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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作家群与东北地域文化书写
2014年08月06日 07:00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7期 作者:韩文淑 字号

内容摘要:地域文化所展现出的人、地域、文化三者的多重关系通过乡村叙事的审美考量而得到充分的彰显,同时地域文化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地方特色、自然生态、民俗民风、人文情怀等又反过来成为乡村叙事的基本艺术属性,对乡村叙事有着质的规定性。

关键词:文学;地域文化;萧军;创作;东北地域;萧红;乡村;叙事;生活;东北作家群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10&zd071);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吉林省中青年作家创作研究”(2012BS04)

  作者简介:韩文淑(1981—),女,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就整个世界范围的乡村叙事而言,包括中国在内,其主要而鲜明的艺术特点就在于它对地域文化的书写。赫姆林·加兰这位伟大的“地方色彩”与“乡土文学”理论的早期制定者曾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1]在这里赫姆林·加兰鲜明地提出乡村叙事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地方色彩自然而然地亲切表达。中国现代乡村叙事开启之初,鲁迅、周作人、茅盾、张定璜等人在倡导乡村叙事时,都注意到地方色彩、风俗民情之于乡村叙事的重要性,他们用“地方性”“泥滋味”“自然美”“土气”“乡愁”等词语表达对这一艺术特质的理解。可以说,地域文化所展现出的人、地域、文化三者的多重关系通过乡村叙事的审美考量而得到充分的彰显,同时地域文化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地方特色、自然生态、民俗民风、人文情怀等又反过来成为乡村叙事的基本艺术属性,对乡村叙事有着质的规定性。

  纵观20世纪乡村叙事对地域文化这一审美特征的建构与表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种冲突相交织,一是“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冲突[2],另一个是“世界性与地域性”的冲突[3]。尽管每一阶段的乡村叙事写作者都意识到地域文化对乡村叙事的重要性,但是属于时代性的宏大的启蒙意识、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等对这一微小的审美要素不断进行侵占,使得乡村叙事在20世纪发展过程中不断脱离其文学审美本性而偏入国家的、政治的、阶级的轨道中,成为各种目的唯独不是文学审美目的的载体。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乡村叙事、50年代至“文革”时期的农村题材、甚至是80年代的寻根文学、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官场文学中的乡村叙事等创作都体现出了这种艺术上的“变调”。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失去了它原有的光辉。在文化地理学兴起以后,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学创作的地域性,“东北作家群”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它的存在,不仅开抗日文学之先声,而且使“落后”“蛮荒”的地域东北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表达。可以说,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的书写、展现与传播,东北作家群功不可没。虽然他们的创作并非起源于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共同关注,其成熟期也并非是作家居于东北时的创作;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必然且较为充分的表达,他们作为东北人的身份,怀揣着强国拯救故乡的理想开始以笔为枪、以笔为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两三年间,金剑啸、舒群、罗烽、萧军、萧红、白朗、姜椿芳、邓立等进步文学青年满怀着赤诚之心开始初步的文学活动。尔后因为失去故土而被迫离开东北,使得这批来自东北的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的心与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了共同的趋向与理念。随着李辉英《万宝山》、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第七个坑》、白朗《伊瓦鲁河畔》、骆宾基《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现,这批来自东北的青年逐渐为人所知,得到认可。纵观其创作,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东北地域性的突显,可以说“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一次集体审美表达,为中国文学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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