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报刊文选
缓之专栏·老师们 | “小室无忧”——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
2021年07月12日 14:50 来源:《传记文学》2021年第7期 作者:缓之 字号
2021年07月12日 14:50
来源:《传记文学》2021年第7期 作者:缓之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一

  魏隐儒先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我知道他的大名已是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以后的事。

  1983年6月10日,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开会,老师们汇报近期工作。我主要谈了自己在读书上的困惑。那时,我作为图书馆联络人,几乎天天泡在书库,对那里的古籍收藏比较熟悉,可惜没有版本知识,面对着丰富的藏品,不知如何欣赏,更无从开展研究。我很诚恳地希望有老师给予指点。吕维老师当即表示说,她认识一位专家,是她过去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的同事,叫魏隐儒。吕老师还送了我一本内部印刷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作者正是魏老。

  回到宿舍,我一个晚上就把那本小册子读完了。书里的很多知识,令我大开眼界。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眼前为之一亮。我发现,自己对中国古籍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给魏老去信,表达从学的愿望。我说:

  从吕维老师处借得您的大作《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拜读再三,玩味不已,深为您的学识所折服,私下甚渴望从学于您。又怕您见笑,不愿意收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昨天,吕老师转送您的这部著作,让我不胜感激之至,情难自已,读书中的很多疑团困惑,随之烟消云散。目前,我是一个“书盲”。虽然读了一些书,却对古书版本、目录、校勘之类的学问,知之甚少。我学的是文学专业,对古代文学兴趣尤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基础太差,就是上了大学,有四年的拼命苦读,也仅仅是粗知大概。我南开大学毕业以后,深感学殖浅薄,颇不自安,茫然不知所从。而此时,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广,古今中外,文史哲各类知识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最能叫我梦游神往的,还是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此,我开始有目的地针对自己的弱点,广泛吸收先辈治学的经验,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知识入手。但这个领域太广泛了,真不知从何谈起。……我现在虽然还是一个“书盲”,但我相信,如果您能给我机会,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地按照您的指点,逐渐摘掉这个沉重的帽子,一定能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那将是我最大的愿望。

△魏隐儒、毛金雨编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老收到我的信,当天就写了回信,对我勉励有加:

  跃进同学:

  前几天到吕维同志家去,(她)曾(向我)介绍您的刻苦学习(情况),(称赞您)对文史哲各类书籍颇有研究,对于古籍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论著也颇有兴趣,是一位求知心切的有志青年。

  今日顷接来信,拜读之后,了解到您对文史哲方面的版本、校勘、目录学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读了许多名著,有不少收获,令人钦佩!您在学习各方面,既要求广度,又要求深度,几到“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来信中提到,读了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目录、校勘都有启发,唯有版本方面的书,读后收效甚微。这个道理很简单,缺乏实践。过去一些名家论著,多是从理论到理论,广引博征。仅凭这些,遇到实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版本知识,是来自实践经验,凡钻研这门版本学的,大都有和您同样感到的问题。但仅凭工作经验,没有理论指导,有些问题就不能突破。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拙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谈不上什么著述,只不过是在工作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作为学习此道的初步参考。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粗陋肤浅。惠赠您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请您提意见的。我对此道也是半路出家,虽然苦攻了些年,也是收效甚微。不过,我很幸运,多年来掌管古旧书价格研究工作,工作岗位给了我很大方便,得有机会在书海中游泳,过眼善本无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理论和实际互相验证。现在学习此道,日渐困难,因为书都藏在国家书库,清规戒律很多。私人收藏,社会流传无几,看书不易,如何实践?我因工作关系,倒是增加了条件,有些稀见的书,为要征求我的意见,倒要让我看看,作出版本决定。

  凡事“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有志于此道,不畏艰苦,时间长了,总会学出成绩的。我虽学陋不文,但绝不保守,愿将所知“竹筒倒豆子”,与同道共同研讨,共同进步。专此奉覆,

  祝您

  进步

魏隐儒

83.8.8

△1983年8月8日,魏隐儒先生致本文作者信

  魏老告诉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考入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李苦禅先生,对于书法绘画的历史以及纸张、印章等相关知识,颇有所得,为后来从事古籍版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中华书局调入中国图书公司。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旧图书,又参与了古旧图书的定价业务,遂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文革”后期,魏老调到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古籍鉴定工作。由于有这样的工作和研究背景,魏老在1978年被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组织工作,主要负责集部的审核。在这期间,他到各地为古籍善本编目培训班讲授古籍版本鉴定的知识,吕维老师送我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就是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印制的讲义。

  幸运的是,与魏老结识不久,他再次受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核对古籍版本,住在清华大学校内的静斋。那年的8月29日晚,我第一次去看望魏老,聊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十一点多才告辞。老人家意犹未尽,又和我一起步行到文史教研组办公室,继续漫谈。他回忆起自己幼年苦读的情形,说只要永远保持一颗经久不衰的上进心,总能做出成绩。他特别强调知识面的重要性,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加以概括。魏老说,读书治学就像做菜,如果仅仅放香油,一定不会好吃。高明的厨子要用多种佐料调味,才能做出一道道好菜。他曾鉴定过一部手稿,印章是作者本人的,但字迹不是——魏老看过这位作者的字,因此能分辨出来。这种情况,或许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作者请人誊抄,要么是书商为了抬高书价有意作伪。这说明,古籍版本鉴定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一次,魏老拿出清人梁显祖编《大呼集》八卷,告诉我说,这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印本,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即遭禁毁。乾隆皇帝为什么对这部书如此忌讳?初印本可以为我们解读清代思想文化的某些细节,提供一些有趣的资料。

  魏老与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亲戚,经常到吴先生家做客,亲眼见到吴先生手写的戏曲小说目录,积稿盈尺,殊为感佩。他对我说,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真实可感的现场教学。

  清华大学藏宋人马括编《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有淳祐辛亥(1251)黄晷序,继之为马括记编刻此书经过。前集总目后“时景定甲子春栞于梅谿书院”长方墨印,比较醒目。景定系南宋理宗年号(1260—1264),据此可以著录为宋刻,但魏老怎么看都不像是宋刻本。首先,字体是仿赵体,是赵孟頫字体盛行之后的痕迹;其次,墨印的位置很独特,不合情理;第三,该书的行款、纸张等,都与元代后期(至少是大德之后)刻书风格相类似。魏老把我们叫到一起,把钤有墨印的那页纸单独翻开,举在光线下透视,这才发现破绽。原来,书商把“泰定”的“泰”字挖改为“景”字。泰定为元代年号(1324—1328)。景定甲子(1264)与泰定甲子(1324),一属宋,一属元,相差了60年。书商在挖改处盖印,反而欲盖弥彰,露出马脚。再查《书林清话》,知道梅谿书院确是大德年间才成立的。

  1985年,魏老听说天津古籍书店有一批古籍要出售,替清华图书馆牵线搭桥,利用他的人脉,仅花费两万多元,就买了不少善本书。其中,有一部俞樾(号曲园)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才三千多元;还有一部鲍廷博(字以文)批校的《剑南诗稿》,用好几种颜色批校,非常精美,售归北京图书馆收藏。他为此惋惜地说:“北图控制得紧,归善本室收藏,不容易借出来。”还好,翌年2月,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此书的缩微胶卷,总算一饱眼福。

  俞曲园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藏在清华,我得以方便阅读。此书底本为光绪六年(1880)蛟川华雨楼张氏重锓板,凡四十卷、二十四册,每卷下有“俞樾”及“曲园叟”白文印。据周云青所撰《俞曲园先生年谱》(载《民铎杂志》1927年第九卷第一号),俞樾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苏州马医巷西头定居,始号曲园老人,时年53岁。而张氏于光绪六年刊刻本书时,俞樾60岁,则俞樾之批校此书,至少在60岁以后,可以说是其晚年所批校者。

  关于这部批校本的流传情况,魏老指示我从伦明(字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叶恭绰(字裕甫,晚年别署矩园)《矩园余墨·纪书画绝句》等文献中查询资料,得知此书于1926年由广东著名藏书家徐绍棨(字信符)重价购进,庋藏“南州书楼”。徐绍棨曾著有《广东藏书纪事诗》行世。其子徐承瑛(字汤殷)校补并续作《广东藏书家生卒年表》,跋语中称其父“雅好藏书,节衣缩食,广求旁搜。公余课暇,日亲蟫蠹,手自丹铅,孜孜不怠”。可惜,南州书楼的藏书后来渐渐散出,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购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这些材料,我撰写了《俞曲园批校〈水经注释〉初读琐记》(载《书品》1999年第1期),作了扼要的介绍,姑且可以看作版本学研读的一点收获。

  二

  1983年11月,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开设研究生班课程,学制两年,毕业后到单位写论文,然后回来参加答辩。高校来的考生,可以带工资上学,学成后回到原单位工作。

  我赶紧查询专业目录,了解到杭州大学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知道这个消息到考试,时间只有三个月。就像时光的轮回,我当年报考大学,知道消息到考试,也是三个月。我最初很犹豫,想放弃报考。魏老不赞同放弃。在教研组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最终报考成功。

  入学不久,我向魏老汇报学习情况,魏老回信说:“到杭大古籍所学习是大好事,……你们所长姜亮夫是名家学者,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叫崔富章,80年和我在北京一起搞善本目录,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今后如需到浙江图书馆看书借书,可以介绍几位同志,提起我来,可能给点方便。有两位负责人何槐昌、吴启寿,还有两位同志曾来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审工作,和我同搞集部(我可另信介绍)。”魏老的话,让我心里有点底了。

  在杭州大学古籍所的课程中,版本学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当时,古籍所计划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崔富章讲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就向所里推荐了魏隐儒先生担任主讲老师。

  1985年3月18日,魏老给我回信说:“今天接到研究所的(王荣初)邀请信,明确提出为16个硕士研究生讲授版本学20课时左右,着重讲辨识版本知识技术,也要涉及雕印发展史,安排在4月12日至27日。我认为时间合适,今已复函应允。现正准备教学资料和古书残叶及复制书影等。三五日内去北大推迟他们的讲课日期……”

  4月11日,魏老乘火车来到杭州,我和张涌泉、颜洽茂等同学前去接站。那些天,我们白天听课,晚上陪同魏老聊天。我的同学周崇坚擅长书画,每次见面,所谈多是这方面的话题。魏老说,练字要从魏碑开始,不拘一家。学画先从《芥子园画谱》入手,最后师法自然。清代以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四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叫我们特别注意他们的艺术成就。在讲学期间,魏老还为我们作画。他送了我两幅画:一是《苍鹰振臂,一击万里》,一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魏隐儒先生赠本文作者画作《苍鹰振臂,一击万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魏老在杭州大学讲学期间,正值《中国古籍印刷史》出版,他题赠给同学们人手一本。阅读之后,我撰写了《继往始能开来》评介此书,文章后来发表在《读书》1987年第8期,记录了我那时的学习心得: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来看,我国雕版印刷约创始于七八世纪之交,迄今已逾千年之久了。虽经历代天灾人祸的厄劫,所存古籍仍复不少。若以最保守的数字来统计,当至少也在十万种左右。这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渊薮。琼浆玉液,荡流无垠,令观之者目随神往,移晷忘倦。数十年来,魏隐儒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沉浸乎艺苑之源,网罗放失旧闻,荟萃珍本秘籍,其新著《中国古籍印刷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乃是作者潜心研讨多年后的结晶。

  本书作者曾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多年,饱览群籍。近年又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工作,所见愈广,所得日多。因此,慕湘先生在给是书作序时说:非作者这样识多见广之人,不能成其书;非中国书店这样曾大规模收购古书,客观上给作者提供深入研究的机缘,亦不能成此书;非五、六十年代古书一度繁荣的特定时代环境,亦不能成此书。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是幸运的。然而,作者的勤奋也是惊人的。仅从该书所涉及的广博内容,就足以证实这一点。既然是勾稽古代雕版印刷史,当然总要讲到于敦煌发现的唐人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总要讲到五代时冯道校刻《九经》以及毕昇发明的泥活字,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和明清以来盛行的铜活字。但除了讲述这些雕版与活字印刷发明与流变外,该书还上溯甲骨文、金文、竹帛、石刻等,以探寻古籍印刷的渊源。不仅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历代刻书的得失以及饾版、拱花、套印等印刷技术的发明,还广泛涉猎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乃至艺林掌故、刻书工匠和历代藏书家生平事略,等等。确实,这部书从书籍印刷史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极为光彩夺目的侧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如此丰富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由作者逐一经眼过录的,因而翔实可信。作者在占有这些资料时,尽可能做到广采博收,不轻易放过任何有意义的新材料。

  其次,这部书史论结合,识见精审,从中可以寻绎古代文化嬗递之迹。作者总是尽可能紧密结合每一时代的历史背景、学术源流来论述雕版印刷情况。譬如明代刻书字体的变化,就与当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正德年间,一些文坛盟主诸如前后七子等倡导复古,一时成为风气。于是,佞古泥宋,翻刻了很多宋版书。字体也由元末明初的赵体字(孟頫)变为规规矩矩的宋体字。这当然是时代风尚使然。至于清代朴学的兴起,刻书之蔚然成风,这也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该书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

  难能可贵的是,在结合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还能以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考镜版本,匡谬补阙。先生早年追随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研习书画,数十年如一日,未曾中辍,因而对历代书画源流、纸张墨迹等烂熟于心。这些扎实的功夫极有助于版本鉴定。先生每每能在“观风望气”之余,力辟众惑,使很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如元代刘廷幹刻北周卢辩撰《大戴礼记注》和元代丁思敬刻曾巩《元丰类稿》,《楹书隅录》均著录为宋版。作者根据字体、版式、纸张等“帮手”,反复检讨,正确地划定了刻书时代。一九五七年中国书店访得蓝印活字本《毛诗》四卷,查《天禄琳琅书目》据避宋讳,定为宋泥活字本。作者深不以为然,从笔墨、字体风格等多方审查,确定这部书应当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所排印的铜活字本。这类精审的论断在书中随处可见,足以发蒙解惑,启迪来学。作者另撰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书林掇英》等专书,于此问题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本书个别论述似有待斟酌。如介绍清代学者顾千里的校勘成就,却只字未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校雠理论“不校之校”,即只是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地轻易改动古书,似有遗珠之憾。另外,本书校对也有欠精审。

△魏隐儒著:《中国古籍印刷史》

  后来考虑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又向魏老求教,他回信说:“到杭大古籍研究所学习是大好事,确实增长学问,最后取得学位。您风华正茂,又爱好文史古籍,付出点力气是值得的,也应当。……关于毕业论文的两种方式,我同意选第二种,即点校古书,它实用,现正在进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大量工作是点校,写文章则是诗文评。”他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

  在那期间,魏老还介绍我与同行联系。他在1985年11月3日的信中说:“前几天接上海方承(字任之)来信,提到和您取得联系,他说给您去信之后不曾接到回音,但愿和您经常联系。方承很用功,写了不少东西,现正忙于他的《中西回历对照表》(原信如此——编者注)的编写。为人很诚实,待人很热情。我这次由杭、甬去沪,一家人为我忙碌,许多事由他替我代办了。”按照我的习惯,对于所有来信,应是有信必复。方承没有接到我的复信,可能是寄丢了。这种情形在当时并非少见。

  三

  魏老晚年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各种书画活动,帮助出版社审阅相关书稿,还要到各地讲课。老人家每次来信,常常描述自己“近来也忙得乱了套”。

  他在1984年11月1日信中说:“没有金刚钻,却揽了许多瓷器活。我有个想法:研究学问和书画,不但要读书,还要走路,到各处见识见识,大有好处。可是外出多了,就影响正常的安排。为印刷工业出版社编的《印刷词典》的古籍词条,四月作了决定,至今不曾坐下来写,总觉得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所以就拖下来了。书画的外债又很多,我还在准备年底年初在天津举行一次画展。……因能力有限,顾此失彼,只能是尽力而为。”

△1984年11月1日,魏隐儒先生致本文作者信

  魏老忙,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讲学。

  他在1985年9月25日信中说:“自暑假一面之后,我即忙于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审阅一本书稿,至今尚未交卷。……9月5日至20日举行了书画展览,本来筹备时间仓促,一切从简,万未想到有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于9月6日为我拍摄了会场实况,于当日晚间新闻播放;7日中午又重播一次。《北京晚报》为我刊发消息,《石家庄日报》也发表了《隐儒与苦禅》的文章,《西安铁道报》也刊载了我书写的字条,并委托北京铁道报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

  在那封信中,魏老再次提到《书林掇英》一书:“下半年本想坐下来整理我历年积累的资料,成为《书林掇英》一书,但还要去北大图书馆系为几个硕士研究生授课,图书馆同志们列席旁听,将安排在10-12月。”同年11月13日,魏老又来信说:“北大郑如斯教授也来邀请,最后决定去北大图书馆系,为研究生讲授版本学,暂安排一个月,由十一月第一周开始,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北大讲课。北京市文史馆也送来聘书,聘为特约研究员,希望每周去一次。这些社会活动把我的时间占去不少,弄得每天很紧张。”

  每次参加活动回来,魏老还要回复大量的来信,也占去很多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书桌上有一摞信件,至少二三十封,他说都必须一一回复。他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原则,来信必复,而且争取及时回复。如果对方有事,总愿及时得到答复,这是一般常情。即便是无事,仅仅是问候,也是为了了解近况。我常对人说,我有个处世原则: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似春风(待人),肃若秋霜(对己)。给人办事,受人之托,要有始有终。办不成的要有个交待。几十年来如此,所以朋友们都待我很好,我有了问题,也都帮助我。”

  四

  最叫魏老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凝聚他多年心血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

  数十年来,魏老到各地访书,随身总带着笔记本,随时记录一些有用的资料,包括序跋、刻工人名、藏书主人、款式、装订等相关信息,积累了数十本笔记。我到魏老家求教,有些问题记不确切,他就翻出这些笔记,给我具体的解答。我多次听他说正在整理这些笔记,书名也想好了,就叫《书林掇英》。

  可是魏老总是忙,停不下脚步。在昆明,我们还有一次不期而遇。

  1986年3月28日,我应清华大学赵立生老师的邀请,直接从杭州飞到昆明,在昆明工学院参加《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统稿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学生组织编写了一套教材,由赵立生老师主编。他请老同学廖仲安主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请刘世德主审《中国文学简史》。会后,赵立生、廖仲安、李思永等一起参观大观楼、筇竹寺等地,后来在海埂公园,居然遇到魏老,叫我喜出望外。原来,他正和另外一位书画家代表首都美术界在云南慰问边防战士。

  那天,阳光灿烂,朵朵白云像棉花团一样,似乎触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蓝的滇池边,清癯的身影、飘散的白发,还有那身不变的蓝咔叽中山装,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

△1986年3月,本文作者与魏隐儒先生在云南滇池合影

  但是魏老依然步履匆匆。

  从云南回来后,他给我回信说:“时光匆匆,昆明一别,弹指间,又是一个多月。我于4月12日飞返北京。回来后,积压信件待复,琐事繁扰,一连串开了几个会,还要重看上海科技出版社为我改订了的《出版史话》书稿,为几个单位和学校作慰问老山前线边防战士的报告。5月15日到清华大学附小作报告,便中去看望吕维同志,赵立生老师将我们在昆明的合影转送给我,我已函谢。……我将于6月9日去济南,参加李苦禅先生纪念馆开幕典礼。又接青海图书馆馆长来信,邀去为之审定馆藏书画,约于6月下旬前往,去半月至廿天。8月份要去承德为河北省图书馆举办的培训班讲课,我的生活仍在忙乱中度过。因此,‘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退休,从无寂寞之感。”

  那年8月初,我去魏老家看望他,见书房悬挂着“小室无忧”的字幅,我表达了羡慕之情。魏老于9月4日复信给我,还随信寄来一幅字。他说:

  那天来舍下,天气正闷热,匆匆即去。顷接印刷工业出版社给我一张复印件,一看是北大图书馆系(留校硕士研究生)姚伯岳同学写的评《中国古籍印刷史》的文章,复印一份寄您作参考。嘱写“小室无忧”寄上补壁。

  前几天有两位记者到舍下采访,不约而同的分别在8月26日的《冶金报》《中国旅游报》发表文章。《冶金报》题为《苦禅门人魏隐儒》(撰文郭学文),《中国旅游报》为记者刘江,题为《小室无忧笔意新:魏隐儒其书其画其人》,同时刊出画作《幽篁清韵》(竹子麻雀),还报导了《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我为(中国)台湾《中外杂志》写了一篇《吾师李苦禅其人其画》,他们用括弧注(大陆著名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标题,影响很大。这些,为我作了有益的宣传。收到信后,告知我,免挂记。祝

  近好。

魏隐儒

1989.9.4

△魏隐儒先生手书“小室无忧”

  这是我和魏老的最后一次通信。魏老的豁达、通透,充分体现在这四个字中。

  此后,我曾多次到魏老家看望他。那时,电话不普及,没有办法事先约定,除非提前写信。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好意思写信约定时间,往往随意前往,结果常常不遇。魏老的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次到魏老家,大约是在1993年7月。

  记得是魏老的女儿给我开门,我说明了来意,她含糊地说:“他走了。”

  那一瞬间,我还以为他又一次外出了。魏老的身体很棒,很少听他说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总是风尘仆仆,精力旺盛,怎么会说走就真的“走了”呢?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研究计划没有完成,那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数十本笔记更需要整理。于是,我赶紧追问他的那些笔记的下落。他女儿说,前些日子,有一家河南出版社的编辑把笔记拿走了,说是要整理成书。我当时心里一惊,觉得这批宝贵资料,很可能会散佚。很多文化名人的资料,就是这样消失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果然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我心想,这批资料很难问世了。

  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我到琉璃厂逛书店,意外看到了熟悉的书名《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由李雄飞整理,八十多万字,大开本印刷。我喜出望外,赶紧买下来,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展读开来。

△魏隐儒著、李雄飞整理校订:《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

  书前有著名学者黄裳和杨殿珣的序。杨序作于1993年9月3日,黄序作于1993年12月15日。看来,当年已有整理出版此书的计划。两序后,是魏老信中提到的那位“姚伯岳同学”的序,题作《丹青凝风骨,绝学傲书林》。

  杨殿珣先生的序言说,《书林掇英》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饾版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钤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这些版本,放在大图书馆中也许算不上镇馆之宝。但是,《书林掇英》的著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版本叙录,写法不同。藏书家的写法,通常著录刊刻时代、行格版式、刻工姓名、刻书牌记、纸质印章等,经眼实录,确然可据。学问家的叙录多是历代著录,辗转征引,纸上谈兵,难以落实。魏老的著录,有藏书家的特点,都亲自目验,且关注的范围更宽,注意到一些藏书家忽略的细节,再查阅相关资料,推断作者的生活年代,考察书籍的流传经过以及相关的掌故,意味隽永,兼有藏书家和学问家叙录之长,避免了匠气和空疏。

  从贾文忠的跋和李雄飞的后记中知道,此稿命运多舛,辗转各处,屡遭弃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廖生训先生慧眼识珠,2007年与魏老家人联系,确定了出版意向,并约请李雄飞先生整理此稿。李雄飞先生虽未见过魏隐儒先生,但出于对古籍整理事业的热爱,放下手头的工作,悉心整理。又是三年过去,在魏老谢世17年后,此书终于得以问世。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书林掇英·魏隐儒近现代文献资料所见录》,与上书合为姊妹篇。作为魏老的追随者和一个普通读者,我要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李雄飞先生表达诚挚的谢意。

 

△魏隐儒著:《书林掇英·魏隐儒近现代文献资料所见录》

 

  当然,这是一部未经作者系统整理的笔记,体例尚不统一,文字长短各异。有些内容,魏老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记录。例如,我曾亲自陪同魏老查阅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曾查阅郑若曾《筹海图编》,前有胡宗宪的序,后来很多著录将胡宗宪误成作者。这本书有嘉靖版、隆庆版、天启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是隆庆本的唯一全本,魏老因此非常推崇;还有前面提到的俞曲园批校本《水经注释》等,也未曾著录。

  魏隐儒先生1916年出生,1993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8岁。1983年,我第一次拜见魏隐儒先生时,他68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位古稀老人忙碌的身影。我想,如果不是那样奔波,凭他老人家的身体条件,加之琴棋书画的颐养,他在家里安享晚年,健康长寿是可以期待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也一定会做得更加圆满。可惜,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在1993年6月2日那天戛然而止了。

作者简介

姓名:缓之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