必要。

  其次,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可能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文体诗话词话和评点不能适应对小说等叙事文学的批评,那么论著体是否能承担此重任?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证的文学批评文体向论著转型的可能性。辛小征、靳大成著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曾如此论述小说评点:

  但是,不管传统的文论发展到小说评点后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创造了多少新的批评领域,它毕竟像诗文评点一样仍然是依附在小说文本之上的,犹如蔓藤缠树,与评点对象的关系极为密切。倘若把评点文字抽离开小说文本,则读者不会知晓它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一点它甚至还不如已经相当繁荣的诗话、词话,以及其他文类的艺术史著作,因为它们都有代表其思想精华和理论水平的独立的成熟的专门著作。尽管小说这时也已相当的发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当时一批新锐之士的兴趣,但由于这种批评形式的依附性使之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体,不构成一种知识门类,无法具有现代批评学的那种知识的自足性与生产性(即“生题能力”),最终不能超越传统文论的樊篱。(12)

  而论著体是现在最常见最严谨的文学批评文体。“它为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特色的体现、为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质的体现,提供最适宜的天地”(13)。论著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专著,一种是论文。专著是以书本形式对文学作品或作家、文学思潮进行的系统研究。专著因为篇幅大容量大,所以能够系统地全面地研究评论对象,文学批评家可以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的纵向分析到现实的横向联系,从各个侧面立体地充分地解剖、把握文学现象。论文是指文学批评的专题文章,这种样式一般能比较系统地集中地阐述某种文学观点或分析评价某些作家作品,虽然不及专著有那样宏大的容量,但系列论文或长篇论文,也可从特定的角度和侧面将问题阐发得十分透彻。因此,论著体这种文学批评形式,有着较严密的逻辑性,既可以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又可以做到推论合理,推论步骤清晰完整,正好适合对小说等长篇叙事文体进行批评。

  再次,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合规律性。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有其“社会危机”和“西学东渐”的原因,这二者都属于事物发展的外部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内部矛盾是内因,外部矛盾是外因。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自律性,或者说文学批评发展的内在原因,是指构成文学批评本身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发展动因,其集中体现在如前文所述的批评文体与批评对象的矛盾中。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规律的性质,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决定力量。因此,当我们确定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部原因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其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

  总体看来,虽然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长期被排斥于封建正统文学之外,但它顽强的生命力终于在晚清被社会所认可。而小说的文学正统地位的取得,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即中国文学批评对象的转型。批评对象的转型又是于文本之中得以体现的,因而其根本的体现是中国文学批评文本的转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文体的变革,即以诗词等为主体向小说为主体的转变,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转型,即以诗话词话体为主向论著体的过渡。

作者简介

姓名:舒玲娥 庄桂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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