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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放: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
2017年07月26日 08:47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姚文放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大众、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等问题的重新考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具体运用和真正尝试。一、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形成与该学派的特殊经历密切相羌“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是1960年代由局外人叫开并得到学派中人认可的,指的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及其同路人组成的学派。陶东风的《文化批判的批判》第一次明确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以及国内学者对其批判话语与批判范式的套用和误置表示异议,并对自己曾热衷于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批判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作出“自我检讨”和“自我反省”。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阿多诺;法西斯主义;症候;霍克;广告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大众、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等问题的重新考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具体运用和真正尝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1990年代初进入中国,曾一度受到追捧但旋即遭到冷落,这固然与国家关于文化工作的大政方针的重大转折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为剥离了具体语境的空洞抽象的一般理念移植过来,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往往是出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作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妨碍了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公允评价。这就导致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盲点和缺环,也使得对其进行“症候解读”成为必要。从对其所作的“症候解读”可以得到感悟:对于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正能量,我们理应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

  关 键 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症候解读/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文化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口“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11 AZW00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口(PAPD)。

  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形成与该学派的特殊经历密切相羌“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是1960年代由局外人叫开并得到学派中人认可的,指的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及其同路人组成的学派。该研究所1923年成立,格吕堡任首任所长。1931年1月霍克海默接替病退的格吕堡就任所长,随着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加盟,社会研究所进入了鼎盛时期。该研究所的成员大多为犹太籍,且出身于中上等的犹太家庭,加之他们崇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该研究所及其成员便一下子陷入了噩梦。同年3月研究所以“对国家的敌意”的罪名被关闭,财务被没收,图书被查封。5月霍克海默作为第一批教授被法兰克福大学解聘,同时被解聘的还有蒂利希、曼海姆、希茨海默等人。接着所有成员都离开了法兰克福,滞留德国的遭到逮捕、监禁、投入集中营甚至被处死,其他成员四散流亡到伦敦、巴黎、日内瓦等欧洲各地,后大多数人又辗转到了美国。1934年,社会研究所迁往纽约,落脚于哥伦比亚大学。直到战后,社会研究所才迁回法兰克福大学,1950年8月重新开张。富有寓意的是,办公地点坐落于原先研究所的废墟之旁,新址与原址近在咫尺,但悬隔着16年的流亡和苦难的岁月。

  霍克海默的博士论文《关于目的论判断力的悖论》和大学授课资格论文《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都是关于康德及其“第三批判”的研究,后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由此正可见出其倡导的“批判理论”的哲学背景,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进一步发挥了康德的批判哲学。霍克海默认为,实践和理性是批判理论的两个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张力恰恰有助于激发批判理论的辩证联想。如果肯定批判理论确实是一个真理概念,那么它就存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中。不过值此时势,批判理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进行研究,相关的学术焦点涉及对于权威主义的讨论、对于纳粹的分析、对于启蒙的重估等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后者事关审美活动,正是康德批判哲学所构想的处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审美判断力的中间地带。马丁·杰对此作出评价:“这却是把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的、可证实的问题上的第一次真正尝试。” ①

  对于文学艺术和审美文化研究抱有巨大热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大特点,其中包括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冲动,而美国的流行文化则是其直接抨击的对象。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工作主要集中于1940年代,这时该学派成员已旅居美国多年,对于美国社会已有相当了解,但对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始终感到格格不入。有论者指出:“作为中欧的流亡者,他们接受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新环境中的污浊氛围不可避免地感到不安,这一疏离常常意味着他们对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自发因素的迟钝反应。” ②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在商业社会的极权主义背景与法西斯主义不谋而合,因此他们将大众文化批判也归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范畴之中。在这些逃离纳粹的铁幕的人们看来,在这个曾经向往的“自由世界”,市场权力和广告暴力的强制并不亚于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对人的精神钳制。资本主义一旦从早期的自由主义走向晚期的极权主义,那就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而美国的大众文化恰恰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以广播为例,在大众文化的诸多形式中,广播是后来居上,其优势在于,它既是市场的代言人,又是国家的喉舌,它既把所有文化产品都带入了商业领域,又变成了独裁者的话筒,“国家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如果说出版印刷可以带来宗教改革,那么,无线电广播则完全可以缔造他们的事业”。③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并非因为它是民主,而恰恰是因为它不民主,或者说是因为它成为极权主义孽生的土壤。

  正是以上原因,驱使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等问题提交到批判理论之前,“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凝缩了大众文化批判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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