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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
2019年09月05日 09:05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张永清 字号
关键词:青年德意志;青年黑格尔派;文学政治;哲学政治;社会政治;政治自由主义

内容摘要: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白尔尼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白尔尼与政治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三大问题的相关阐释中。自1842年 11月始,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意味着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尽管白尔尼的思想从此淡出了青年恩格斯的视域,但白尔尼的性格特质对此后的恩格斯仍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三、白尔尼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当青年恩格斯不再把白尔尼视为剧作家、评论家,而是把其视为政论家乃至思想家时,当青年恩格斯不再从文学而是从哲学方面来探究现实社会问题时,他对白尔尼论著的审视眼光自然就由文学政治转向了哲学政治。

关键词:青年德意志;青年黑格尔派;文学政治;哲学政治;社会政治;政治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1839年4月至1842年10月间,白尔尼的自由思想、人格理想等对青年恩格斯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白尔尼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白尔尼与政治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三大问题的相关阐释中。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出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这样一个嬗变过程。自1842年11月始,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意味着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尽管白尔尼的思想从此淡出了青年恩格斯的视域,但白尔尼的性格特质对此后的恩格斯仍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关 键 词:青年德意志/青年黑格尔派/文学政治/哲学政治/社会政治/政治自由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28日之前)的批评理论”(项目批准号:14YJA751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缘起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①及其著作在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哲学活动、政治追求以及人格理想的形成等方面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发挥了何种影响力?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穷尽”式整理与反复“细读”后认为,②青年恩格斯确实并无白尔尼其人其作的专论,有关白尔尼的相关论述只散见于其他的书信、诗歌和论文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尔尼在青年恩格斯的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并不意味着白尔尼对其思想的多方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恰恰相反,白尔尼及其论著对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前史时期”③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曾起过十分独特的作用,发挥着他人“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它们几乎贯穿在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哲学活动、政治理想等各个环节之中。不过,从研究领域看,多数研究者侧重于青年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思想等方面,对其文学活动的探究十分不够;从思想关系看,多数研究者习惯于把重心放在施特劳斯、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格等人的影响上,对白尔尼的影响采取了有意或无意的“无视”态度,进而导致了相关研究的“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着重考察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及其著作的相关阅读、认识与评价等,尽力揭示白尔尼在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对青年恩格斯思想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继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在1815年到1848年的三十多年间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1820~1824年革命,法国、比利时、波兰等的1830~1834年革命,以及仅有英国、俄国等少数几国未被波及的1848年革命。其中,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既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封建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④对依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而言,其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爱国主义精神被1806年的耶拿惨败、柏林的被占领以及1813的莱比锡大捷等重大事件所唤醒、所激发,涌现出了一批反法军占领和入侵的政治抒情诗,比如,阿恩特(1769~1860)的《时代精神》、吕克特(1788~1866)的《顶盔带甲的十四行诗》、克尔纳(1791~1813)的《琴与剑》等。但是,解放战争后,德意志各邦的专制统治者不仅未兑现曾经承诺于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与思想禁锢等。正如勃兰兑斯所论:“在1813年把敌人驱逐出国土的那种民族感情里,包含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历史的、回顾过去的倾向,它不久就发展成为浪漫主义;另一种是自由思想的、进步的倾向,它发展成为自由主义。”⑤换言之,政治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保守的、维护荣克贵族专制统治的反动社会思潮,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激进的、寻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进步社会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1815~1830年(神圣同盟的建立与解体时期)这一时期成为德意志进步力量最为“苦闷”的历史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年歌德被奉为文学神话,老年黑格尔的哲学被奉为国家哲学,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协议”的实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由主义的全面压制,这使得公开谈论政治、社会问题不再成为可能,只能把探究的范围限定在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因此,开新时代先河的“新文学”既不同于在题材和形式上依然仿效古希腊的德国古典文学,也不同于在题材和形式上仍旧仿效中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这两种“旧文学”或沉浸在美轮美奂的希腊艺术王国中或陶醉于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宗法社会里,它们无一例外地脱离现实,远离人民,与新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这种“新文学”怀着对自由的憧憬,对民主的渴望,主动“置身”于现实的大地,深度“介入”到时代的政治洪流中,通过诗歌、戏剧、散文等艺术形式来抒发对各种社会倒退征兆的不满,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进行控诉和批判,比如沙米索(1781~1838)的《黄金时代》《轮唱曲》、普拉滕(1796~1835)的《柏林国民歌》等。无独有偶,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鼓舞下,以卡尔·斐迪南·谷兹科(1811~1878)、鲁道夫·文巴尔克(1802~1872)等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又名“青年文学”)应运而生。⑥如果说1815~1830年间的“新文学”已不再是古典的、浪漫的而是现实的、现代的,那么“青年德意志”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现实性、现代性,进而形成了与古典风格、浪漫风格迥然有别的“现代风格”。此外,如果说“青年德意志”是1830~1840年代文学上的反对派运动,那么1838年左右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上的反对派运动。就文学领域而言,白尔尼和海涅(1797~1856)不仅是1830年前文学反对派运动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还被尊为“青年德意志”的先驱者。尤为重要的是,白尔尼在当时不仅被视为“新德意志文学的第一个开路者”,而且还被视为“德国自由的捍卫者”,⑦以及“普鲁士自由主义第三次复兴的先知”等等。⑧简言之,白尔尼除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身份外,还集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他的个人声望在1830年代的德意志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他成为了德意志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符码与精神象征。

  如果仔细阅读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4月至1842年10月这三年半间有关白尔尼的7封书信、9篇论文和1首诗歌,我们就不难发现:青年恩格斯起初是在书信里,之后才在论文和诗歌中论及白尔尼其人其作,这些相关论述主要围绕“青年德意志”、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这三大问题域来展开。简言之,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哲学和政治三大领域:从文学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两者相“勾连”;从哲学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相关联;从社会政治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政治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相联系。为了便于清晰勾勒青年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展态势及其“转变”过程,本文在具体论述这三大问题域的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它们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呈现的时间先后来逐步展开。

  二、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

  由相关文献可知,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时不仅心悦诚服地“归附”了“青年德意志”,不仅把白尔尼“奉若神明”,而且还自觉地把两者相“勾连”。不过,由于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这个问题只是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诸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⑨由于青年恩格斯起初只把两者的关系“框定”在文学领域,他对相关问题的阐发也就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来展开。它们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恩格斯在对1830年前后德国文学状况进行整体描述的过程中,在指出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各自重要性的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先驱者和引领者的作用。比如,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首次宣布自己是一个心悦诚服、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首次把海涅和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两者密切关联起来:“1830年以前我们有些什么呢?有泰奥多尔·赫尔及其伙伴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老歌德和老蒂克,这就是全部。七月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爆发了,它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现。歌德死了,蒂克日益衰老,赫尔暮气沉沉,沃尔弗冈·门采尔继续写他的拙劣的评论。可是,文学中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诗人中名列前茅的是格律恩和莱瑙,吕凯特的创作有了新的起色,伊默曼的声望在提高,普拉滕也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海涅和白尔尼早在七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但是到现在才赢得声望,善于利用各族人民的文学和生活的新一代就是依靠了他们,谷兹科一马当先。”⑩在青年恩格斯看来,七月革命后的德国文坛尽管存在着士瓦本派、马尔托派和柏林派等诸多文学团体,但它们都属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消极流派,只有“青年德意志”才属于真正体现了“时代观念”的积极流派,只有后者在以文学的方式表征人民争取政治解放、宗教解放、犹太人的解放以及主张妇女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都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鼠皮裘的蒙昧主义者。”(11)

  再比如,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4月29日前~30日的信中强调自己是主动“归附”而非被动“屈从”于“青年德意志”:“我的精神倾向于‘青年德意志’,这并不会损害自由,因为这一个作家群体与浪漫派和蛊惑性的学派等等不同,它不是闭关自守的团体;相反,他们想要而且竭力使我们本世纪的观念——犹太人和奴隶的解放,普遍的立宪制以及其他的好思想为德国人民所掌握。因为这些思想同我的精神倾向没有分歧,我何必要脱离他们呢?要知道问题不在于如你所说的要屈从于某一倾向,而在于要归附于某一倾向……”(12)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7月30日的信中更是把“青年德意志”奉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女王”,再度强调谷兹科、蒙特、文巴尔克、博伊尔曼等“青年德意志”作家是白尔尼思想精神的薪火传承者。(13)

  其次,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的“退尔性格论”和“青年德意志”作家卡尔·倍克(1817~1879)的“白尔尼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后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塑造旨在改变现实、坚毅果敢的当代英雄。进而言之,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在理解、塑造人物及其性格等方面既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又要具备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对人物性格的分析既要从情节本身出发更要从时代和现实的需要着眼,这些真知灼见主要体现在1839年5月24日~6月15日、7月30日的书信以及同年12月的《卡尔·倍克》一文中。青年恩格斯指出,当伊默曼的《卡尔德尼奥》、瓦尔德的《灯塔》等作品刚刚问世,当批评界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还处于茫然且犹豫不决之时,“白尔尼看见并洞察了一切,包括贯穿于情节之中的最内在的东西。最出色的是他的那些评论,评席勒的《退尔》——这是一篇与通行的观点相反而20多年来未被驳倒的文章,恰恰因为它是不可辩驳……白尔尼在各方面都显出是一个伟人,因为他引起了一场后果未可预料的争端,而且就是这两卷书已足以保证白尔尼能同莱辛并驾齐驱……”(14)“如果你能驳倒白尔尼论述席勒的《退尔》的文章,我就把我翻译雪莱的作品所能得到的稿酬全都给你。”(15)一般认为,席勒在其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剧作《威廉·退尔》(1804)中把瑞士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退尔塑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反专制争自由的时代英雄,“大胆而无畏”不仅被席勒刻划为而且也被民众视为主人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更何况这一崇高形象也确曾在1806年至1813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有力地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斗争意志与热情。但是,白尔尼并未像多数论者那样,因为席勒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就无条件地讴歌他,因为席勒早期的《强盗》和后期的《威廉·退尔》等剧作的巨大成功而随声附和地对其一味予以赞美。恰恰相反,白尔尼在《论席勒剧作中关于威廉·退尔的性格》(1818)一文中对席勒及其剧作进行了十分严苛地批判:自由诗人笔下的退尔根本不是无所畏惧、永不妥协的英雄,只不过是一个心胸狭窄、畏手畏脚的德国庸人,充其量是一个伟大的德国市侩,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不是反叛而是顺从。(16)此外,对作为“歌德论战”(17)主角之一的白尔尼来说,席勒比歌德伟大以及席勒比歌德更具政治感与使命感等判断并不意味着惟有歌德才会受到无情的拷问,席勒本人也难逃类似的苛责:“歌德这个比老鼠还要胆小的人……而席勒呢,他虽然高尚些,但也同样没有勇气……忘却了他本应去救助的人民。这个不幸的国家成了王公们的战利品,这个民族成了被其他民族嘲笑的对象,它没有领袖,没有监护人,没有法律顾问,没有保护者。”(18)

  青年恩格斯之所以叹服、推崇白尔尼二十一年前所做出的相关论断,就在于他从白尔尼对退尔性格的分析以及对歌德、席勒等作家的苛责中读出了其中所流露的现实忧患意识与社会变革激情:处在大变革时代格局中的德国社会迫切需要的不是摇摆不定、胆小怕事、碌碌无为的庸人,而是坚定不移、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民众;与此相应,文学应能塑造出德国现实生活所缺乏的那种刚毅果敢、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社会英雄,而不是再现那些悲天悯人、逆来顺受、得过且过的德国小市民。也正因如此,青年恩格斯对卡尔·倍克的“白尔尼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倍克在他的第一篇论白尔尼的习作中向我们展示的形象,是惊人地扭曲了的和失真的;这里奎纳的影响显而易见。且不说白尔尼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空话,就连倍克强加于他的那种绝望的悲伤厌世也是他所不了解的。难道这是开朗的白尔尼,一个具有坚强不屈性格的人?他的爱使人感到温暖,却不把人灼伤,至少是没有把他本人灼伤。不,这不是白尔尼,这只是用海涅式的炫耀卖弄和蒙特式的华丽辞藻拼凑而成的一个现代诗人的模糊理想……难道白尔尼本身缺乏诗意,还要为他添上这种时髦的悲伤厌世吗?我说它时髦,因为我决不相信这类东西是真正的现代诗歌应有的特征。要知道白尔尼的伟大就在于,他不屑使用蹩脚的华丽辞藻和当今文学流派惯用的词汇。”(19)“倍克的杂乱无章、捉摸不定的幻想使他不善于形象地塑造人物性格,他让剧中所有的登场人物都用同样的台词。倍克对白尔尼的看法就暴露出他多么不善于理解人物的性格,更不用说去创造性格了……”(20)

  再次,青年恩格斯在研究“青年德意志”的“现代风格”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的过程中又一次把白尔尼与“现代风格”关联起来,刻意突出白尔尼在其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由前述可知,既然“青年德意志”的文学理想旨在呈现时代精神或现代观念,自然就不能以古典风格或浪漫风格而应创造出与现代观念相契合的话语方式即“现代风格”来表征。比如,他在1839年10月8日的信中尽管列举了莱辛、歌德、保尔、海涅、文巴尔克、谷兹科、奎纳等十位与此问题相关的作家,但特别突出了白尔尼的意义:“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学的理想。海涅的作品,特别是奎纳和谷兹科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而文巴尔克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以前的修辞学家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莱辛、歌德、让·保尔,而以白尔尼为最。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是德国首屈一指的以这种风格写成的作品……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海涅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贴切精准,不时闪现出一缕温暖宜人的阳光,奎纳写得从容生动,但显得有点光明面有余而阴暗面不足。劳伯模仿海涅,现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方法不对头,因为他模仿的是崇拜歌德的万哈根,而蒙特也模仿万哈根。马格拉夫的写作还是过于一般化,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效果不明显。而倍克的散文还没有脱离习作阶段——如果把让·保尔的华丽同白尔尼的精确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现代风格的基本特点。”(21)

  尽管抒情诗、悲剧等也能表达出“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所心仪的现代风格,但散文无疑是他们更为推崇的文学体裁。从写作实绩看,究竟是海涅还是白尔尼的作品才是德国散文中的翘楚?显然,与文巴尔克、蒙特等的观点相左,青年恩格斯坚定地站在了白尔尼一边,这可以从他1839年10月29日的信中再度得到确证:“特别希望你能弄到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这部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思想的威力和丰富性,无疑都是现有德国散文中的佼佼者。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谁不了解它,谁就不能想象我们的语言蕴藏着怎样的力量。”(22)

  此外,青年恩格斯在《现代文学生活》(1840)一文中不仅明确指出白尔尼是这种现代风格辩证互渗的最早呈现者,还进一步指明“现代风格”所经历的这种辩证互渗过程其实体现了某种历史必然性而非偶然性。“德国的风格经历了一个辩证的相互渗透的过程;从我们的散文的素朴直率中产生了理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顶峰就是歌德的有如大理石那样优雅精妙的风格;还产生了幻想和激情的语言,让·保尔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语言的华美。白尔尼身上最早表现出各种风格的相互渗透……我不赞同维尔的看法,维尔总是硬说现代风格具有偶然性。我认为它是一种有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23)不过,青年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白尔尼对“青年德意志”成员的思想影响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情况这一事实。比如,谷兹科和文巴尔克心仪于白尔尼,而奎纳和蒙特则钟情于黑格尔。“谷兹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代摩西’白尔尼的狂热,这种推崇备至的感情直到今天还保留在他的心中。而蒙特则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射下的安全的阴影里,长期以来就表现出大多数黑格尔分子所特有的傲慢。”(24)

  不难看出,青年恩格斯起初的确是以“青年德意志”的立场来审视白尔尼及其论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种文学立场、文学观念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青年恩格斯自身的思想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他转而从作为黑格尔主义者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立场来重新阐释白尔尼及其论著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哲学青年的身份转变、从文学立场到哲学立场的视角切换。基于这种转变和转换,青年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把白尔尼与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相“关联”。从时间维度看,此种“转变”大体发生在1839年4月至11月间,完成于1840年1月至1842年7月间;从空间地理看,此种“转变”发生在不来梅,主要完成于柏林。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对这一论题作粗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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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永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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