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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诗学略论
2014年10月03日 09:43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 作者:陆扬 字号

内容摘要:“诗学”专门意义上是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纵观西方诗学历史

关键词:模仿;哲学;诗人;士多德;柏拉图;诗歌;文学理论;人文主义;亚氏;俗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诗学”专门意义上是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它可以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纵观西方诗学的历史,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模仿说雄霸两千余年之后,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开始以内心的光芒照亮世界,那么20世纪以降,毋宁说是重新出现复归亚氏《诗学》的趋势。“古典”一语开始变得名副其实起来,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和作品,观念、文体、体裁、题材等方面都展现出人文主义新气象。故古典同诗学结盟,文艺复兴是适当其时。17世纪开始,西方诗学见证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历程,逐渐同修辞学拉开距离。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学的幽灵在与绝对精神把酒交欢。

  【关 键 词】诗学/古典/亚里士多德/理论/修辞

  【作者简介】陆扬(1953-),男,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一、诗学与哲学

  诗学一语按照通行的理解,它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诚如近年多有学者重申,亚氏所谓的“诗学”(poietike),其本义是属于今日通译“艺术”的techne范畴,换言之,它是示人如何“制作”,而不是一门形而上的学问。如是,亚氏这本篇幅寥寥的大著,或者更应该译作《诗艺》或者《诗法》。事实上也不乏有人作如此尝试。诗歌的诞生虽然远早于哲学,可是哲学引探究世界本原为己任,一旦羽翼渐丰,便自命为高居一切技艺学问之上的“第一哲学”,压根就不把诗歌放在眼里。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已经说诗歌和哲学的纷争由来已久。哲学家斥责诗人是“狂犬吠主”,诗人反过来讽刺哲学家是“缜密思考自己窘境的穷人”。①这样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管它怎样在循循诱导教授诗法,比如悲剧的结构布置、悬念设置,以及诸如此类一应故事,当它将诗歌的性质定位在模仿上面,同时以模仿直达形式即理念,它当仁不让也就是一部哲学著作。

  要之,《诗学》的译名不但约定俗成,而且名至实归。因为它首先是背靠哲学来做诗辩的文献。柏拉图《理想国》呼吁诗歌的爱好者,哪怕他们自己不是诗人也罢,哪怕不用诗体,用散文体来叙述也罢,只要能够证明诗歌不但给人快感,而且对国家有益,他甘愿洗耳恭听,从善如流。②他不会想到到头来响应他这一呼吁的,不是别人,竟是他本人的第一高足,口称“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

  人类对诗歌的爱好,自鸿蒙既开,就相伴文明同时滋长。《尚书》记载舜继尧位,安定天下,即任命百官,令各司其职。比及诗歌,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③这是言虞舜以夔为乐官,教以正直温和的音乐启蒙孩童,陶冶宽阔刚毅胸怀且不使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这和后来古希腊的音乐教育思想,几无二致。如柏拉图以伊奥利亚调和吕底亚调为靡靡之音,反之推崇表现节制和勇敢的多利亚调和弗里几亚调。④诗言志,歌咏言,这可谓影响最为深广的中国传统诗学原型,它能担纲学界长久流传的西方诗学以模仿为圭臬,中国诗学侧重表情言志这一判若两途的分野吗?

  希伯来文化中,更将“音乐对人类之必须”的谱系上推到人类诞生之初。《创世纪》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篷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大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⑤假如我们记得雅八和犹八这一对兄弟,以及接着洗拉生产的主掌铜铁利器的土八该隐,都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的第六代子嗣,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些远古各类技艺的发明祖师,是多么近在咫尺地紧邻着上帝创造世界的太初时光。不仅如此,在畜牧作为生机之必须,以及铜铁作为工具之必须之间,就有音乐的地位,足见我们人类是多么与生俱来地热爱着音乐。就像《尚书》所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正是音乐构成了天地人的最初和谐。而诚如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命题所示,与音乐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是诗。

  由是而观诗学,顾名思义,它是做诗论诗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诗是文学的主要文体,散文主要是哲学、历史等学问的写作文体。即便哲学,在柏拉图之前,哲学家出言神出鬼没,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莫测高深,就像先知在预言世界。正是柏拉图设定苏格拉底这个一半虚构,一半回忆的叙事人,用极具文学色彩的对话体来写哲学,才使西方哲学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统。无怪乎《理想国》诚然疾言厉色谴责荷马的柏拉图,《会饮篇》中却还在说,谁不愿意跟荷马和赫西俄德这等天才诗人来生孩子,而去跟那些凡夫俗子结婚生产呢?此外,像恩培多克勒、卢克莱修这些用韵文写作的哲学家,当其时,他们的身份也还是诗人和哲学家兼而有之。

  但是,诗与文的界限其实不好厘定,尤其是以高屋建瓴的哲学视野来审视这个分界。是不是韵文就算诗,散文就算文?或者更进一步,不计韵律,但凡分行来写,即可冠以诗的名号?很显然首先亚里士多德本人就表示反对。《诗学》第9章他判定诗高于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盖诗的模仿是比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个别当中写出普遍性来。由是观之,以长诗《论自然》蜚声的恩培多克勒,因其作品不涉模仿,还算不上诗。故而,“除了格律,荷马与恩培多克勒的作品实了无相干,所以称荷马是诗人恰如其分,恩培多克勒则与其管他叫诗人,不如称他为自然哲学家”。⑥恩培多克勒肯定不是个案,不说卢克莱修,巴门尼德也写过一部长诗《论自然》,虽然如今仅有残篇存世。可是我们都把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这位少年苏格拉底仰之弥高的哲人看作本体论哲学的祖师,谁关心过他是或不是诗人?再往后看,英国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伯,当年是由他的长诗《批评论》一举奠定了自己的青年诗名。《批评论》明明是诗,而且诗人专门用了韵律最有讲究的英雄双行体,可是他偏偏将此诗冠名为“文”,是为“An Essay on Criticism”,这又该当何伦?《批评论》模仿什么?它是在模仿是时流行的诗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模仿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文学观念?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何曾又不是在模仿是时流行甚或尚未及流行开来的哲学和自然观念?如此来看,亚里士多德以模仿的直达理念的必然性来界定诗学,可以说反倒是坚固了诗唯哲学是瞻的柏拉图传统。诚如蒲伯的《批评论》所示,你说它是诗,它就是诗;你说它是文,它也就是文。诗歌一般长于抒情和叙事,忌讳议论,但是《批评论》这类文献打破了这个忌讳。诗与文的界限,依然还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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