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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点:再论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
2019年01月25日 08:39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党圣元 字号
关键词:传统文论;文化原点;诠释循环;文化视界;视界融合

内容摘要: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需要反思的现象,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视界融合”这一问题意识,在对中华传统文论精神义理进行体认、阐释时,要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强化文化根脉的观念,秉持回到文化原点的学术方法与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史、文学史和价值论的语境,打破西方文论作为普适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迷思,追求古代文论研究中古今之间“文化视界”的深度融合,重新梳理困扰了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疏浚古今文论之间文化根脉的传承与统序关系。

关键词:传统文论;文化原点;诠释循环;文化视界;视界融合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既关涉到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又关涉到学术方法论。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需要反思的现象,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视界融合”这一问题意识,在对中华传统文论精神义理进行体认、阐释时,要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强化文化根脉的观念,秉持回到文化原点的学术方法与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史、文学史和价值论的语境,打破西方文论作为普适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迷思,追求古代文论研究中古今之间“文化视界”的深度融合,重新梳理困扰了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疏浚古今文论之间文化根脉的传承与统序关系,而只有在此基础上,传统文论之于当代中国文论的资源价值才会不断地释放出来;只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视界,才能与其他文化视界形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深度融合。

  关 键 词:传统文论/文化原点/诠释循环/文化视界/视界融合

  作者简介: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党圣元,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理论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视界融合”问题是一个既关涉到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又关涉到学术方法论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为,强调通过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视界融合”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学与文论精神义脉的传承和创造性阐释与创新性转化,因此需要充分关注。笔者曾在10多年前撰写发表过《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一文,①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讨论,今再申说,所言为芹献,但求方家不弃,多多赐教。

  以西方文论为模式样本,“西体中用”“以西解中”,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其利弊得失均在于此。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视之:(1)从中华学术现代转型和体制建构,以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而言,“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参照并纳入西方文论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中进行阐释,运用“他者”的目光来审视之,以“他者”的尺度来裁取之,方才可以取得阐释的“合法性”,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获得立足之地。(2)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阐释史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划分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而要在作为现代学术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获得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最为可行的就是必须将不以体系(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体系”而言)取胜的传统诗文评纳入以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知识、话语体系为“铸范”的模式中来冲压、形塑、再造之,使其在注入“现代性”的必要前提条件下再生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因此,传统诗文评的现代学术整合重构、现代阐释、现代书写过程,即是其与西方文学理论“相向而行”的体系化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相当程度上放弃自身的文化自性,“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便也成为一种必然。(3)在此过程中,以西方文论、哲学的理论框架、言说方式为模式来裁剪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论、方法论工具,也是无法避免的选择。(4)为了易于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纳入西方文论的阐释体系之中,便将传统文论中的那些具体的范畴、概念、命题,从其思想文化史、文学史语境、批评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使其就范于西方文学理论,而实质上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之附庸或“页下注”。(5)由此而来,便产生一个预设性的理论前提,即西方文学理论具有普适性,而中国古代文论普适性较弱,或者说仅仅具有地方性,因此必须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工具对其进行再加工。

  对于以上所讲的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及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功效,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不可断然决绝地判定对与错,而且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的眼光也不能固定在某个点上而不与时俱进。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建立在“西体中用”“以西解中”基础上的中西文论视界融合史,在此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种种表现形态不一的对传统文论失去文化自信,轻谩、否弃传统文论中的一些真正能体现本民族文化根脉、思想自性、美学精神的成分,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今天反思这样的研究范式,并非是反对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中西文论视界交融,而恰恰是为了将中西文论互看的视界打得更开,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示传统文论思想、知识之丰富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之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之价值,不在于直接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完全套用传统文论来对当下具体的某一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诠释。因此,试图从传统文论中原封不动地搬来一套话语直接用于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乃至西方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析阐释,这样的想法功利主义色彩太过于浓重,并且事实上也很难奏效。传统文论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具有的文化根脉、人文情怀、理论话语资源及其传承方面,其既可以开阔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者的人文思想情怀和理论视野、历史意识,又可以彰显人类文学思想之丰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时这样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②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理论话语体系应该具有自己“固有的根本”,应该扎根在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文化沃土之上,应该在创新性转化中传承中华文脉,而如果继续像以往那样以单一的西方文论为视界,则势必使当代中国文论的视界越来越狭窄,以致总是死死地盯着西方文论,并且亦步亦趋地仿效,漠视与传统文论的融会贯通和文化统序方面的整合、建构、新创,缺乏对于传统文论诗性智慧的汲取,脱离自身“固有的根本”专意作横向移植并以此来置换“根本”,显然与当下通过创新性转化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主题不相称符。

  其实,“以西解中”之中的“西”与“中”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的。在以往研究中所谓“西”主要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这种启蒙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被认为既是超文化的也是超历史的,万古如斯而放之四海皆准,这种超越文化时空的超级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在其内部就开始受到质疑了,而质疑也是从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两方面展开的:从文化时间上来说,西人揭示“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历史性”,由此产生所谓现代性危机等;从文化空间上来说,西人自己也揭示,所谓超越文化地域的“理性”,很大程度上,其文化内核恰恰主要是“西方的”,他们自己已经对西方中心论有所质疑,在考量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以外的异质文化会发挥什么作用(反思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对西方中心论能超越到什么程度且当别论)。如此,于我们而言,就形成这样一种悖论:即使要赶上西学也要对西学本身加以批判性反思了。“西”既然已有所变,“中”与“西”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有所变,新世纪中西文化关系显然已不同于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关系了。然而,当西人自己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论时,我们则似乎还在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百年来我们总在跟西风而总跟不上趟的这一文化尴尬状况,致使中国现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种种尴尬的“表情包”,这些“表情包”映照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孔、文化心态,回看时但愿不要捧腹大笑。文化上中西关系的变化,根本上说是由新的世界整体性的社会历史状况造成的。比如,所谓“全球化”“跨文化”等问题,当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下却也依然突出,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问题。比如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主要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而那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随着旧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暴力方式即使依然存在但也不是主导方式了,然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不是减速,而恰恰是加速了,但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为主要以经济上、文化上或者两者“合二而一”的资本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政治、价值观扩张等为主了。所以,亨廷顿才说21世纪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世纪。从文化关系上来说,一方面,在文化资本权力的控制下,非西方文化、价值观处境照样艰难,仍旧时时面临着受打压、被孤立和被染色的局面,因此很难谈得上与西方文化展开真正平等的“互动”“对话”;另一方面,挟持资本扩张、渗透威力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依然具有极大的威胁,但毕竟为所谓互动、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更由于西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地域限制力量之趋于减弱,强势的西方文化在自身的扩张中也多少会融入非西方的文化因素,再加上全球治理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为标识的“中国力量”的出现,则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存在。因此,即便从西方自身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中”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或者至少是能与西方相抗衡,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接受乃至信奉或许表明:为了与狼斗,我们必须成为狼,说得理论化一点,也就是,能在西方文化游戏规则中与西方抗衡。而那时我们除了“西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我们关闭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大门,而目的却与当初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样:抗衡西方。从中西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变化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可能也已融入了一定中国因素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则使中国文化融入了——更准确地说是“过度”融入了过多的西方因素,无论如何,从文化的交融来看,这绝对不是对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获得了累积性的提升,经济等“硬实力”的提升,也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较之过去,今天我们在文化上的选择就可以相对从容了,我们加入西方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可以初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步朝着对此规则有所改变的方向努力。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目的不再仅仅只是借助西方文化来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因为向世界先进学习文化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一个需要。凡此种种,构成了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突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时代语境,正是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语境,使我们今天可以相对从容地追求良性的文化视界融合及真正富于建设性的文化对话,而跨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不仅仅是一种时代背景,而且还是世界文化整体发展的时代要求,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论的价值,回到中华文论的原点重新发现和开掘于世界文论发展有益的思想资源等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是一种对传统典籍进行诠释的活动,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对诠释活动中的几种关系进行分析探究。对此,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古今视界融合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反思百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古今视界融合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又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文化时间上的古今关系、文化空间上的中西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主体与对象客体、原典阐释与理论创新等诸般关系,均可以放置在“视界融合”语境中来进行反思,并且以融会贯通的文化姿态来析解之。

  西方现代诠释学中的“视界融合”论,一方面强调对经典的诠释离不开诠释者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切人文理论的创造离不开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理论创新中诠释经典,在经典诠释中创新理论,这两个方面不能互相割裂。而我们以往研究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正是经常将这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导致了在古与今关系认识方面传统视界的遮蔽,中与西关系认识方面本土文化自主视界的缺位,以及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方面诗性视界的缺如。这些弊端又经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衍生出其他诸多弊端。比如,传统视界的遮蔽导致了荣今虐古,荣今虐古又进而衍变为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西方中心论等等。高度重视历史传统,正是西方现代哲学诠释学“视界融合”论的一个基本学思倾向,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尤具启发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阐释学重构、方法论改进方面,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和矫正,并且在解决好研思中的各种视界循环融合的过程中生成一种创造性研究视界。这种创造性视界的生成,表明传统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体系和话语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资源作用和价值意义,而不断深入地开掘传统文论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正是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予以强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事关当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信、文化根脉。回到原点,实现古今视界融合,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论,应该是我们诠释传统文论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以及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论传承发展、创造性转化的重要途径。

  “视界融合”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而这或许表明与此相关的理论与古代文论研究界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着某种相关性,这一概念的流行本身其实正是一场“视界融合”事件。前已提及,中国文化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不断地“跟风”,当然主要是紧跟西洋风,这个毛病其实还不是出在所谓“拿来主义”,而是出在“食洋不化”,并又主要表现为对西方出现的一个个新潮观点的不断追逐,而对西方学术整体演进中的范式转换、深层思维方式的发展却反而知之甚浅。总体说来,不是西学的某些具体观点,而是其在最为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的进展,对我们自己学术研究的发展或许才更有启发,而我们学术界一大流弊却恰恰表现为:在一个个新潮观点上似乎与西方接轨了,在研究基本范式、学术思维方式上,却依然滞留在西方传统的窠臼之中。所以,如果从西方现代学术思维方式演进的角度,来理解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论,则此一理论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对现代性危机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某种超越,而我们学术界对西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谓“误读”的极端强调,以至于形成所谓的“误读有理论”,其实恰恰表明一些学者在最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上,仍然停留在西方传统的“主观主义”范式之中。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反向翻版”的与唯科学主义相关的“客观主义”也不同程度地深植于一些研究者的学术思维之中。

  “视界”德文原作“horizont”,中文又译作“视野”“视域”“地平线”“边缘域”等,此概念是当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术语。伽达默尔是这样表述其观点的:

  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我们首先是从远古的时代和它对自身及其起源的素朴态度中认识到这种融合的力量的。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而一般来说这两者彼此之间无需有明确的突出关系。

作者简介

姓名:党圣元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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