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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先生的“签名本”
2017年10月18日 10:30 来源:文汇报 作者:侯 军 字号

内容摘要:上图:1994年夏作者夫妇去孙犁寓所拜访时与孙犁的合影。如今,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关键词:签名;先生;签名本;文集;回信

作者简介:

  上个月接到天津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的来信,随信寄来一本海燕出版社新版《书衣文录》。刘先生在信中说,“今年是纪念孙犁逝世十五周年,我又编了一次《书衣文录》。不敢说全了,我想再有也不会多了。”

  刘先生已年逾八旬,多年来苦心孤诣,辛勤搜求孙犁先生散落各处的佚文,已为孙犁先生编了几十本书。前些年,他曾找我征集过孙犁先生写给我的几封信,并编入了新版的《芸斋书简》。

  这本新出的《书衣文录》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牛皮纸封面是空白的。刘先生在信中说:“这本书的书名要自己写。”再翻开扉页,用仿真度极高的蓝墨水印着两个钢笔手迹“孙犁”——显然,这是为那些酷爱孙犁“签名本”的书迷们特意设计的。

  由这个印上签名的“签名本”,我不由得想到我与孙犁先生的多次交往,想到我有幸得到先生诸多“签名本”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当时副刊上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打算寄给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也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一听说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我听罢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到文艺部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此后,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吧,报社准备开展有关孙犁的专题研究,分配给我一个课题,就是结合新发现的孙犁早期著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写一篇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论文。我把孙老的原作仔细地校读了两遍,同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在动笔之前,我照例给孙老写了一封信,请教几个疑点问题。当天下午,孙犁先生就给我写了回信,而且是用毛笔竖写的,书法秀润清新,一共写了四张稿纸,回答了七个问题。我把握不准的疑点全都迎刃而解了。

  我把那篇论文的题目定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我写得很用心,力求做到考证精审、立论有据,洋洋万余言刊发在《新闻史料》上。孙犁先生看到这篇论文后,当即给我写来一信:“昨日见到《新闻史料》,当即拜读大作论文。我以为写得很好。主要印象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衷心感谢!”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许多朋友读了以后对我说,孙老从不轻易表扬人,可这封信里却写了这么多夸奖的话,可见老人家是真的开心。

  1992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临行前想向孙老知会一声。我请孙老的女儿孙晓玲帮我联系好时间,依时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早点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正想说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一问:“侯军啊,最近怎么没见你写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说话间,孙老拿出一本新出的《芸斋小说》题赠给我。而我却最终也没敢把即将远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随后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了二分之一。这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跑去看望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依然是孙老本人前来开门的。只见他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虽说是大病初愈,走路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又能写点文章了。”

  那次见面,孙老谈兴很浓,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还谈到当时文坛的浮躁风气。孙老说: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整天烦躁不安。在这种心态下,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不过,我现在似乎也感到我所恪守的“寂寞为文”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

  那次畅谈中,我把自己新出的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送给孙老指正。孙老则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名留念。如今,这些签名本已成为我书房里不可替代的“镇宅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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