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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审美乌托邦 ——从齐美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之路及其反思
2019年01月30日 09:05 来源:《外国美学》 作者:杨向荣 字号
关键词:距离;审美乌托邦;现代性;审美救赎

内容摘要:从齐美尔的“距离”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无疑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拯救,旨在通过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艺术与现实保持距离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现代个体及其现代艺术的救赎。尽管艺术的外在距离强调艺术自律性的不可改变性,如果艺术的外在距离逐渐的消解,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神圣性将不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艺术的外在距离,还是艺术的内在距离即风格和形式,在现代社会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雅明的“灵韵”概念是对齐美尔的“艺术距离”的补充和延续,因此通过保持艺术的“灵韵”及保持艺术的自主性和自己的风格、形式,艺术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现实世界的干扰,保持自己内在的那份本真性和“灵韵”,从而实现对现代艺术的救赎。

关键词:距离;审美乌托邦;现代性;审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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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齐美尔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性的发展。基于此种原因,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救赎策略。从齐美尔的“距离”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无疑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拯救,旨在通过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艺术与现实保持距离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现代个体及其现代艺术的救赎。

  关键词:距离;审美乌托邦;现代性;审美救赎

 

  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在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发展史上,齐美尔的名字不能忽略。齐美尔的影响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把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延伸到社会学、美学、文化和艺术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文化思想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想都与齐美尔的距离思想紧密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齐美尔所讨论的文化悲剧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眼中则变成了对“文化工业”和“单面人”等的批判,而齐美尔提出的对现代性的距离的审美救赎策略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眼中的审美乌托邦拯救之路。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救赎思想是怎样从齐美尔开始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们的发展而变成一个完全的审美乌托邦的想象。

  一、 物化与文化自主性的丧失:审美救赎的语境

  齐美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个性日益沦丧,因此,现代个体及艺术只有远离被工具理性控制的现代生活,才能对异化文明进行抵御,最终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他认为,现代性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碎片化,所以,他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碎片来展示现代性的各种特征,他喜欢“流连于各种断壁残垣之中”,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来描绘现代性的各个侧面在。与齐美尔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文化工业的极度发展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齐美尔曾明确指出:“创造性生活不断地产生出一些不是生活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活、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活的东西。……这一悖论是真正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悲剧。”[1]现代文化的发展正是以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基础的。这就是齐美尔所说的“物化”, “物化”是齐美尔观点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对此,周宪是这样概括的:“在齐美尔看来,这样的理性化事实上是一种‘物化’,精神的内在标准不再起作用,作为唯一判断尺度的只有金钱和效率。一切人类所创造的产品,一切文化的产物,一切主体的能力,最终都被转化为非人的‘物’。”[2]这意味着主体被客体所控制,主体需要受客体的支配,“物化”无疑是文化悲剧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现代性的主要诟病之一。在齐美尔看来,生活的物化使现代人对于周围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的感觉和体验,只沉迷于物的奴役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完全丧失了人的个性。齐美尔认为的“物化”所导致的现代生存和生活的碎片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那里得到了传承与批判。阿多诺所称的文化工业产品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最大的特征就是“灵韵(气氛)的消失”,这些在齐美尔的眼中,无疑都是一种“文化的悲剧”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也对工具理性的发展做了剖析。霍克海默曾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理性由于被局限于目的一手段的关系,已蜕变为“技术理性”,理性既被当作统治自然的纯粹工具,更可怕的是,理性已慢慢发展成一种社会统治形式。而阿多诺则认为工具理性的发展对人的个性及其人的精神性有着极大的摧残性。阿多诺看来,整个现实世界越来越趋于同一,人的自主性遭到扼杀。他们所认为的文化是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而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则是“商品”的代名词。“当前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特殊的文化的东西就是远离赤裸裸的生活需要的东西。”[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人们做事情不再依赖自己的思想,人们习惯于标准化,不喜欢标新立异或者创新。现代的流行乐、电影、电视及网络的发展给了我们视觉及触觉无限的发展空间,鼠标代替了我们的手,轻轻一点你就可以环游整个世界,人们沉浸在自己的发明中,享受着网络带给自己的闲暇、舒适和刺激的体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视觉的刺激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人们不满足于刚开始时那种浅尝辄止的尝试,工作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寻求更刺激的视觉享受,这就是为什么性、血腥和暴力大肆出现的原因。

  基于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工业是否像它极力鼓吹的那样,能够起到使人们身心感到愉悦的作用。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使用价值对于大众来说并非积极肯定的价值,而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消极的否定。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爱欲”压抑的根源。科学技术创造了大量标准化、协调化、普及化的商品, 来限制了人真正的需求。而文化工业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大众这些“虚假的需要”,然而这些正是以牺牲个人的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对这些“虚假需求”的需要,使得个人逐渐丧失了判断能力,个人逐渐沦为社会中的“单面人”,这无疑也是人性的一种异化。至此,可以看出,理性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却给人类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们认为理性在近现代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并异化了人性。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理性带给人类的危害出发,展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力图通过审美救赎来恢复人的真正理性。

  随着工作理性的盛行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渐物化,文化也慢慢的丧失了自主性,成为压抑个体的客观之物。齐美尔将文化分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主观文化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一种创造力、想象力、智慧或美或幸福的一种状态,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灵魂,客观文化则表现为一些存在物,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法律条文、文学作品、艺术、科学等等都囊括其中。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从劳动过程的分解和专业化造成个体单方面的发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造成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分裂、现代机器所体现的劳动对象的专门化损害个人技能的有效性、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瓦解了消费者与产品的亲密关系等方面,详细地分析考察了劳动分工的各个侧面对于主客观文化之分裂的影响。劳动分工的所有这一切方面,齐美尔指出,最终构成了“一幅整体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文化内容不仅仅相对于接受它的人,而且相对于生产它的人,都成为日益有意识的客观精神。”

  劳动分工推动了主客观文化的分裂,导致了物质文化以损害压抑个体文化、个体的人格完整为代价的扩张的话。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齐美尔最终要说明的是,这样过程和情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成熟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客观文化的发展是以压抑个体的主观文化为代价的。文化悲剧的形成就是因为客观文化逐渐急速成长,但个人文化以及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只有低度成长。可以说,客观文化的肆意增长,使得主观文化日益的萎缩,自身的自主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主观文化的发展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个体的灵魂也日益的变得麻木和没有知觉。

  与齐美尔相类似,阿多诺认为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这种大众文化的兴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与实际生活的零距离的接触,而我们知道文化是属于精神层面上的,它是一种幻象,应该是远离我们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文化被打上了技术的烙印之后,也无所谓文化,只能称其为文化工业了。阿多诺一直对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 )表现出莫大的敌视和忧虑。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是由上而下地强加给大众的。阿多诺把文化产业的起源追溯到17世纪,认为那是以娱乐为手段旨在达到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心理之目的的产物。他无不惋惜地感叹道:

  纯粹的大众娱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和更充实的活动的能量与潜力,由此而引发的文化产业亦然。正是这种文化产业,在现代大众媒介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借用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伪个体主义”,张扬戴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处于严重物化和异化社会中的主体-客体关系之间与特殊-一般关系之间的矛盾性质,另一方面则大量生产和复制千篇一律的东西来不断扩展和促进“波普文化”(pop culture)向度上的形式和情感体验的标准化。其结果是有效地助长了一种精于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加适应于习惯性的统治,最终把个性无条件地沉淀在共性之中,从而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平面化,消费行为的时尚化和审美趣味的肤浅化。[4]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已经被它的商品性所代替,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只能引起人们快感的消费品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它通过不断揭示欲望的肉体、淌着汗的胸脯或运动健性的剥夺已经把这种早期性快感还原成为受虐的假象。”[5]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感受到了这种焦虑:大众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傀儡,明明是意识形态利用大众传媒压抑了他们的真实需求,却感受不到;明明失去了战斗性和批判精神,却乐而忘返。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面对大众传媒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马尔库塞对虚假需求进行了批判,“‘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多数对松弛、玩乐、按照广告来表现与消费、爱憎他人所爱憎的需要都属于这个假需要范围。”[6]文化的基本功能本来是为了提升人得气质,培养人的情感,而在这里文化却成了滋长病菌的温床,文化的自主性完全丧失,文化也失去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像本雅明所认为的那样,“奢侈本来是由精神性因素撑起来的,它完全超脱了物的使用属性,就像对贫和富没有感觉的贵族式麻木一样。如今,它被机器无休止地成批生产出来,这样,本来寓于其中的精神性因素也就荡然无存了。”[7]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不断媚俗化,我们不难发现,当精神转换为了文化财富,成为了人们消费的对象,那么,精神就会不断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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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向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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