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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
2016年01月07日 10:04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0158期 作者:杜智芳 字号

内容摘要: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本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或“好地方”。二、“形式、文本、乌托邦”的辩证法詹姆逊探讨乌托邦的方法有些独特,他避开乌托邦内容的设想规划,将乌托邦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也就是说,詹姆逊的乌托邦侧重文艺形式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在这里成为一种阐释方法,即乌托邦文本与乌托邦政治相结合,以“文化的乌托邦”策略间接表达对政治乌托邦的追求。它决定了乌托邦的实现形式:乌托邦城市、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公社或村庄、乌托邦文本等。三、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科幻小说”被詹姆逊视为揭示乌托邦最恰当的文学形式。

关键词:乌托邦;詹姆逊;意识形态;小说;文化;马克思主义;文本;政治;文学;同一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杜智芳,河南大学文学院

  “形式”是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入手处。从形式入手分析内容,揭示艺术与文化产品的形式所蕴含的历史现实、意识形态、乌托邦等内涵,这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乌托邦”作为詹姆逊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关键词之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价值取向,它与意识形态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双重维度,且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然而,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异于传统乌托邦内容的探讨。乌托邦的考察在他这里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即在“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中,以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结合辩证地阐发乌托邦思想;或者说,詹姆逊把乌托邦的政治研究转变为文本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本身的内涵、价值也消融在乌托邦文本的思考之中。科幻小说是詹姆逊最看重的乌托邦文本形式,它既是认识现实的手段,也是从未来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勾画出“世界缩影”,以便让人们发现所处的意识形态局限,为探寻一个更加合理、美好的社会提供参考。

  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本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或“好地方”。自该词诞生之日起,人们主要用来表达两种意思:其一,表示否定和批判,指不切实际、毫无根据的空想;其二,表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指美好的地方和完美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尤其通过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将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假想学说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指明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可以凭借逐步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列宁依据俄国现实,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得以实现的预言,并在理论、革命、文化领域引导俄国革命走向成功。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摒弃乌托邦的欺骗性与虚假性,用一种科学的实践理论取代乌托邦空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脱离政治、经济与革命现实,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发展成审美的乌托邦理论。卢卡奇建立“叙事与总体性”的联系,渴望依托文学艺术的审美形式,重建人类内心世界的完整性;布洛赫连接“乌托邦与希望哲学”,将乌托邦扩大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本体论意识,它渗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神话、童话、通俗小说、影视、广告、建筑、医疗、环境等无所不包;马尔库塞从“人格爱欲与乌托邦”的关联入手,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消灭异化、爱欲全面解放并主导社会的“新感性”生活,而艺术形式就是实现这种乌托邦远景的媒介。

  相比而言,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不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性、科学性、宏观性。他倡导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并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乌托邦传统,以一种极为辩证的视野看待乌托邦问题。可以说,“辩证法”是詹姆逊乌托邦观念的核心。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他援引本雅明关于文化是集“文明与野蛮”为一体的双重论断,将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成功地转入乌托邦范畴,指出马克思阐发意识形态为虚假意识或结构性局限的观点,也可理解成借用“文化形式呈现出的价值或欲望和事业”①。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关键。首先,詹姆逊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汲取了资本主义否定性批判中的肯定性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式分析,也包括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贡献。资产阶级破坏了封建、宗教的田园诗般的关系,用公开、露骨、无耻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和政治的幻想。然而,资产阶级也由于改进生产工具、提供便利的交通,把一切民族甚至包括野蛮的民族也卷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中。简言之,“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②因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的论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强烈的“否定解释学”中包含了“肯定”的因素。

  其次,詹姆逊借鉴保罗·利科的解释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也应包括否定与肯定的阐释。詹姆逊认为利科的解释学具备双重动机:怀疑与聆听。一方面,解释学是非神秘化、还原、清除妄见的过程;另一方面,解释学也是聆听、服从、肯定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中应有与利科肯定解释学相同的东西;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必然包含积极肯定的方面——乌托邦的维度。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③这表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同一的,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乌托邦即意识形态,这是一种集体辩证法。

  在阐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关系上,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从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两个概念的起源、发展、内涵。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历史、具体的,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代表一种虚假意识,后者则是超越现实并力图实现的目标,区别两者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实现。概括地说,那些“歪曲地解释过去的社会秩序或歪曲地解释潜在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完全实现的思想”,属于乌托邦。④显然,詹姆逊的思路异于曼海姆,曼海姆侧重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区别,而詹姆逊则注重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阐发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再者,詹姆逊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结合,发现“文化操纵”与“乌托邦满足”之间的分离,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同一性。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曾阐发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他认为以往伟大作品所蕴含的阶级意识形态会产生一种“虚假意识”的剩余,这部分被称作“进步的文化”是由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产生。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可被理解为没有遇见乌托邦的功能而继续作用着的文化实体的媒介”⑤。布洛赫的大众文化研究表明乌托邦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意识,它以伪装、转变、扭曲、置换的方式潜藏在所有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中。如一般读物、美国的西部电影提供了理想生活的虚假图像,橱窗唤起了渴望的欲求,童话制造出一张舒适的安乐椅,马戏成为展示奇异、绝技和滑稽的梦幻舞台,等等。

  在布洛赫的启示下,詹姆逊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控制中发现了补偿性、替代性的满足。这涉及一套复杂的修辞策略,那些具有危险的原型政治冲动变成了无害的、被控制的、重新被引导并提供的虚假客体。詹姆逊在《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不能仅从精英立场来评判,即只看成意识形态控制与消遣娱乐,大众文化应理解成对社会和政治焦虑与幻想的改造工作,它能够在低级、通俗的立场上表达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进而达到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意识形态控制所包含的潜在乌托邦满足,启发詹姆逊思考《启蒙辩证法》中“方法与目的”的分离。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操纵,而反犹太主义分析则表明法西斯主义思想深处的乌托邦本质。不过,詹姆逊认为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一切阶级意识——或换言之,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统治阶级意识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对立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一样——都是乌托邦性质的”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应采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视角:一方面,运用否定解释学进行意识形态去蔽、除幻;另一方面运用肯定解释学揭示意识形态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这两方面应同时展开且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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