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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不过近人情 ——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所(下)
2021年03月30日 15:00 来源:《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 作者:刘跃进 字号
2021年03月30日 15:00
来源:《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 作者:刘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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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篇文章是刘跃进老师关于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所的系统阐述和梳理,由于篇幅较长,为便于读者阅读,经作者同意,公众号将按照“关于文学”“关于文学研究”“关于文学研究所”三个主题连载。

 

  叁 关于文学研究所

  我与文学研究所的结缘,是从苏醒阿姨开始的。苏醒阿姨是我父亲的同事,都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我们两家住在同一单元,几乎天天见面,我一直叫她苏醒阿姨。1978年春天,我刚到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暗下决心要继续深造。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情况:上大学才开始学习外语,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肯定不行;从没有学习过古代汉语,研究古典文学也不行。唯有现代文学还接触过,至少,“文革”期间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于是决定从现代文学入手,将来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那时,文学研究所从社会上招聘科研人员,古代室的杨镰、当代室的樊发稼等先生,就是这样考进文学研究所的。从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回来后,团中央系统很多干部调离原单位。苏醒阿姨调到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工作。我就从苏醒阿姨那里得到一份现代文学试题。抄录如下:

  一、基础课

  1.标点翻译古汉语《三国志》。(40分)

  2.作文:我爱读的一本书。(60分)

  二、专业基础课

  1.什么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0分)

  2.《讲话》后文学创作的特点是什么?(30分)

  3.回答下列各题:(40分,每题4分)

  “诗界革命”是什么?

  答王敬轩的双簧信是怎么回事?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文写的?

  现代文学史主要文学社团有哪些?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主要文学主张及其后期的变化。

  曹禺有哪些作品?

  抗战后有哪些文学刊物?

  《讲话》前夕,延安文艺界进行过哪些论争?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美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参考题:试论鲁迅、郭沫若、茅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专业题

  论文题任选一个:

  1.鲁迅的创作特点。

  2.左翼文学运动简评。

  四、参考题

  1.鲁迅思想有没有分期。

  2.“五四”文学革命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以我对现代文学的了解看,这些题目似乎不是很难,起码都知道一二。古代文学的题目,范围太广,叫人望而生畏。不过后来,我还是选择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并麻烦苏醒阿姨介绍我与侯敏泽先生联系。十年后的1988年,我终于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越三年,我如愿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

  2013年以来,文学研究所经历了三个“六十年”,一是文学研究所创办六十年(2013),二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2014),三是《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2017)。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些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性的专辑。我参与主持了这些工作,花费不少精力,也在其中寄寓了很多情感。这里,我不厌其烦,多费笔墨,希望读者能对文学研究所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

  一 文学研究所的基本情况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决定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最初挂靠在北京大学,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文学研究所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前,分为中国文学部和外国文学部。中国文学部下设文艺理论研究组、民间文学研究组、现代文学研究组、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中国文学史研究组又分为两部分,由何其芳领导的文学史研究组和古典文学研究组构成。文学史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是不一样的,古代文学研究主要面对作家作品,文学史研究则是带有理论色彩,所以当时是分开的。到了60年代,因为要编中国文学史,研究组按照三个时段进行分工:第一个时段是先秦到隋代文学,王伯祥、余冠英、范宁、胡念贻、曹道衡等是主要研究者。第二时段是唐宋文学,钱锺书、力扬、王水照等是主要研究者。第三时段是元明清文学,郑振铎、孙楷第、吴晓铃、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等是主要研究者。现当代组以陈涌、唐弢、樊骏为代表。文艺理论组以蔡仪、王僚荧、钱中文等为代表。民间文学组以贾芝、高国藩等为代表。外文部的著名学者很多,下分西方组、东方组、苏东组等。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组即现在的当代文学室成立(共和国成立十年,为编“共和国文学史”组建的)。

  1964年,文学研究所苏东组、东方组、西方组分出,与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

  1979年,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骨干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称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文学专业研究机构,下设十个研究室:文艺理论研究室、古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古典文献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民间文学研究室、比较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网络文学研究室等。文学研究所还创办多种刊物,其中《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创办已逾一个甲子。《中国文学年鉴》也有近四十年的办刊历史。文学研究所还有图书馆、办公室、科研处、人事处等行政部门,以及世界华文中心(研究中国大陆之外的用汉文写作的文学)、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截止到2020年6月,文学研究所在职人员125人,离退休人员160多人,主管七个国家一级学会,即: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等。

  文学研究所创办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编纂了五部著作:一是采访集《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时出版的《岁月镕金》基础上再编的续集。我在《岁月镕金续编》“序言”中,特别强调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研究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就我肤浅的理解,这一传统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第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第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第四,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来,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始终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

  二 文学研究所的学科分布

  (一)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伴相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近代以来,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所替代。

  文艺理论是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有的学科。当时的带头人是蔡仪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蔡仪先生就发表《新艺术论》《新美学》等论著,以“反映论”与现实主义为核心主张,倡导在文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五十年代,文学理论组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外,还研究我国当下文学运动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和《再论现实主义问题》等论文受到了广泛关注。六十年代,文艺理论学科的主要成果是《文学概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之一,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此外,还出版了《文艺理论译丛》等丛书,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学术影响。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钱中文、王春元、杜书瀛等分别撰写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创作论》的出版,使得这方面研究依然保持优势。基本文艺理论方面,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等,也具有全国性的学术影响。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学组的研究人员除参加《美学原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4部5卷)、《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4部)、《华夏审美风尚史》(11部)的写作外,先后出版了《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美学讲坛》等刊物,并编辑出版了“美学丛书”(已出版六种)和“美学知识丛书”(共十本)。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传统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相对稳定不同,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及其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研究,阐释学、触觉美学、视听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等,不断地拓展着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文艺学的整体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一学术潮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这是文艺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年文艺理论研究室又组织编译《西方经典文论导读》(两卷)、《西方文论经典》(六卷),还接手编辑《外国美学》集刊。同时,一批学者还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胸襟,从事多种文明的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同仁一直在文艺界理论战线冲锋陷阵,活跃在第一线,出版了很多著作,尤其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影响很大。拨乱反正前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上,经常看到文学研究所的学者撰写的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譬如,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暴露社会阴暗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作品当然要反映现实,但是这种反映又不是对现实作机械的翻版。作家除了要熟悉生活以外,还要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选择相应的题材、体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文学理论中文学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如何选择题材、如何塑造人物等问题以及这些题材、人物,是否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等。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借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争,依然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和深入。

  (二)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在所有科研教学系统中,科研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丰富、研究方法稳定,讨论的问题也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包括断代史、分体史、文学批评史等)、历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是这门学科重点研究的对象。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有四位: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郑振铎。其中有三个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何其芳是诗人,后来也研究古代文学,主要从事《红楼梦》研究。郑振铎(1898年出生)是作家,但主要成就在文学研究方面。俞平伯,1900年出生,195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之时,已53岁,属于文学研究所的老一代。钱锺书,1910年出生,文学研究所1953成立之时,才43岁。古代室的孙楷第先生、吴晓铃先生、陈友琴先生、范宁先生等,都可以算是文学研究所的学术通人。

  在建所六十年里,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始终把文学史研究作为学科发展的核心,在注重文学史研究的传统中,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引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这是与郑振铎、何其芳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郑振铎1957年重新修订补充《中国文学研究》三册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于当时的文学史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古代组对于《诗经》、屈原、汉魏六朝诗、白居易、元杂剧、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开展深入研究。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毛星的《关于李煜的词》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60年代,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撰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90年代,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除编写和研究文学通史之外,在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编年史等领域,古代文学学科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断代文学史有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有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等。

  重视文学史的传统,为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灵活、宽松的科研管理体制以及自主选题、深入钻研的研究模式为发挥每一位研究人员的主动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专题研究,尤其是在用多元化的视角对以“经典”为核心的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有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楚辞选注及考证》,谭家健《墨子研究》,陆永品《老庄研究》,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马银琴《两周诗史》,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有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等。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有邓绍基《杜诗别解》、陈铁民《王维新论》、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吴光兴《八世纪诗风》、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等;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则有吴世昌《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刘世德《〈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杨镰《元诗史》、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蒋寅《清代诗学史》、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等。

  文学研究所老一辈学者十分注重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笺注,相关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除了享誉学界的《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唐诗选》之外,重要的成果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余冠英的《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王伯祥的《史记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谭家健的《墨子今译今注》,曹道衡、沈玉成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曹道衡、刘跃进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郑永晓的《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等著作,都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近代文学研究

  近代文学是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的,从1840年到1911年,这七十年的文学叫近代文学,既是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近年,近代文学越来越引起关注,因为近代文学实际站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上,上接清代,下连现代。反过来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无论如何要上溯到近代文学,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延伸到近代文学,这是一个连着古今和中外的学术领域。桐城派研究、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近代学人研究、来华传教士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切关联,更与国外文化传入息息相关,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

  1978年,根据何其芳所长生前指示,在副所长陈荒煤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研究队伍大、研究方向全、研究成果多。王俊年、连燕堂、王飚先后担任近代组组长或近代室主任。

  1982年,近代室首先发起举办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此后每两年一届,坚持了30余年。由近代室筹备,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邓绍基出任首届会长。1990年成立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近代室主要成员担任了这两个学会的副会长、秘书长、理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由近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纂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7卷,辑录了1919~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为新时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梁淑安主编、近代文学研究室成员主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为950余位近代文学家立传,系近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由近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其他教学科研机构发起编纂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型学术工程。由近代文学研究室创办的《近代文学史料》,为学界同行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此外,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小说(1~4卷)》、王卫民编《吴梅全集》、王飚校点《琴志楼诗集》《思伯子堂诗文集》、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诗文集》等,以辑录完备、校勘精审而享誉学界。

  在断代文学史和专题研究方面,由王飚主编、近代文学研究室成员参与撰写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突破了此前近代文学史的编纂框架,初步建构了以中国文学近代化转型为中心的新体系,代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水平。裴效维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王飚参与撰写的《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一卷、梁淑安和姚柯夫撰《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梁淑安撰《南社戏剧志》、连燕堂撰《从古文到白话》等,分别为近代文学学术史、文论史、戏曲史、散文史研究领域的力作。此外,近代文学研究室研究人员合撰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王俊年、赵慎修和梁淑安撰《建国三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王飚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断代问题》,梁淑安撰《近代传奇杂剧的嬗变》,连燕堂撰《简论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变革》,裴效维撰《甲午百年祭——近代中日甲午战争略论》,王卫民撰《我国早期话剧流派述略》,王达敏撰《张裕钊与清季文坛》,等等,均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四)古典文献学研究

   

  根据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编《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国古典文献学”归入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与此相对应的是“历史文献学”,属于史学一级学科“历史学”。古典文献学主要以文史古籍的整理、研究为重点,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基础,是古典文学研究基础性学科。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都设有古典文献研究室,隶属于文学院,或与文学院并行。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来,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阵容强大,涌现出孙楷第、王伯祥、吴晓铃等大批杰出学者,编纂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资料丛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研究所在古典文献研究方面依然成果显著,完成了《全元诗》等文学总集。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建设准备,以及根据文学研究所研究力量和学科分布,2009年2月所长办公会决定成立古典文献研究室,赵丽雅为研究室主任。近年,敦煌文献,名物与图像文献,佛教、道教文献研究,成为新的攻关对象,试图在中国中古三教融合和中外文学文明交流等方面有所拓展,有所成就。

  (五)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陈涌任主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以对20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为首要任务,兼及当代文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集中在鲁迅、茅盾、郭沫若、叶绍钧等著名作家,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迄今仍具有独特的学术史价值。现代文学研究室非常重视基础史料的编纂工作,参与了陈荒煤、许觉民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纂辑工作。随着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58年,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90年代,原鲁迅研究室并入现代室。从唐弢、陈荒煤、许觉民到樊骏、林非、刘再复、张大明、袁良骏、赵园、杨义等,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梯队,其学术视野、学术风格和方法或有不同,但始终将现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结合起来,在重要作家研究、思潮流派、文体、史料等方面各有所长,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如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老舍研究,林非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等鲁迅研究著作,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卓如等编的《唐弢文集》,袁良骏主编的“鲁迅研究书系”,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文学学科的纵深及外围研究,如作为现代文学史学延伸的古代文化探源,理论延伸之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以及比较视野中的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研究等方面亦有重要成果。譬如杨义主持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等即为代表。此外他还与赵园不约而同地将研究方向往前延伸,撰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李杜诗学》等论著,并在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以文学时空结构、发展动力体系以及文化精神深度等三个基本问题为核心的大文学史观。赵园则撰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

  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资料建设也卓有成效,譬如刘福春《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新诗纪事》《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为中国新诗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这里郑重推介樊骏的学术贡献。樊骏先生是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却在八十年代后期把二百万人民币捐给文学研究所和现代文学学会,而且不许对外宣传。樊骏先生一生的学术精华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学科的奠基之作。樊骏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宽广的视野,有严密的方法,他对材料非常熟悉,且有学科意识。樊骏先生去世时,文学研究所为其举办追思会,并出版了《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樊骏先生一生实实在在,实事求是,不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六)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学科始建于1958年,当时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1964年正式命名为当代文学研究组,由朱寨主持工作。1978年改为当代文学研究室。

  当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如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当中。共和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文艺界也开展了一系列围绕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文学研究所的老一代研究者,积极参与到这些评论和论争之中,撰写了大量重要的有关文学评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论著,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6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集中反映了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作为国家级研究单位,当代文学学科着重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体现先进文化,关注当代现实,抓住前沿课题,发扬团队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活动,集体撰写了《新时期文学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共和国文学60年》(人民出版社,2009)、《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东方出版中心,2006)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代文学研究室历来重视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整理工作,曾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多达1700万字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大辞典》,当代室承担了近400万字的编撰任务,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当代部分)》。此外,诸如《散文特写选》《中国新诗年编》《当代文学年编》《台湾小说选》《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国文坛年度纪事》等编选,多出自当代室研究人员之手。另外,李洁非的《解读延安》《典型文坛》《文学史微观察》等,以别开生面的叙述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密切跟踪当代文坛近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四十年之久。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主持的《中国文学纪事》(1999年启动)、《中国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资料。

  (七)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原本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文学研究所早在1988年就创建了台港文学研究室。早期的研究主要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学者来承担,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关系史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黎湘萍的《文学台湾》、赵稀方的《小说香港》等著作为开拓中国大陆起步较晚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以后文学研究所加大力度,积极推动工作,形成了更为专业的以台港澳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为主要学术训练的研究集体,建立了以台港澳和海外华人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心。由学术带头人黎湘萍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为进一步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文学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该室研究人员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写作、光复之后的台湾现当代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两岸民众戏剧和纪录片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为中国特有的不同政治空间的文学经验和文化互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黎湘萍的研究关注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大陆社会转型及文学的关系。他的《台湾的忧郁——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等一系列专著,从个案到整体对20世纪台湾社会变动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度阐释。黎湘萍、李娜主编的《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试图从更广阔而复杂的空间维度出发,探讨台湾文学与大陆本土文学文化的密切关联。张重岗的研究侧重于晚清以来知识者(诗人和文学家)在不同空间(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海外)下的文学写作,并注意对其所提供的不同经验和价值进行理论分析和诠释,包括对台湾左翼文学者在两岸之间流动的研究。上述骨干成员的研究成就,不仅在大陆属于一流,而且受到了海峡对岸的关注。赵稀方的香港文学研究,不但起步早而且成就斐然。他的专著《小说香港》在历史建构的意义上辨析复杂多变的香港文化身份,同时从都市出发建立起叙述香港文学的视角,对中国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陶庆梅的海峡两岸民众剧场与社会运动研究、李晨的两岸民间纪录片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八)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二十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比较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郑振铎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汤祷篇》为代表作)。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七缀集》等,虽然没有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985年,在原《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并首次把比较文学研究列为学科重点之一,先后组织编纂完成“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三十余种,出版了《文艺新学科导论》《主体论文艺学》《系统美学》等论著18本,以及《当代艺术科学新潮》《阅读行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类型研究》等译著10本。由原“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辑的《〈楚辞〉资料海外编》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动态》在当时也起到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1990年,文艺新学科研究室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出版了“文学人类学论丛”等数种,引起广泛关注。目前,比较文学研究室成员除了参与各项院、所重大课题研究外,还联合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新生力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将文学人类学这个跨学科的研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学术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这种跨学科与十几年前的所谓“新学科”不同,它并不以建立新学科为目的,而是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入文学关系、文学翻译、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不同领域,视野日益开阔。

  (九)民间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民间文学研究室,当时称为“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组长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间文学家贾芝。此后担任过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副主任职务的著名学者还有:仁钦道尔吉、刘魁立、祁连休、程蔷、吕微等人,现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安德明,副主任施爱东。文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郑振铎以及历届领导都非常关注研究民间文学,譬如郑振铎有《中国俗文学史》,何其芳有《陕北民歌选》等。毛星、朱寨、曹道衡等也都曾先后在民间文学研究室工作过。这些前辈学者为民间文学室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民间文学研究先后聚集了一批在该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在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歌谣、谚语等体裁以及民间文学发展史、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主要由田野采录(资料搜集、整理和汇编)、分体裁研究、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等几部分组成。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自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优势和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前,贾芝、毛星领导和参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调查和编写工作,是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民间文学室集体编著的三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补白意义。

  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间文学研究室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新形势,在强化已有优势的基础上对研究重点和研究领域做了新的调整,形成了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充分利用民间室研究方向齐全的特点,将民间文学分体裁研究的优势力量纳入宏观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在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以写史见长的特点。祁连休、程蔷、吕微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史》(1999年第1版,2008年修订版)涉及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小戏、谚语、谜语等多种民间文学研究分支,具有开拓意义,引起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及受到好评,被列入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多数高校将其列入硕士、博士入学考试指定参考书。第二,针对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民间文学室在回顾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关注中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沿问题,注重对学科理念的深度反思和关键词的梳理。第三,在研究经费和技术手段都有限的情况下,注重活形态民间文学样式和民俗的田野调查,形成了民间文学及民俗的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特点。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重视。民间文学室成员在以不同形式参与这项活动的同时,也对这一工作的历史脉络、理论基础及其实践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清理和研究,相关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十)网络文学研究与数字化建设

  为适应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1987年,在钱锺书的提议下,文学研究所成立了计算机室,完成了所藏图书编目检索程序,建立了“馆藏善本书目录数据库”,可以单字检索书名、著者、出版年代、出版者等各项内容。尔后,计算机室还陆续建立了“《论语》数据库”、“魏晋南北朝诗数据库”、“《全唐诗》数据库”和“《红楼梦》数据库”等。其中,“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2年秋,文学研究所筹备建立数字信息中心。2004年正式成立数字信息工作室,并创办“中国文学网”(http://literature.cssn.cn),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推广科研成果,为文学研究所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学术交流搭建数字化平台。2020年又正式成立网络文学研究室。

  三 文学研究所的辉煌业绩

  (一)文学史著作

  文学研究所最有名的集体著作就是文学史。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是在余冠英、钱锺书等当时第一流学者主持下完成的。其中“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翻译和文学的价值”这一章,是过去没有写过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十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策划的,先后出版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秦汉文学史》也将在近期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明代和清代文学史尚无着落。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经典教材。朱寨主编的《当代文学思潮》,张炯、樊骏、邓绍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努力做到“三通”,即贯通中华古今文学、各民族文学以及各体文学。这种尝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所研究规划中最重要的内容。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教材已多达上千种,为什么还要反复去写?核心问题就是,文学史是一种话语权力,它掌握在文学史撰写人的手中。面对着丰富芜杂的文学现象,文学史家自然有他的选择,有他的判断,有他的立场。每一位文学史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但他永远不可能包打天下。每一部文学史所展现的,只是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有的侧重精英文学,有的关注大众文学,还有的甚至密切跟踪底层写作。哪些作品好,评判的依据是什么?哪些文学家可以写进文学史?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都有一个思想方法、学术立场问题。文学史是讲不完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看来还远未有穷期。

  (二)文学史料汇编

  资料建设一直是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工作。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重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整理。1960年初,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研究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再次就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在文艺理论方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苏东组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古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又制定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1998年和2009年,钱中文先后主持、翻译了《巴赫金文集》6卷和7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这些译著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和傅惜华等人主持编选《古本戏曲丛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目标是编纂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古代戏曲总集。这套丛书的编纂,跨越六十年的岁月,2020年终于圆满完成,为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献上厚礼。此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典小说总目》等,也是郑振铎最初策划,并由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支持下,《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把近代凡是与文化有关的资料都汇为一编,包括重要作家的稿本、抄本、日记等。

  现当代文学方面,由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等。这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资料丛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学研究所还联合复旦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等三十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凡八十余种,2000多万字。其中,作家研究专集选编有作家生平与自述、生活照片和手稿照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以及作家创作年表。已出版的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则收有出版的长篇小说目录、对重要长篇小说的评论与争鸣文章等。

  (三)特色学术成果

  文学研究所科研成果最为丰厚的还是大量的个人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论著,譬如何其芳《论红楼梦》,俞平伯汇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钱锺书《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在学术上均有重要影响,此外有老一辈学者如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沧州集》《沧州后集》以及吴世昌的《罗音室学术论著》,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蔡仪的《新美学》,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鲁迅论集》等。

  胡念贻《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先秦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文学论稿》,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合著),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发展论》,张炯《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等。前几年,古书收藏界出现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的一份手抄稿——《册封琉球国记略》,书商为了提高书的市场价值,在拍卖市场上说是沈三白《浮生六记》丢失的二记,请国家图书馆、文学研究所的很多人为之论证,并希望国家图书馆将其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陈毓罴先生是沈三白《浮生六记》研究的专家,在认真搜集资料,加以比较、对勘、研究后指出,此书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也的确是清代的著作,但是它所提供的资料内容并没有超出现在所拥有的范围,更重要的,这部著作绝非沈三白所著。陈老先生在临终前的半年,坚持对学术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撰写了专题论文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为沈三白辨伪。《册封琉球国记略》原本标价三百万,最终在内地和台湾都流拍了。

  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审美反映论”、“交往对话原则”、“新理性精神”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等学术思想,以及他所主编的关于文艺方法论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丛书等,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朱寨、张炯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敏锐及时地捕获新的文学现象,并给予高屋建瓴的论述。曹道衡、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等人的古代文学研究,平实深刻,视野开阔,具有大家风范。而敏泽数十年来潜心于古代美学思想研究,硕果累累。

  杨义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不仅要贯穿古今,而且还要包含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台港澳的文学业绩。他从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基点出发,广泛涉猎中国古典诗学、古典叙事学,为最终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学派,铺就了宽广深厚的学术前沿阵地。以赵园为代表的一批目光敏锐、思维缜密的学者,时时探寻着文学研究的宽广途径,在更加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观照梳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新世纪的研究趋势。

  董乃斌、周发祥、石昌渝等学者也在各自研究领域多有开拓。这代学者的特点是经历坎坷,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等种种磨难。他们研究文学与我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充满了人生的体验,对古人给予最大的理解。

  此后就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多成长于“文革”中,都有过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极度贫乏的生活体验。恢复高考后,他们获得系统的读书机会,特别用功,特别用心,渴望成功,渴望超越。

  (四)普及工作

  文学研究所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文学普及工作。当年郑振铎先生组建文学研究所时,首先抓好文学选本工作。王伯祥先生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史记选》注释。余冠英做《汉魏六朝诗选》《诗经选》《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等。工作初期,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在文学研究所里讨论,大家提出问题,反反复复打磨交锋,最终形成了经典选本。后来的《唐诗选》《唐宋词选》《古今文学名篇》《唐宋名篇》等,也的确做得还不错,但远不如前代经典细致,这也是需要文学研究所同仁不断努力的地方。

  (五)核心刊物

  六十多年来,文学研究所创办了很多刊物,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

  《文学遗产》创办于1954年,此后六十多年,组织参与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拨乱反正前后,《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一道,组织全国文学界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对“文革”以后的文学研究队伍、研究现状及课题进行摸底调查,确定新的科研发展方向,在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拓展学术研究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我们编纂了两部著作:一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二是《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我在纪念文汇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新世纪以来,《文学遗产》坚持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原则,在三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加强对传统文献学、中国文体学,尤其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将华夏各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大视野中;三是强化综合比较,旁罗参证,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体文化以及性别文化等不同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引进文学研究领域,将古今文学与中外文学联系起来,将文学艺术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有助于重构中国文学史体系,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六十多年来,《文学遗产》组织发表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阐释传统文学经典,辨析不同阶层文化,充分展现中国文学反映出来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和精神风貌,深度挖掘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丰富底蕴。

  《文学评论》创刊于1957年,办刊方针非常鲜明:一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二是“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其选题范围包括文艺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等。六十多年来,《文学评论》组织开展了很多引领潮流、富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关于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思潮和学术流派,关于中国文学经典文本重新解读的文章,评述了国内外新的文艺思潮、文艺观点和创作流派。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开展讨论。《文学评论》还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专门组织发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小说、电影、话剧和诗歌研究方面的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既有的重大成就,同时又充满曲折和失误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文学评论》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如对《班主任》《沉重的翅膀》《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小说作品,较早地组织了讨论,起到鼓励创新和开拓的作用。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文学评论》继承学术传统,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开创新的局面。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我们编选了三部著作:一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二是《〈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汇》,三是《〈文学评论〉六十年总目与编后记》。同时,我们还请王保生先生修订再版他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

  《中国文学年鉴》创办于1981年。最初叫《中国文学研究年鉴》,集学术性、文献性、资料性为一体,后来,增加创作部分,改称《中国文学年鉴》。长期以来,这份“年鉴”是国内唯一涵盖从创作、论争到批评、研究的大型文学年刊,客观地记录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过程和重大事件,真实地反映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成果,聚焦文学热点,展示文学成就,为人们了解年度文坛情况,提供全方位信息。

  (六)图书资料建设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由钱锺书负责,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拥有包括中文线装图书、平装图书、港澳台图书、画册、中文期刊合订本、报纸合订本等在内的藏书45万册,文学图书藏书之丰富,为中国各文学研究机构之冠,2008年3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文学研究所藏书突出的特点是,古籍和现代善本在其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古籍收藏以宁波近代藏书家张寿镛(号约园)后人张芝联(北京大学教授)捐赠的两千多种“约园藏书”为基础,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3万余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目前馆藏宋元版书14种,明刊本2100种,另有数种稀见明版家谱。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元延祐间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宋黄履翁撰)及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所藏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石林奏议》(宋叶梦得撰)和明抄本《庄子内篇》(庄周撰,明王宠手书),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小说,更是有600多种,其中包括有重要版本价值的《三国志传通俗演义》《锁海春秋》《五更风》《美人书》《蕉叶帕》《凤凰池》《集咏楼》《闪电窗》等30多种海内孤本,以及《红楼梦》(程甲本)、《儒林外史》(嘉庆二十一年艺古堂刻本)、《水浒》(容与堂刻本)等100多种罕见珍本。诗文集方面的收藏最为丰富,例如,陶渊明集60多种,其中善本就有40余种;明代诗文集1000多种,其中有善本600多种;清人诗文集3000种,其中有善本500多种。所收藏的弹词有400多种,宝卷有300多种,包括明万历年间的刻本《破邪显证钥匙宝卷》和康熙抄本《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就数量及版本价值而言,国内外同类收藏中似无出其右者。

  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期刊和报纸,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这一类的收藏极为丰富。例如,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相关作家或诗人研究方面的稀见珍本。此外,图书资料室还藏有1919至1949年中国出版的文学期刊1780种,如首倡中国新文学的刊物《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新文学第一个诗歌专刊《诗》,大型文学月刊《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每周评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北斗》等现代重要的文学刊物,在这里都有完整的保存。

  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于1958年成立之后,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存贮,其基本业务是以几百种中文报纸和杂志作为信息源和加工对象,按文学学科、专题全面收集、整理和加工文献信息。历史上资料室曾与图书馆几次分合,但资料工作始终持续进行。经过几代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目前图书资料室已拥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剪报资料合订本,共5000多册。其起止日期为1949~1999年,内容包括从全国各大报刊收集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活动资料,剪贴后按文艺理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戏剧、电影和民间文学等不同学科加以分类,又据某一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研究热点与概况等类别装订成册,查阅方便。除剪报工作外,图书资料室还编辑出版了相关的论文索引。其中《鲁迅研究论文索引》、《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索引》(1949~1984)、《中国民间文学论文索引》曾分别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10周年二次文献二等奖和成果奖。经过10年编辑而成的《1949~1989年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总目》早已完成录入,只可惜时过境迁,这批资料至今已鲜有人问津。

  从1977年考入大学算起,弹指之间,四十三年过去。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辛弃疾的著名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四十三年的文学经验告诉我,文学不仅是表现人情人性的文字载体,也是展示国情世情的重要窗口,更是反映时代变迁的广阔平台,诚可谓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文学的地位或许时有升降,但我坚信,文学之树常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五辑)第111—167页】

 

  附 记

  过去三年,我曾以《我心目中的文学》为题,在榆林学院(2017年6月23日)、西昌学院(2017年10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8年9月27日)做过三次演讲,与同学们交流文学感受,获益良多。这篇文字,就是在上述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同学们的充分信任和温暖鼓励,愿文学与我们同在。2020年6月10日记于京城爱吾庐。

作者简介

姓名:刘跃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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