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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域资源与本土策略 ——瞿秋白与拉普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2015年08月12日 10:56 来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5年第20152期 作者:刘中望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深受拉普文学理论影响,瞿秋白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但其文学理论同时具有对抗、纠正拉普文学理论的创新因子,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拉普文学理论错误的清算。三、瞿秋白受拉普文学理论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拉普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文坛时,正是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的时期,他对拉普文学理论路线非常了解,这从其时撰述的《斯大林与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等文章便可看出。拉普文学理论本身十分复杂,瞿秋白深受拉普文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当下学术界不必为此辩护或讳言,但值得注意与挖掘的是,瞿秋白文学理论当中具有对抗、纠正拉普文学理论的创新因子,表现为理论、实践层面对拉普文学理论错误的清算。

关键词: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拉普文学理论;现实主义;影响;苏联;革命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深受拉普文学理论影响,瞿秋白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但其文学理论同时具有对抗、纠正拉普文学理论的创新因子,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拉普文学理论错误的清算。

  关 键 词:瞿秋白/拉普文学理论/无产阶级文学/对抗/清算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现代中国左翼美学的建构与论争”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4A150)、中国博士后一等资助项目(2014M5501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中望,男,1980年生,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称(RAPP)的音译,它是1920至1930年代初统治苏联文坛的文学派别和团体。拉普在倡导、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等层面发挥过一定作用,在若干文艺问题上进行过有益探索,但犯过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曾给苏联文艺运动带来严重损失,并对东西方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产生过负面影响。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拉普文学理论,曾对包括瞿秋白在内的1930年代整个中国左翼文坛产生巨大影响,故此,值得专门探讨与深入研究瞿秋白与拉普文学理论的关系。

  一、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拉普文学理论

  1925年1月,在全苏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拉普宣告成立。但文学史界一般将1922年12月12日《真理报》刊登15位文学青年致编辑部的信视为拉普的实际开端,因为它奠定了拉普文学运动的基础、主调。直到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团体》决定,宣布取消拉普,苏联文艺界成立了以高尔基为首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织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存在十余年之久的拉普才在所谓的被清算“错误”当中,正式宣告解散。

  学界一般以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发表而导致拉普内部分裂为界,根据其活动特点,将拉普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22-1925年)主要围绕批评刊物《在岗位上》而活动,代表人物是罗多夫、沃林、列列维奇和瓦尔金等人,统称为“岗位派”;后期(1925-1932年)集中围绕评论刊物《在文学岗位上》而展开,代表人物有阿维尔巴赫、李别进斯基、法捷耶夫等人。前后期拉普差异巨大,它经历过“从自封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化身,一味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与其他文学派别展开的思想斗争中脱身出来,注目于实践,注目于创作”①的转变。具体而言,前期拉普的弊端主要在于“把文学与生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庸俗化,把文学的阶级性简单化”②,它不仅没有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划清界限,反而打上其深刻烙印,部分重要成员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粗暴否定态度,宣称“我们要烧毁拉斐尔”,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从现代轮船上扔出去”,他们呐喊建立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提出只有具备无产阶级成分者,才有资格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等荒谬理论。后期拉普虽然批判了“岗位派”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态度,提出“向古典作家学习”口号,但在“同路人”等问题上依然故我,同样没有摆脱庸俗社会学等错误思潮的束缚,在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领域,提出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口号,混淆艺术手段与哲学方法,将创作方法与作家的世界观等同,认为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便能创作出“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并以“无产阶级性”来评判所有文学作品,推行打击、排斥“同路人”作家的宗派主义路线。③就理论本质而言,拉普文艺思潮是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混合物,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文艺上的集中反映。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原因④:1920年代俄苏社会的斗争非常复杂,文艺团体林立,理论主张繁多,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力量日渐衰微,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主导力量面目出现的拉普崛起,这是时代原因;拉普领导人及其成员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且多为党团员,满怀革命豪情,有政治优越感,但文化水平、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难以科学看待文艺创作问题,没有掌握强有力的文学理论武器,很难正确理解党的文艺政策,因而容易萌生许多古怪、过激的看法,这是主体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文艺遗著,因第二国际的蓄意封锁,大都直到1930年代初才得以被公之于世,因而此前的拉普对此一无所知,这是理论原因。

  拉普文艺观念集中体现在它那些独具特色、影响极坏的口号上。“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口号是拉普文学理论的核心,“撕下一切假面具”、“活人论”、“无产阶级诗歌杰米扬化”、“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等其它口号反映了它的重要文艺主张。

  “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术语,最早见于1929年《在文学岗位上》编辑部发表的《为普列汉诺夫的正统而斗争》一文,由拉普领导人之一的阿维尔巴赫最先提出。该文认为新风格“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风格”,并且提出“创造与这种新风格最为适合的创作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虽然有人认为它的内涵很复杂,不能一概视之,在阿维尔巴赫那里“将艺术方法与哲学方法混为一谈,将艺术方法与作家世界观相等同”,但就法捷耶夫而言,“可以发现对这一方法与现实主义美学遗产联系的强调”。⑤作为这一理论的主要阐释者,法捷耶夫在《打倒席勒》、《赞成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等论文中,从黑格尔、列宁关于现象与本质关系的论述出发,主张“无产阶级艺术家与过去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同,将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推动这一进程并决定它的发展的基本力量”,“最彻底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可以而且将要成为这种最先进的、主导的艺术方法”⑥,“我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比任何一个别的艺术家都更能扬弃一切偶然的、‘浮在事物表面上的’东西,撕掉‘事物本质上的罩布’,弄清实际运动的真实规律”⑦,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当代学界侧重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将其错误归纳为以下几点⑧:把哲学方法和文艺方法混为一谈;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同;忽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个客观真理;把“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学“最先进、主导”的方法,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能掌握这种方法,为排斥和打击“同路人”作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拉普从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生硬取出“撕下一切假面具”这句话。事实上,在列宁的原初语境中,它是视托尔斯泰创作为反对沙皇专制强有力的控诉书,肯定托尔斯泰“清醒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和巨大价值,拉普却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直接把这种无情揭露现实的手法,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具体创作口号提出,片面理解了列宁著作中的表述,因为“无产阶级文学当然也需要对新现实中的某些消极的、反面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但这同对旧制度的批判有着原则性的区别”⑨,二者具有巨大差异。

  拉普认为,无产阶级作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关键在于写“活人”,“表现活人的任务”是争取文艺领导权的中心任务。从1920年代苏联文艺界的整体态势视之,这一主张不乏积极意义:就文学理论主张的演变来看,拉普之前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反对描写人,他们只对机器感兴趣,其文艺观因而被称为“机器美学”,列夫派则主张写事实和事业,同样回避人本身,拉普倡导的“活人论”有其历史进步性;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1920年代的许多苏联文艺作品当中,存在“对人的公式主义表现手法”,经常描写“穿皮上衣或不穿皮上衣的有铁一般个性的共产党员”、“数不尽的‘邱马柯夫式’英雄”和“孪生的亲兄弟亲姐妹”式的共青团员,拉普强调的“活人论”有其现实针对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拉普的“活人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摹写“活人”的目的是“在文学领域内实施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反映人的意识斗争、心理运动,他们一再倡导的“心理现实主义”是为了挖掘人物的理性和直觉、意识和下意识之间的对立统一。⑩在这里,概念强势,目的先行,哲学主张压倒一切,错误明显。

  “无产阶级诗歌杰米扬化”独尊苏联诗人杰米扬·别德纳依的诗歌创作,将其视为无产阶级诗歌创作的典范模式,一切诗人都必须如他那样“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描绘现实和改造现实”,都应该学习他的诗歌对“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杰米扬·别德纳依创作过《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牵引力》等著名的诗体小说,受到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表扬,也写过《从热炕上爬下来》、《不讲情面》、《比里尔瓦》等讽刺性诗歌,在当时引发过巨大争议,但拉普领导人李别进斯基对其一味推崇,强调他的典范意义。事实上,即便不论杰米扬·别德纳依作品是否具有文本丰富性、艺术多样性,值不值得推崇,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独尊一家,苏联文学也需要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式的诗歌类型,另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著名作家,还需要小说、戏剧、散文等其它文体的创作。

  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口号中,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李别进斯基等认为,“应该毫不迟缓地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不考虑工人作家的文学实践拟订的那些创作纲领,其价值是微不足道的”,结果一年之内,拉普会员人数急剧增加一万,大多数的新会员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工人,文化水平很低,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倒是影响了生产任务的正常完成。拉普试图用这种突击办法进行文艺建设,这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杜撰“无产阶级文化”做法一样,都是狂飙冒进、不切实际的表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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