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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
2020年05月26日 09:21 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作者:赖大仁 字号
2020年05月26日 09:21
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作者:赖大仁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论;观念与方法;本质论;知识论;阐释论

内容摘要: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值得提出来探讨的当代文论主要问题,一是其研究对象,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以文学为中心?二是其研究向度,究竟应当向内还是向外?三是其研究基点,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四是其研究路径,有无必要坚持本质论或是转向知识论?五是其研究方法,从论证、描述到阐释应当如何认识?围绕这些当代文论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所形成的争论,既反映了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也显示了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论;观念与方法;本质论;知识论;阐释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值得提出来探讨的当代文论主要问题,一是其研究对象,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以文学为中心?二是其研究向度,究竟应当向内还是向外?三是其研究基点,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四是其研究路径,有无必要坚持本质论或是转向知识论?五是其研究方法,从论证、描述到阐释应当如何认识?围绕这些当代文论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所形成的争论,既反映了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也显示了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论;观念与方法;本质论;知识论;阐释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A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文论历经70年变革发展,对此我们既需要回顾也需要前瞻,既需要全面总结也需要理性反思,既需要看到成绩也需要直面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不断温故知新砥砺前行,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对于当代中国文论,我们也许不能仅限于描述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而是有必要提升一步,从研究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我国当代文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论,既有很大的理论进步,也有许多新的理论困惑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文论要面向未来继续创新探索,致力于建构新时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就难以回避这些基本问题。本文试提出以下几个至今仍争议甚大的问题来进行探讨。

  一 当代文论研究对象:是否以文学为中心

  自现代文论开始建构以来,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似乎不言自明,理所当然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什么是文学现象呢?就是人们的现代文学观念所认同的那些文学作品以及作家创作现象。现代以来各种中外文学史著作及中外文学作品选本,都是这种经典性文学现象的具体描述或呈现方式。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教材)就是以这样的文学现象作为阐释对象而建构起来的,它与上述中外文学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选本形成了同构性的相互阐释关系。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感到这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在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中,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文论界的不断反思中逐渐凸显出来。这个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提出的疑问。有人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文学”概念有不同的能指与所指,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文学”所指对象究竟是什么。而且从文学现象而言,所谓文学与非文学难以区分,就像杂草与作物难以区分一样,既然无法划分文学的边界,便无法确定什么是文学。如果要确切说明什么是文学,这本身就有本质主义之嫌;如果不能确定什么是文学现象(对象),那就难以对其进行研究,这就构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逻辑悖论。其二,文化研究转向形成的冲击。文化研究针对此前盛行的文本中心论过于狭隘的弊端,主张回到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文化研究转向越走越偏,有的主张不一定要研究文学现象或文学问题,在一些所谓跨学科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文学因素了,成为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就是由“文学理论”变成了“理论”。其三,当代文学泛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如今文学已经完全泛化,与各种泛文化现象混而不分,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学,而且所谓“文学性”在各类文本中都能找到,因此也不必局限于所谓文学研究。还有人干脆认为当今文学已经死了,根本没有什么文学研究对象可言,如此等等。这就构成了当代文论研究中的“去文学化”现象。这种情况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遇到过,如今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需要当代文论研究去面对和做出回答。

  笔者以为,无论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代文论研究都应当坚持以文学为中心,否则就是名不副实。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都有自己确定的对象。理论依据对象而生成,没有对象就没有理论。放弃和改变对象,理论就不再是关于该对象的理论。”“一个对象模糊、论域失范的学科,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学科。对象的存在和生长是学科存在和生长的必备条件。”[1]文学理论学科当然也是如此,过度“去文学化”,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迷失。其实,上述问题有的可能属于观念迷误,有的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所谓文学的边界以及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界线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寻烦恼的观念迷误。因为任何现象都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区分都是相对的,不可能像楚河汉界那样划出泾渭分明的边界,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显然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学(文论)研究,都不可能也不需要事先划定明确的边界,而往往是面对某些特定的文学现象(对象)展开,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应的文学观念。要求划定明确的文学边界,并且把所有文学现象涵盖无遗,这样的文学(文论)研究恐怕永远没有人能够做到。再如关于“文学”的概念,它的能指与所指无疑都是历史地建构的,必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嬗变,不可能有永远不变的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当代文论研究面对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从而建构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因此,“文学”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因时而变,并不足以构成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怀疑与否定。至于当代文学实践与文学形态的变异性发展,则恰恰作为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要求当代文论对之做出应有的事实分辨与理论阐释,而不能把文学研究对象的问题模糊化、虚无化。所谓文学死亡的论断,则多属危言耸听,并不足以构成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消解。

  从中外文论史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没有哪种文学理论是可以无所不包、说明所有文学现象的。一定时代最有影响和阐释力的文学理论,往往都是基于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和最有特色的文学对象进行理论阐释,并且致力于建构反映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引导和促进文学实践发展。西方从古希腊《诗学》到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文论等,我国从古代到现代不同时期的诗文理论、小说和戏曲理论等,几乎都是如此。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依据这种历史经验,一方面基于当代文学的开放性和多样化发展,致力于各种专门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比如网络文学理论、大众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体类型的文学理论等,对某个方面的文学对象进行说明和阐释,建构相应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起到应有的理论认识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是基础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未必要求无所不包涵盖所有文学现象,而是应当将历代和当代的经典化文学现象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建构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从而起到应有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如果说对于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化文学现象人们已有一定的共识,那么当代的经典化文学现象,恰恰需要我们从各种泛文学现象中去搜寻和发现。把那些更富有艺术创造性和丰厚文学品质、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学对象发掘出来,以此为对象进行理论概括和文学阐释,重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应当说是当代文论研究最重要的使命。以所谓“文学”概念说不清楚、文学对象模糊不清无法把握为理由,否定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目标,甚至走向“去文学化”,就失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放弃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职责和使命,必然导致当代文论研究的自我迷失。

  二 当代文论研究向度:向内还是向外

  文学理论研究的向度可说是一个现代性文学理论问题。从西方文论情况来看,20世纪之前并没有所谓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都是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开始,逐步建立以文本为中心和以“文学性”为目标的理论观念与研究范式,这样一来,文学理论研究的向度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从理论上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做了明确区分,把从文学的背景、环境等外在因素出发,即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的“因果式”研究称之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把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结构的研究称之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虽然他们并不否认适当认识那些外部条件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但其主导性倾向显然还是倡导和推崇文学的内部研究[2]。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研究,主导性趋向是走向内部研究,而西方文论在建构内部研究的文学观念、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引导和助推这种内部研究方面,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文学研究极力排斥外部因素,把重视外部因素的观点称为起因谬说、意图谬说、感受谬说等予以否定,从而确保内部研究的纯粹性。然而物极必反,这种极端封闭的内部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弊端,于是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向外转。后来所谓文化研究转向,不仅研究对象不限于文学作品,而且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也多从其他学科移植而来,许多以文学名义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的意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外部研究,其根本弊端在于非文学化的“强制阐释”,它从文本中心主义的围城中走出来,却又陷入了内外失据的尴尬境地。对这种现象西方学界多有反思,我国的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引以为鉴。

  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论影响,当然更有我们自身的特殊性。新时期之初我国文论界也曾提出过“向内转”,这样就把文学理论研究的向度问题凸显出来了。“向内转”,主要是针对过于强调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律论”文学观念,转而强调文学本身的特性和规律,重视文学的审美性、情感性、人文性、艺术性,要求从“文学是人学”的根本特性出发理解和阐释文学,重建自主性和自律论的文学观念。这种文论研究转向及其重建的文学观念,对此后一个时期整个文学研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当然,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有的走向倡导纯审美论、纯艺术论,完全排斥各种外部因素对文学的干扰,极力维护文学审美的纯粹性;也有的提出审美反映论、审美创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主张以文学审美为本体,内部与外部因素兼顾、自律与他律融合,稳步推进当代文学观念变革。此后当代文论研究在向内与向外或者内与外如何兼顾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断,反映了当代文论观念变革的开放性与复杂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西方文化研究转向影响,我国文论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向外转”:一方面是研究对象从过去的纯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范围与方法,从文学问题研究走向跨学科的泛文化问题研究。这种转向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但也导致了当代文论研究陷入迷误。近一时期文论界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虽说是针对西方文论弊端的批判性辨识而来,但主要意义还在于对当代文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这是更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方面。

  总的来看,当代文论研究的确有一个向内与向外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以“文本论”为基点的区分。所谓内部研究就是注重文本细读,对文学作品内部各种艺术要素及其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达到对文学作品从语言结构艺术形式到思想情感审美意蕴的深入分析;而外部研究就是将文学作品与产生它的各种外部因素关联起来进行考察,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达到对文学作品完整而深刻的理解与阐释。从我国当代文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我们的内部研究普遍不足。虽然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向内转”现象,但并不是真正文本研究意义上的向内转,我们至今仍未建构起一套可与西方文论相比的关于文学文本研究的观念、方法、话语与范式的理论系统,因而在建构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文本研究理论方面仍有不断开拓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外部研究我们虽然一直都很重视,但往往显得比较狭隘,对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对应性关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关系等方面强调有余,而对文学作品与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则显得不足,同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另一种情况是以“文学论”为基点的区分。所谓“向内”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向外”则是向文学以外的领域扩展延伸的研究。其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涉及研究对象,向内研究坚持以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为中心,而向外研究则面向各种泛文学、泛文化现象。如果把文学对象领域想象为一个同心圆圈,虽然我们难以确切知道这个圆圈的外围边界在哪里,但至少应该明白,越是向内探究就越是接近经典性文学现象,越是接近文学的本质特性。在当今开放性研究格局中,克服过去那种过于狭小封闭的局限、向外拓宽视野或许是必要的,但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方面,显然应当倡导向内研究,以经典性文学现象为中心,而不是相反。二是涉及研究的问题,向内研究强调以文学问题为中心,向外研究则引向文学以外的各种泛文化问题,在上述文化研究转向中有不少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文学问题。按我们的理解,文学问题的根本与核心是人学或情学问题、美学问题、语言艺术问题。“文学是人学”是一个永恒命题,正如有学者所说,这里的人学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那种将人当作类来研究的“人学”,不是体现在统计数、一般心理规律、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作为个体情感体验,展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学”[3]。美学问题与人学问题相通,要求研究文学的审美特性与规律,尤其是文学审美对人的自由健全发展的意义,即如朱光潜所强调的,文学审美如何使人心净化、人生美化。语言艺术问题根源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根本特性,比如修辞性、象征性、隐喻性等各种有关“文学性”的方面。当代文论应当以这些根本性文学问题为中心,对文学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这些根本问题在当今时代遇到的新挑战,从而更好地介入文学现实,起到文学观念的支撑作用。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有其意义,但应当以研究文学问题为基本原则,否则就不具有作为文学研究的意义价值。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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