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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
2020年07月17日 09:33 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作者:高建平 字号
2020年07月17日 09:33
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作者:高建平
关键词:美学的复兴;国际美学协会;“第五派”;中国美学走出去;关键词研究

内容摘要:世纪之交,美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美学从萧条走向复兴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国美学的引入,重要美学著作的翻译,美学领域国际交流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学主体性的建立;第二,美学学派意识的形成,对建立新的美学派别的尝试及其得失;第三,各种类型和各个方面的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本文对此分别做了评述,以检讨其得失,温故而知新。

关键词:美学的复兴;国际美学协会;“第五派”;中国美学走出去;关键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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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世纪之交,美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美学从萧条走向复兴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国美学的引入,重要美学著作的翻译,美学领域国际交流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学主体性的建立;第二,美学学派意识的形成,对建立新的美学派别的尝试及其得失;第三,各种类型和各个方面的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本文对此分别做了评述,以检讨其得失,温故而知新。

  关键词:美学的复兴 国际美学协会 “第五派” 中国美学走出去 关键词研究  

  作者:高建平,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世纪的中国美学,经历了几次起伏,有世纪前半叶的引进和建构,也有后半叶的三次美学热潮。历史上一般将20世纪后半叶的三次美学热潮分别称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到了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萧条之后,美学复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世纪之交的“美学的复兴”,是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包括经济大潮后人文研究气氛的复苏,国际学术交流带来的对学科发展的新的刺激,等等,当然,更为根本的是变化了的时代、社会和文艺对这个学科的现实需要。

  一、中国美学界与世界的再次相遇  

  从1978年开始的“美学热”,原本就是在多重因素推动下形成的。首先,这是一种“后文革”现象。“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始,也要以“文化”终。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文革”,以“形象思维”大讨论终结。选择“形象思维”话题来突破“文革”文艺思想体系,似乎有某种偶然性,但“美学热”的出现本身却绝不是偶然的。思想上的革新常常以复古的形式出现,这一古老规律,这时再一次呈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美学大讨论”是从“美的本质”的讨论开始。当时,美学家们所关心的,是建立美学的哲学基础,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美学体系。而随后兴起的对“形象思维”的讨论,则转向对艺术独特规律的关注。1978年的“美学热”,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从“形象思维”讨论开始,再转向“美的本质”。先是用“形象思维”来克服“文革”时代的“三突出”理论,号召研究和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进而反思50年代提出的美学基本理论问题。

  然而,到80年代,美学研究者们很快就开始突破既有的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寻找新的理论资源。5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几大派别,是在特定时代,在“百家争鸣”的大形势下,同时也是在相对封闭的学术语境中形成的。80年代的“美学热”,不可能只是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简单重演。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美学研究也再次打开了国门。1980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和主张,都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例如,当时的《会议简报》上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泽厚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出现了外国美学著作的翻译热。这些著作赢得了大量读者,其中一些观点也融合到了中国美学家的思想之中。例如,在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即后来被人们命名为“实践美学”的体系,就是吸收了古斯塔夫·荣格的“积淀”说、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以及“主体性”“格式塔”心理学、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许多思想的要素,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一些舶来的概念,迅速被中国学界吸收并使用,融入到中国美学家所创制的体系之中。然而,在引进国外的美学方面,80年代还有着一些局限性。首先是“美学热”经历的时间太短,实际上只有从1978年到大约1985年前后,此后,这股热潮就开始消退。这短短的八九年所引进的国外美学论著,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受到重视的主要是康德主义线索的美学。当时所建立的体系,也具有草创的性质。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翻译的美学著作销量就直线下降。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据说原计划有50本,包括的内容也很广泛,但影响比较大的只有十多本。人扭不过大势,形势比人强。在“美学热”过去以后,尽管美学家们仍然在努力组织翻译,但印数越来越少,出版也越来越困难。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尽管在一些高校里,美学的课程还在开设,新的美学书还在出版,但80年代初美学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影响力却不再存在。在社会上,出现的是经济大潮,许多学者作家下海经商。而在美学领域,美学家们在分化,一部分人继续走专业性道路,社会影响却越来越小;一部分人离开美学而走公共性的道路,在“文化研究”和一些其他学科中寻找公共平台。

  到了世纪之交,美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这一复兴,是多种原因促成的。

  首先,经济大潮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需求重新呈现出来。社会本来就是需要协调发展的,片面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需要文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这就像钟摆一样,摆到一定幅度就会又摆回来。在经济大潮的鼎盛期,就开始有“人文精神”的讨论,有对“审美文化”的关注。终于,在世纪末,美学全面复兴。社会需要美学,无论美学当时如何萧条,“美学热”时代留下的种子会重新长出新芽,在社会需要之时,显示出这个学科的力量。

  其次,中国的“文化研究”原本具有“反美学”的倾向。在“文化研究”与美学研究并行发展时,文化研究者认为,美学研究不及物,过于哲学化;而美学研究者则认为,文化研究者将学术研究化为社会运动的诉求,从学术上看空虚而流于口号化。这种对立最终导致相互融合。在中国,从事美学研究和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属于同一个群体。他们之间的对话,最终形成的是相互的影响和吸收,实现了美学的文化学转向,同时也实现了文化研究的美学转向。美学在这时出现了复苏的契机。

  再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上的新一轮开放,也在推动学术和文化上与国际接轨。世纪之交,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常态化。中国的美学研究队伍,也在发生着变化,新一代美学研究者成为研究的主力。这一代人与前一代人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有着学术创新的活力,也更愿意接受新的知识。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绘世纪之交外国美学对中国美学影响的情况:

  第一,美学的翻译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套丛书有多本,但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像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除了这一套以外,还有王春元和钱中文主编的文论丛书,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和社会学的丛书。

  到了世纪之交出现的新译丛,与此前一代人翻译的著作有所不同。

  周宪与许钧合作,编辑了“现代性研究译丛”,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与美学有关的著作。例如,特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等。此后,周宪与高建平合作,编辑了“新世纪美学译丛”,集中收录了许多目前西方正在活跃的美学家的新作,其中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诺埃尔·卡罗尔的《超越美学》、肯达尔·L. 沃顿的《扮假成真的模仿》等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由彭锋等人主持,组织了“美学与艺术丛书”译丛,同样出版了舒斯特曼等一些正处于创作活跃期的西方美学家的著作。此外,还有出版社组织了一些专题性的美学译丛,一些属于分析美学和后分析美学、新实用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著作,以及环境生态美学的著作,都陆续被翻译出来。沈语冰主持翻译了艺术学的译丛,介绍了众多外国艺术学和艺术史学的研究著作。最近由高建平和张云鹏合作,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美学译丛”,第一辑收入五本译著,其中包括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与高建平合编的《美学的复兴》、沃尔夫冈·韦尔施著的《超越美学的美学》、柯蒂斯·卡特著的《跨界:美学与艺术学》等。

  这些世纪之交与新世纪初出现的译著,选择的范围很宽泛。除了继续翻译一些西方古典美学的论著进行拾遗补缺外,更多的是选择西方一些现在仍活着,与我们属于同时代人,处于新思想建设期的美学论著。这些论著更具有当代性,面向并致力于解决当代问题,对当代中国也有着更多的可借鉴性。  

  第二,从世纪之交到新世纪初,在中国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对于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发展中国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5年11月15日至20日,中华美学学会与深圳大学合作,在深圳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港等地区和瑞典、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美学家和美育工作者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围绕中西美学和美育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美学学术会议。参加者除了一些境内外的著名学者外,还有来自美育第一线的大中小学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此前翻译和研究外国美学工作的继续,也是世纪之交中外学术交流条件得到改善的体现。

  2002年,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美学会议。大约有近一百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外美学史上的一次盛会,吸引了分别来自英、美、德、意、日、韩、加、印度、荷兰、芬兰、希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等17个国家的近百名美学家。”这次会议后,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论文集《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一书。  

  2006年,国际美学协会与中华美学学会共同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承办,在四川成都举办了国际美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暨“多元文化中的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当时的国际美学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各国美学组织的负责人。这次会议的论文,编入了英文版的《国际美学年刊》出版。

  在从世纪之交到新世纪初的这几年中,中国学者周来祥和高建平,以及中国香港的学者文洁华分别参加了1995年在芬兰拉赫底召开的第13届世界美学大会和1998年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卢布尔雅那大会上,中华美学学会经申请和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批准,正式成为国际美学学会的团体会员,从此开始了与国际美学协会的合作。尽管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很少,但对于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美学大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开端。

  国际美学协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克斯·德索尔(Max Dessoir)于1913年在德国柏林组织的第一次世界美学大会。当时的名称叫国际美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Aesthetics),是一个由欧美和日本等“美学强国”参与的封闭的国际团体。1980年,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上,决定进行改组,实现开放和民主化,成立国际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esthetics)。从1980年以来,国际美学协会相继选举哈罗德·奥斯本、约然·赫尔梅仁、阿诺德·贝林特、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佐佐木健一、海因茨·佩茨沃德、约斯·德穆尔、柯蒂斯·卡特、高建平、亚勒·艾尔珍共十位担任协会主席,任期三年,不可连选连任。国际美学协会的宗旨,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国际间美学学术交流,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将美学的学科知识传播到美学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美学组织,开展美学活动。

  2001年,在日本东京千叶召开了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世界美学大会,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会议专门设立了亚洲美学系列圆桌,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美学专题,会议邀请叶朗主持,参加者有高建平、彭锋、罗筠筠、周来祥、陈望衡、蒋述卓、杨曾宪、文洁华,以及来自德国的中国美学研究者卜松山(Karl-Henz Pohl)。

  2004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16届世界美学大会。由于路程远,中国学者参会人数略有下降,但也有高建平、王柯平、杨曾宪等一些学者参加。

  2007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召开了第17届世界美学大会。中国美学界有多人参加这次会议,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建平、王柯平、徐碧辉、刘悦笛等人参会。北京大学彭锋、武汉大学陈望衡、复旦大学陈佳、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西南大学代迅、四川外国语大学王毅、香港浸会大学文洁华等人参会。中国美学界参加世界美学大会的热情在不断升温。中外学术界的直接交流,逐渐成为常态,这打开了中国美学家们的眼界,对美学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后,201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这是一次国际美学界空前的盛会,除了有约四百名各国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以外,还有大约四百多名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者与会。会议由北京大学承办,国内多所高校协办。从此以后,中外美学交流就走向了常态化,中国融入到世界美学的发展之中。

  除了国际美学协会这个平台以及定期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以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国轮流召开系列的“东方美学论坛”,对推动三国的美学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美学界对外国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学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具有输入的特点。美学20世纪初在中国的兴起,与当时留学生的积极倡导有着密切关系。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美学在中国”,后一段是“中国美学”,而是指美学在中国,有着一个从引进吸收,再到自主创造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截然分成两段,前一段吸收,后一段创造。实际上,创造的活动早就开始了,从王国维到朱光潜和宗白华,都走在自主创造的路上;从另一方面看,吸收的活动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外国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除了上述几个译丛以及召开的一系列美学会议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中国学者对外国美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古斯塔夫·荣格等人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融入了相关思想。到9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以及一些法国的文化和社会研究的思想进入中国,使中国美学界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美学观点的引入,对狭义的美学构成了冲击。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随着中外美学交流的扩大而在中国陆续有所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份集刊对外国美学的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外国美学》。1985年,《外国美学》在汝信先生的主持下问世。与当时其他几份集刊不同,这份集刊出刊较晚。当这个集刊问世之时,已经到了“美学热”的末期。“美学热”初起之时,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借美学这个平台推动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走向正常化的作用。到了1985年,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学在走向学科化、专业化。“文革”以后上大学的新一代学者逐渐成长,陆续走向了学术研究的前台。这时出现的《外国美学》集刊,在学术上有着对外国美学进行专门化研究的追求,同时,对于培养新一代的美学研究者,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曾深情回忆自己通过阅读该集刊和为之撰稿,在美学研究道路上成长的历程。这个集刊一直延续到2000年,出版了18辑,此后,经历了短期的中断,2005年筹备复刊,一直到今天又出了十多辑,影响越来越大,成为“美学热”时代硕果仅存的一份集刊。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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