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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
2020年06月24日 11:02 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作者:赖大仁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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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文论历经70年变革发展,对此我们既需要回顾也需要前瞻,不能仅限于描述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而是有必要从研究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本文试提出以下几个至今仍争议甚大的问题来进行探讨。

  一 当代文论研究对象:是否以文学为中心

  自现代文论开始建构以来,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在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中,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文论界的不断反思中逐渐凸显出来。这个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提出的疑问。有人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文学”概念有不同的能指与所指,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文学”所指对象究竟是什么。其二,文化研究转向形成的冲击。文化研究针对此前盛行的文本中心论过于狭隘的弊端,主张回到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文化研究转向越走越偏,有的主张不一定要研究文学现象或文学问题,在一些所谓跨学科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文学因素了,成为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三,当代文学泛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如今文学已经完全泛化,与各种泛文化现象混而不分,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学,而且所谓“文学性”在各类文本中都能找到,因此也不必局限于所谓文学研究。

  笔者以为,无论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代文论研究都应当坚持以文学为中心,否则就是名不副实。过度“去文学化”,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迷失。其实,上述问题有的可能属于观念迷误,有的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学(文论)研究,都不可能也不需要事先划定明确的边界,而往往是面对某些特定的文学现象(对象)展开,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应的文学观念。关于“文学”的概念,它的能指与所指无疑都是历史地建构的,必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嬗变,不可能有永远不变的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当代文论研究面对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从而建构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一方面基于当代文学的开放性和多样化发展,致力于各种专门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如网络文学理论、大众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体类型的文学理论等,对某个方面的文学对象进行说明和阐释,建构相应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起到应有的理论认识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是基础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未必要求无所不包涵盖所有文学现象,而是应当将历代和当代的经典化文学现象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建构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起到应有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

  二 当代文论研究向度:向内还是向外

  新时期之初我国文论界曾提出过“向内转”,“向内转”主要是针对过于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律论”文学观念,转而强调文学本身的特性和规律,重视文学的审美性、情感性、人文性、艺术性,要求从“文学是人学”的根本特性出发理解和阐释文学,重建自主性和自律论的文学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西方文化研究转向影响,我国文论研究出现了类似的“向外转”:一方面是研究对象从过去的纯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范围与方法,从文学问题研究走向跨学科的泛文化问题研究。这种转向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但也导致了当代文论研究陷入迷误。

  总的来看,当代文论研究的确有一个向内与向外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以“文本论”为基点的区分。一方面,我们的内部研究普遍不足。虽然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向内转”现象,但并不是真正文本研究意义上的向内转,我们至今仍未建构起一套可与西方文论相比的关于文学文本研究的观念、方法、话语与范式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对外部研究我们虽然一直都很重视,但往往显得比较狭隘,对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对应性关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关系等方面强调有余,而对文学作品与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则显得不足。

  另一种情况是以“文学论”为基点的区分。所谓“向内”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向外”则是向文学以外的领域扩展延伸的研究。其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涉及研究对象,向内研究坚持以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为中心,而向外研究则面向各种泛文学、泛文化现象。二是涉及研究的问题,向内研究强调以文学问题为中心,向外研究则引向文学以外的各种泛文化问题。当代文论应当以这些根本性文学问题为中心,对文学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这些根本问题在当今时代遇到的新挑战,从而更好地介入文学现实,起到文学观念的支撑作用。

  三 当代文论研究基点:理论中心还是实践导向

  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文学理论的特性与功能,以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的文论传统虽有偏重文学经验和审美感悟的长处,但文学观念和理论范式建构不足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比较而言,西方文论虽有种种弊端,但注重理论观念建构以及理论阐释作用的长处值得我们借鉴。总体而言,文学理论有多方面的特性与功能,但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应当是通过对文学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建立基本的文学观念,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当代文论研究更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理论追求。当然,重视文学理论观念建构及其理论阐释功能,并不意味着要以理论为中心,当代文论界对理论中心主义倾向的批判辨析是必要的,应当对此倾向保持必要的警惕。同时,强调当代文论的理论功能也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形成辩证的认识。

  文学理论观念建构及其理论阐释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需要合理地认识文学理论的实践导向问题,这里涉及理论对于实践的跟与引的关系,以及理论阐释如何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文学理论观念的建构需要通过对文学现象的说明和阐释来实现,因此它就必须“跟”,紧跟文学现象,对之进行考察。当代文论要跟踪文学实践的创新发展,目的在于对那些“实然”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有比较切实的认识,这样才能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之进行说明和阐释。另一方面,文学理论仅仅跟在文学现象后面说明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引”,应适当超越现实,走在文学实践前面,用超越性理论思维对文学的“应然”发展加以展望,建立一个时代应有的审美理想和文学信念,从而对这个时代的文学给予必要的引导。这不仅是文学理论本身的特性与功能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 当代文论研究路径:本质论还是知识论

  我国文论界的反本质主义讨论,充分显露出当代文论研究的观念之争,它一方面关涉对过去几十年我国文论研究的整体性认识评价,另一方面关涉当代文论研究以后的目标指向或发展方向。从前一个方面来说,在一些学者看来,过去几十年包括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的主要问题是本质主义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批判反思。但笔者以为,如果把“本质主义”定义为一种极端僵化、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以此概括和整体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说是不太准确和严肃的。过于激烈地反本质主义,实际上造成文学理论普遍“去本质化”,导致回避或者放弃文学本质论研究,造成文学理论的肤浅化和理论功能的普遍弱化。

  从后一个方面来说,按照一些人的认识,既然以前的文论研究陷入了本质主义误区,那么经过反本质主义讨论的反思与清理之后,当然不应再走这样的老路,而是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路,从后来的发展趋向看,便出现了一种“知识论”的探寻路径与目标指向。从根本上说,这种知识论研究是偏重于“史”的研究类型,它毕竟不能代替“论”的研究。就“论”的研究方面而言,文学本质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方面理论研究的特殊功能。对当代文论研究而言,文学本质论问题永远存在,就像文学价值论、文学功能论之类基础理论问题永远存在一样。问题只在于我们对此是否关注,以及是不是致力于研究和思考。对文学本质问题的回答以及文学本质论观念是与时俱变的。因为所面对的文学对象不同,时代所提出的文学问题也已不同,应当面对新的文学对象,回答新的文学问题,从而重新建构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文学观念。

  五 当代文论研究方法:论证、描述与阐释

  新时期前后较长时间里,文学理论研究中比较流行“论证”式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观点+例子”的论证方式,这与传统本质论研究思路和理论观念恰相适应,其中既有苏联文论的深刻影响,也与我国历史悠久的“原道、征圣、宗经”的传统相契合,因而容易得到普遍认同和应用。然而从现代学术观念来看,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论证模式是值得怀疑的。此后当代文论转向“知识论”研究范式,它在理论观念上是反本质论的,当然也就不存在要对某种理论观点进行“论证”的问题。它的基本观念是把文学理论看成一种历史性、地方性的学科知识,或者把文学放在多维文化关系中进行观照,从而建立一种知识系统,文学理论就是把这种关于文学的知识系统呈现出来,因此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描述”。总的来看,无论是哪种情况的描述,都是以某种理论知识形态使文学存在的图景得到不同方式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从理论功能方面来看,文学理论仅限于描述和提供某种学科知识,又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近期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把“阐释”论研究方法问题凸显出来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关涉理论的生成路线、生成逻辑、阐释方式等问题。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首先针对西方文论的理论中心主义现象,明确提出了“理论的生成路线,即理论从哪里出发,落脚于哪里”的问题。他认为理论中心论的总体倾向是:“文艺理论不是从文艺经验和实践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概念生成概念,范畴生成范畴;理论是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成为研究和阐释的中心。”实际上对文学理论研究而言,“阐释”也许是比“论证”“描述”更值得重视的研究方法,问题只在于如何避免“强制阐释”而走向合理阐释,在这方面有待于形成当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从而推进阐释论方法研究。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摆脱过去那种简单化论证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阐释论方法的研究探索之路。如今更应当加强这种自觉性,把阐释论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对推进当代文论话语体系重建大有益处。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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