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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话思维在学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为例
2020年05月15日 09:39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作者:韩清玉 李海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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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韩清玉,1981年生,山东梁山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美学、中国现代文艺美学,著有《艺术自律性研究》等。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美学思想形成与桐城文化关系研究”(17ZDA018);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论当代艺术哲学中的审美问题——以审美经验、艺术定义和审美价值为视角”(gxyqZD2018001); 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

 

  对话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生成范式,在巴赫金那里得以系统建构和出色运用。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1]那么这种对话的实质是什么呢?它不是在两种理论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2]也就是说,对话是在异质理论形态中经过碰撞而形成新的观点或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或学派之间的并立对抗本身也是对话思维的题中之义;按照巴赫金的思路,越是具有张力的不同思想在其对话中的生长力越大。他自己的学术历程可谓其对话思维学术取向的最好注脚,其把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社会学诗学”范式,彰显出对话思维在理论建构中的方法论意义。

  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无疑是分别表征外部-内部研究的异质理论形态,看似几无交集的两种文艺观念却蕴藏着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学术生长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串联起许多重要美学、文论流派和观点。这一问题至为重要,不仅在于它作为西方美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更在于其直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虽然弗兰德里克·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托尼·本尼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对此问题加以充分关注,但是就其系统性和当代文论建构的问题意识而言,中国学者杨建刚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无疑更具典型意义。依本文看,詹姆逊从意识形态出发揭示形式文论的语言学困境,抑或探掘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形式美学因素;本尼特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反思俄国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在不同理论形态关系间的辩证性方法论特征固然鲜明,然而异质对话的理论衍生却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相形之下,杨建刚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在研究视角、理论建构与本土关切方面彰显了巴赫金式对话思维的方法论意义。从对话思维的学术生长力切入,也可以看出杨著在文学现实关怀与批评实践感稀薄的缺憾,这或许是学术史研究之力所不及,却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历时性考察:基于学术关系史的研究视角

  固然巴赫金所阐扬的对话思维主张在异质的理论中实现辨证综合,但并不是生搬硬套或为对话而求同的做法,而是建立在科学性前提之上。依笔者之见,杨著立论的科学性体现为消极与积极的双向维度。从消极层面而言,杨著并未受既有理论成见的束缚。似乎“贴标签”“划主义”的做法在中国当代学界尤甚,且不说那并未远去的“唯心-唯物”之定势,文学“内部-外部”研究的二元论似乎亦有妖魔化之嫌。按照一般的理解,以历史叙事与主题批评为主色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注重文学要素技术性分析的形式批评“水火不容”,又何来“对话”一说?杨建刚显然不认同这一成见,而是以一种科学态度面对两大理论范式的多元关系。在其积极意义上,他把学术关联置于二者的纵向生成中,从对抗到对话,从方法论融合到互相征用,呈现为一种交叉共生的关系。依照巴赫金对对话思维的诠释,对抗本身也可以看作宽泛意义上的“对话”。如此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毫无关联,甚至认为此一研究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历史性与实践性等等粗陋之见也就不攻自破了。

  具体说来,杨建刚首先从两种理论的价值关涉与批评方法的异质性谈起,诸如“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社会学批评—形式分析”“政治价值—审美价值”等双向对立的理论属性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巨大差异。异质并不意味着无法共存,但如作者所言“将它们各自的倾向推向极端,并且非此即彼地尊奉为唯一合法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异质性就会转化为矛盾性,二者的对抗就是必然的。”[3]这种必然性就出现在两大理论的关系史的早期阶段。20世纪早期的苏联文论界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详细的论争过程被作者一一钩沉,我认为这一部分的亮点即在于此。一般我们对理论研究的把握多着眼于逻辑推演与原理阐明,不太注重史料挖掘与场景还原,对一些学案的描述也多是一笔带过。本著作把1923年到1936年间二大理论流派代表人物的论争活动与具体观点呈现给读者,也就把二者的尖锐对立呈现出来。这一“史论结合”之方法论在其具体史实上的艰难求证,彰显出作者把握二者关系时的科学态度,也为此类学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笔触自然转到了亲历这场理论“战争”的巴赫金,巴赫金对此的反思似乎有“各打五十大板”的味道,认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政治武器打压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观点保守,应对被动。杨建刚提出了这一学术史的枢纽性问题:巴赫金自身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形式主义者?作者没有直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选择让巴赫金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来回应,整体性的、对话性的理论特质表明了其在开启两大理论流派对话征途中的重要意义。

  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更为有趣。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新左派,或者卢卡奇等东欧学者,他们的理论主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批评。但是,西马学者们特别是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干将,又深受康德美学之熏陶,遵从艺术的自律性逻辑,在艺术形式的自我实现中彰显社会批判的革命性力量。杨建刚在著作中将其概括为“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我将其描述为“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4]意义指向大致相当。

  在其对话场域中,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思潮纳入作者的论述视野,反映出杨建刚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问题的宏阔视野与总体把握能力,更体现了作者在该主题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学术史的纵向发展中生成具体观点,而不是提出某种假设试图强加论证,常培杰将其概括为“理论的历史化”,[5]当然这一过程渗透着作者面对浩瀚资料的艰难爬梳与逻辑架构,其深刻与厚重自然彰显。

  共时性建构:基于文学原理的理论碰撞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的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杨建刚着力于所涉问题域的共时性建构。除了第一章分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各自的理论特征与批评方法外,接下来的数章内容都不乏基于学术史的基本问题的逻辑分析。如第二章作者分别从政治、思想和文化层面探讨二者从对抗到对话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在思想层面,作者依据卢那察尔斯基从康德与黑格尔思想差异作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抗的导源,而在之后的分析中,杨建刚坚持认为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康德美学的态度都不失偏狭,而在之后的对话性理论形态中不难看出实则是回归康德美学的自由本义。无独有偶,汪正龙也认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关系具有复杂的理论渊源与美学肌理。从理论渊源上看,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拥有共同的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背景。”[6]汪正龙进一步认为,在二者关系中,他们之间的对话并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吸收借鉴形式主义有余,而形式主义则鲜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吸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形式主义自身的封闭性之外,与形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不无关系。”[7]在此,汪先生是基于如什克洛夫斯基、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等形式论者的观点和做法得出的结论。而我们是否也可以如此认为,其实在形式主义文论家那里,本身有一套与其形式符号分析相契合的价值系统,如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英美“新批评”特别是瑞恰慈的文学与现实的多重关系等等,换言之,形式主义不是停止于形式,而其背后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

  在著作正文的最后,杨建刚在对话思维的方法论层面加以提升,提出了对话思维在理论创新中的意义与何为的问题。首先,对话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也就是规定发展中的理论必须是开放性的,任何天真地认为自己理论是可以走遍天下之普遍大法无异于“坐井观天”。当然,在平等的前提下,对话的方式可以是灵活的。

  这世界没有哪一种美学思想是完美无缺的,对美学论争的梳理亦复如是。单就《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来看,作者追随学术史脉络的客观性有余,个人立场却不够鲜明。这表现在从对抗到对话与融通的各个阶段多是依托特定文艺理论思潮甚至个案展开的,其这些个案的思想倾向往往有“非此即彼”的弊病,而如果跳出研究对象的框架加以反思的话,可能会克服一些遗憾与缺失。毋庸讳言,著作有个别地方存在对理论流派指向性的单向度理解,而对其自身内蕴的多重指向挖掘不够,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本身就具有自律与他律的辩证法,形式主义批评如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中的内部批评范式本身即有外在价值诉求,……这些理论自身的辨证性无疑是对话之所以可能的深层根源。

  本土性关切:面向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意义尤为重大,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并非将之奉为一尊而排斥其他理论资源,而是坚持时代性与开放性的理论发展原则,可以说,对话性建构路径正当其时。以对话思维发展当代文学理论,“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审美形式研究中找到与当下社会美学相互缔结整合的理论形式,进而能够以一种审美批判和文化探究的视角深入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走向与发展,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建设无疑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理论契机。”[8]

  杨建刚著作的本土性关切,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选题的问题意识上。我们知道,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进程本身即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西方文艺思潮交融对话的过程,而传统与现代的理论交织并没有衍生出具有巨大阐释力的原创性思想,古代文论渐次失语,现代转换又差强人意。西方美学与文化思潮轮番上阵,各领风骚三五年。历史的车轮在二十一世纪也已经驶过了近二十年,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又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绝不是知识生产GDP模式所能回答的。任何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文化只有在碰撞与对话中方能出现,中与西,古与今,概莫能外。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使命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所贯彻的对话思维启示并参与着文艺理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在中国的体现也是可圈可点。杨建刚从王国维与梁启超说起,将其看作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接下来是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革命”加以论述。杨教授敏锐地以此与俄国形式主义作比,并得出“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的文学革命的目的则是政治的,是通过文学革命来催动文化乃至社会的革命”之结论。[9]此一结论固然不错,而这一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包括提倡白话文在内,都是拿文学的形式载体开刀,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称之为文学形式的革命。如果将其作为社会思想解放与文学形式变革的合奏,是否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之间的辨证逻辑呢?

  “对话在中国”这一部分中,作者对其处理方式做到了“点、线、面”的结合。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两面,并且从其呈现形态不难看出,中国语境的对话很不充分,主要还是以非此即彼的两面出现;较之于西方理论思潮之间的交织反复,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时间线索更为明晰;在现代文论中,杨建刚很好地抓住了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这一点,但是形式主义(或纯艺术思潮)与革命话语之间的理论纠葛远比此复杂得多,除袁可嘉外,朱光潜、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等京派批评家都与此有关,作者在此没有展开,是为一大憾事。

  而在新时期文论发展的梳理中,除了杨建刚的详尽呈现与理论辨析外,笔者还有一点补充性思考,即世纪之交文化研究趋势对文学批评的侵入,在其文学解读方式上更多地表现出政治化特征,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意识形态批评及其文化消费理论,等等,都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而文化研究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潜伏于这样一个理论缺陷:它在文学自身层面的阐释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于是,文学语言的讨论,艺术媒介之间的表意关系(包括文学与图像)又逐步发展为显学。窃以为这亦可看作对话思维在中国当代美学与文论发展的重要体现。

  余论:理论何以与文学现实对话?

  杨建刚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中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文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对形式批评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10]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需要辨证看待与分析。一方面,如果把文学研究与指导思想划等号的话,这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与其他批评范式均看作文学意义诠释的一种路径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优势并不明显。如果接着杨建刚关于对话问题的讨论来谈,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个问题:理论何以与文学现实对话?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代发展的“瓶颈”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当代文艺批评实践中缺乏充分的显现。

  还是要回到巴赫金。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整个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理论与文本批评实践结合得最为完备的当属巴赫金。他有意识地讨论与建构文学批评方法,注重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结合、语言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如对诗歌语言、小说形式的辨析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关于此问题的另一个案或许可以启迪我们更多的思考,即T.J 克拉克的艺术批评。他传承了豪泽尔的理论传统,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融合。具体说来,“把艺术还原到原初的社会历史场景与经济结构,作为社会文化的表征符号,艺术风格与构图笔墨也就具有了超越形式技法的更为宏大的意义。”[11]

  即是说,如何将文学的社会历史意义通过其符号解码揭示出来,是文学批评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理论效应,更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旨趣。可见,基于文学世界整体性原则下的对话思维具有举足轻重的方法论意义,它彰明了文学理论应有的开放性与实践性,也凸显了文学本身的外向意义诉求与形式内在指涉的统一。

作者简介

姓名:韩清玉 李海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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