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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谓“短篇王”的说明
2020年10月27日 15:10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庆邦 字号
2020年10月27日 15:10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庆邦
关键词:崔道怡;创作;帽子;短篇王;短篇小说

内容摘要:我在北京或去外地参加一些活动,主办方介绍我时,往往会把我说成是什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每每听到这样的介绍有记者采访我,问到我对这个称谓的看法时,我说人家这样说,是鼓励你,抬举你,但自己万万不可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

关键词:崔道怡;创作;帽子;短篇王;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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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京或去外地参加一些活动,主办方介绍我时,往往会把我说成是什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每每听到这样的介绍,我从没有得意过,都是顿感如针芒在背,很不自在。有时实在忍不住,我会说一句不敢当,或者说一句我就是写短篇小说多一点而已。在更多的情况下,我只能是听之藐藐,一笑了之。

  有记者采访我,问到我对这个称谓的看法时,我说人家这样说,是鼓励你,抬举你,但自己万万不可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历来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写小说,哪里有什么王不王之说。踢球可以有球王,拳击可以有拳王,写小说却不能称王。我甚至说:王与亡同音,谁敢称王,离灭亡就不远了。我自己写文章也说到过:所谓“短篇王”,不过是一顶高帽子,而且是一顶用废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雨一淋,纸就褪色了,风一刮,高帽子就会随风而去。我这样说,是自我摘帽的意思。我知道,中国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高手很多,我一口气就能举出十几个,哪里就轮得上把我抬得那么高呢!我有的短篇小说写得也很一般,没多少精彩可言。读者看了会说,什么“短篇王”,原来不过如此。高帽之下实难符,还是及早把帽子摘下来扔掉好一些。可是,戴帽容易摘帽难,摘有形的帽子容易,摘无形的帽子难,这么多年来,我连揪带拽,一次又一次往下摘,就是摘不掉。相反,时间长了,这顶帽子仿佛成了“名牌”,传得越来越广,出于好心,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可怎么得了!这甚至让我想到,人世间还有别的一些帽子,那些帽子一旦被戴上,恐怕一辈子都摘不掉。有的帽子虽然被政策之手摘掉了,帽子前面还有可能被冠以“摘帽”二字,摘与不摘也差不多。

  2004年,孟繁华先生主编了一套“短篇王文丛”,收入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女儿家》。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我之所以诚心为这个文丛叫好,不仅是因为文丛中收入了我的短篇集,更主要的是,文丛分为三辑,先后收录了18位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这样一来,“短篇王”就不再是我一个,而是有好多个,大家都是“短篇王”,又都不是“短篇王”,“短篇王”不再是一个特指,成了一个泛指,等于把这个称号分散了,消解了。我对繁华兄心存感激,感觉他好像让众多作家朋友为我分担了压力,让我放下了包袱,变得轻松起来。我明白他编这套丛书的真正良苦意图,是为了“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但出于私心,我还是希望从此后别人不再拿“短篇王”跟我说事儿。实际上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结果,我不但没有摘掉帽子,得到解脱,把我说成“短篇王”的说法反而比以前还多,在文学方面,“短篇王”几乎成了刘庆邦的代名词。这不好,很不好!有一次在会上,我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除了写短篇小说,我还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也不差呀!

  我拒绝当“短篇王”,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假谦虚,是得便宜卖乖,别人想当“短篇王”还当不上呢,你有了“短篇王”的名头,短篇小说至少会卖得好一些,这没什么不好!有一次,连张洁大姐都正色地对我说:庆邦,你不必谦虚,不要不好意思,“短篇王”就是“短篇王”,要当得理直气壮!可是不行啊大姐,在这个问题上,我像是患有某种心理障碍一样,一听到这样的称谓,我从来不感到愉悦,带给我的只能是不安。

  忽一日,有位为我编创作年谱的朋友问我,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是谁最先说出来的?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是呀,水有源,树有根,这个事情不能一直含糊着,含糊着容易让人生疑,还有可能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炒作,作为当事人,我还是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好一些。

  最早肯定我短篇小说创作的是王安忆。她在给我的一本小说集《心疼初恋》的序言里写道:“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多的好短篇。”我注意到了,王安忆的评价里有一个定语叫“持续地”,是的,40多年来,我一直在“持续地”写短篇小说,从没有中断,迄今已发表了300多篇短篇小说。我还从王安忆的评价里看出了排他的意思,但她没有给我命名。

  随后,李敬泽在评论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时,说到了与王安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他说:“在汪曾祺之后,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他的短篇小说显然是越写越好。”我以前从没有这样想过,更不敢这样比较,敬泽的话对我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么,在王安忆和李敬泽评价的基础上,是哪位先生?在什么情况下?把我说成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老师。2001年秋天,我的短篇小说《鞋》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9月22日,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颁奖典礼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当年,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小小的船》获得了《中国作家》“精短小说征文”奖。记得同时获奖的还有宗璞、石舒清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从绍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中国作家》杂志社参加了颁奖会。崔道怡老师作为征文评奖的一个评委代表,也参加了颁奖会,并对获奖作品一一进行了点评。崔道怡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文学前辈,我曾多次和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见他只要发言,必定事先写成稿子,把稿子念得有板有眼,抑扬顿挫,颇具感染力。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那天崔道怡老师怎样点评我的小说,我没有记住,倒是有一句话听得我一惊,一下子就记住了。崔道怡老师的原话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如何如何,我什么时候有这个称谓,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不光我自己吃惊,当时在座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先生也有些吃惊。后来,张锲先生以“致刘庆邦”的书信形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建构了一个美的情感世界》,发在2002年2月9日的《文汇报》“笔会”上。文章里说:“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对他的这种评价,连我这个一直在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你的人,也不由得被吓了一跳。”张锲先生给我的信写得长长的,提到我的短篇小说《梅妞放羊》《响器》《夜色》等,也说了很多对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肯定的话,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我愿意承认,在《人民文学》当副主编的崔道怡老师为我发了好几个短篇,他对我是提携的,对我的创作情况是了解的。我必须承认,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对我构成了一种压力,也构成了一种鞭策般的动力。我想,我得争取把短篇小说写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以对得起崔道怡老师对我的评价,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不然的话,我也许会把费力费心费神、又挣不到多少稿费的短篇小说创作放下,去编电视剧,或做别的事情去了。“短篇王”的命名像小鞭子一样在后面鞭策着我,让我与短篇小说相爱相守到如今,从没有放弃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拿今年来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已经完成了12篇短篇小说,仅7月份就在《人民文学》《作家》等杂志发表了5篇,其中有两篇分别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选载。

  “短篇王”的帽子我不愿戴下去,是我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失去写短篇小说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既需要智力、心力、耐力,也需要体力、精力、爆发力,也许还有别的因素。以前,我对自己写短篇的能力充满自信,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活到老,写到老。最近读了张新颖先生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写短篇小说的能力可能会失去。沈从文对自己写短篇的能力曾经是那么自信,他不止一次对家人表示,他要向契诃夫学习,在有生之年再写一二十本书,在纪录上超过契诃夫。可是呢,后来他一篇都写不成了。有一篇《老同志》,他改了7稿,前后历时近两年,还向丁玲求助,到底也未能发出。1957年8月,他又写了一个短篇,写时自我感觉不错,“简直下笔如有神”。但他的小说刚到妻子张兆和那里就被否定了,要他暂时不要拿出去。沈从文不得不哀叹,他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他还在给大哥的信里说:“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

  当然了,沈从文之所以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身心受到巨大冲击,一时无所适从,在失去自我的同时,才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在国泰民安的环境里,能够心态平稳地持续写作。我会抱着学习的态度,继续学习写短篇小说。我不怕失败,也不怕别人说我写得多。好比农民种田,矿工挖煤,一个人的勤奋劳动,也许得不到多少回报,但永远不会构成耻辱。

作者简介

姓名:刘庆邦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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