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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教诲 老舍的叮嘱 ——“文学讲习所”纪事之三
2017年11月13日 07:24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李宏林 字号

内容摘要:丁玲在文学讲习所有着特殊的地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由延安来到北京的作家丁玲,出于对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主动向中央领导提出办学的愿望,得到批准,在北京开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第一任所长。丁玲不担任所长后还担任讲习所小说组学员的导师,并经常来所讲课。丁玲喜爱的学员像玛拉沁夫等经常往丁玲家里跑,丁玲对一二期讲习所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两期学员们对丁玲所长也特别敬仰。讲完课后丁玲登上轿车,数十名青年人围绕着车不让丁玲离开,丁玲摇下车窗,她微笑着,把手伸出窗外与多人握手,我怕累着老人,催司机开车,丁玲才慢腾腾地离去。但是她留下了一份遗产:在世界许多地方成立了研究丁玲的机构,研究者多次召开国际性会议,研讨丁玲的文学创作和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丁玲;学员;文学讲习所;讲课;胡风;写作;中国;青年;创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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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在文学讲习所有着特殊的地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由延安来到北京的作家丁玲,出于对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主动向中央领导提出办学的愿望,得到批准,在北京开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第一任所长。鼓楼东大街103号是她亲自考察选定的办所地址。请哪些专家、教授讲课是她亲自安排或是登门邀请的。丁玲不担任所长后还担任讲习所小说组学员的导师,并经常来所讲课。丁玲喜爱的学员像玛拉沁夫等经常往丁玲家里跑,丁玲对一二期讲习所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两期学员们对丁玲所长也特别敬仰。

  1957年丁玲被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之后,有两大罪状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并公开批判。一是说她在文学讲习所宣扬“一本书主义”;二是说她宣扬“理论无用论”。

  “一本书主义”是她在第一期学员中提倡的,她在我们第二期的讲课中也有所提及。她那时正值中年,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环境都好,所以人也富态,圆胖的脸庞,两只标志性的大眼睛,总是和善地看人。她穿着一件紫红色毛外套,在讲台上,像家长与孩子们对话似的讲话。她是南方人,讲话声音尖脆,神态从容、充满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累了,她把放在桌上的一只小药瓶打开,倒出一粒红药丸送进嘴里。课后人们问张凤珠:“丁玲吃的是什么?”回答说:“是人参丸儿,讲话时间长了,累了,可以补气。”丁玲讲课时强调说:“培养你们干什么?就是要写出好书来,写不出书来叫什么作家?”她提到周总理说过:“哪位部长能写出好小说,我不让他当部长,可以去当作家。”看来急于要出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丁玲的渴求,也是国家的期待。当时中国的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现,丁玲希望新中国能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用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十分正常的事。2006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与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一起,他谈起“一本书主义”时说,他亲耳听到丁玲讲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出她是在鼓吹什么名利思想。作家写出好书是职业要求,是本分,是向社会尽责任。其实丁玲要求作家写出一本好书来,对当时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学员们是一种激励。

  她的再一个“罪状”是宣扬“理论无用论”。这个“帽子”不小。丁玲在讲课时说过读书、生活、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读书不要太理智,一边读书一边考虑主题是什么,人物的思想是什么,教条地去读书,没有意思。我不这么读书,我用感情去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书中所表达的感情,去享受、去体会,这种感知积累多了,就会在创作上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太理论了、太清楚了,可能你只记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条,对创作无益,不好。”关于作家与生活的问题,丁玲一再强调作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她批评一些作家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她说丰厚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本钱。她表示自己愿意换换家里的客人,希望多来些工人、农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断同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有联系。她还告诉大家,作家主要是写平常人,写好平常人是一辈子要努力的事。现今的一些作家老是重复地写人们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说那么几句教条的话,没有生活强去写,这不是创作。她批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教出来的,不要看他们那些东西。”这些尖锐的语言是我亲耳在大课堂上听到的。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拥进丁玲落座的房间,围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可惜的是当时我没在所里,错过了听老所长教导的机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为了记述这次会见,40多年后,已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当时讲话的全部记录发表在《今晚报》上,不久得到了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的回应。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个别记录上的错误后,主要是为苗得雨表功,是苗得雨把一份具有当代文学史研究价值的丁玲谈话准确地保留下来。丁玲的这次谈话,基本上是她在讲课时的观点,不过更系统了一些。邓友梅详细地讲述了丁玲讲话的背景:因为当时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在文艺上就把斯大林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搬到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教育人作为思想核心,在学习和创作实践中,就把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读书要从书中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写作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渐渐地学习、教学和写作便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模式,一些学员觉得面对丰富的文学名著只作简单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认识,学不到文学的真正内涵,有苦恼。有的学员心惊胆战地反映了这个不合潮流的困惑,丁玲得知这种情况后,在讲课中,在与学员的交谈中,向教条的理论挑战,维护文学自身的规律。这种勇气,不只是来源于她丰厚的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在于她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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