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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当代文学批评
2021年03月29日 11:18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詹艾斌 字号
2021年03月29日 11:18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詹艾斌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文学批评;人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文学批评实践

内容摘要: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鲜明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它的确立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路向,为文学批评实践,也为整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这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在当下,我们需要从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深刻理解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从而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与质地。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文学批评;人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文学批评实践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鲜明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它的确立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路向,为文学批评实践,也为整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这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在当下,我们需要从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深刻理解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从而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与质地。  

  关 键 词:唯物史观/当代文学批评/人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文学批评实践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16WX04)。

  作者简介:詹艾斌,男,江西都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唯物史观是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关于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它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马克思发现和阐明的唯物史观“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1](P38)。无疑,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认识和界定中,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都是历史科学。这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对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有着“革命性”意义的,它开辟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新路向。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我们需要明确确立唯物史观立场;或者说,在当下,我们需要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并以之为指导,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

  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基本路向

  在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32-33)

  这段话被学术界普遍称之为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结合本文关注的理论命题对这一“经典表述”进行简要的分析。

  通过必要的理论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基本认识是:第一,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马克思把人类所生活的社会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由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构成,而且,这些生活形态之间存在密切、复杂但也是可以从理论上予以把握的重要关联;第二,“经典表述”简要而又相对直接地揭示出人类所生活的社会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而这一发展变化根源于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的两大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第三,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文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身的特殊规律。这是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时,必须充分加以认识的;第四,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都必须放到特定的社会存在及其发展中来看待,我们最终需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看待和解释文学等意识形态及其发展问题。这样来分析,我们确实可以认同有学者关于唯物史观总体意向的如是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在于:要求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中的一切存在,都放到整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和说明,而这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最终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无疑都必须放到这种理论视野中来认识和理解。”[2]文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基本而又重要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对于它的观照、审视、阐释、批评与研究自然也应该如此了。它首要的就是基于一种宏阔而深邃的社会结构理论立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基本路向径直称之为“结构分析”模式与方法。

  在这种结构分析模式中,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的文学活动被纳入人类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这就明确地确立了文学活动与社会结构、人类的社会生活乃至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也就让我们更为明了,文学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对于它的真正理解不可能从其本身单一地来进行,也不可能从所谓的唯心主义者坚持并津津乐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是必须从唯物史观出发,把它与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于经济生活联系起来,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研究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32)与法的存在一样,文学与文学活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对于法的关系的理解需要看待与考察物质的生活关系以及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同样的道理,对于文学与文学活动的探讨也必须放到它与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来,如是,才能从根本上、从最深处把握文学与文学活动的特质及其变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论述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在对于文学的这种结构分析模式之中是否还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的其他重要文学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根本性的文学价值取向。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与解决,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明确的个人身份认同与价值选择来进行考量。诚然,马克思是伟大思想的开创者,然而,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根本上是来源于他参与的广泛的社会实践包括斗争实践的。他是一个实践者、一个革命者,这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致力于推动和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他崇尚的是发展、变革,而不是单一地形而上学地讨论问题、解释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体现其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光辉文献的最后一条中,马克思说得明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变革社会现实是马克思理论建构的核心价值诉求,也是其始终坚持的核心理论观念,这一观念在其文学学说中的集中体现就表现为他和恩格斯共同倡导与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对于文学领域中的现实主义,当今学界一般存在三种理解,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观念与方法、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在这一认知前提下,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现实主义思想更多的被作为一种创作观念与方法来对待。不少人对于恩格斯在1888年4月初针对《城市姑娘》这部小说而写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阐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P683)——的普泛性理解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读解倾向,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真实性”这一创作要求,而其他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包括自然主义文论同样都追求所谓的“真实性”,这就不能很好地揭示出或者说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别。其实,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典型环境”并非一种简单的人物所处的外在生活环境,而是指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生活在其中的“现实关系”,也就是由人物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其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更需要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做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还远远不够,恩格斯在针对《旧与新》这部小说而给敏·考茨基的信中这样指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4](P673-674)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做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固然很重要,但更为根本的是要在做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的基础上推动人们产生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怀疑”,它引致的是走向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无疑,这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具有一种相当显豁的价值指向,即通过文学进行现实批判进而达到社会现实改造的目的,而这种现实改造最终指向的就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我们能够充分感知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于人所处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认知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宏阔的社会生活视野中建构起来的,它充分认识到了鲜活的社会生活、真实的“现实关系”对于人的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对于人的塑造作用,并且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现实的改造和变革自觉而合理地联系起来,从而洋溢出一种饱满且富于力量的流动着的、批判的精神。无疑,所有的这些方面都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也体现着我们在上文论及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个人身份认同与价值选择。

  二、唯物史观: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提出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科学回答了历史的基本问题,实现了人类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为我们看待一切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就为我们开展文学批评实践、也为整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然而,在学术界,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在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不是能够完整地代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丰富意义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比如,有学者这样持论:“经典表述”“并没有说明社会历史何以‘唯物’,或者说,它并不一定就是唯物主义理论,因为它在逻辑上有缺憾——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唯物主义的说明”,“要对社会历史做出唯物主义的说明”,就“必须对生产力的发展予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说明就是他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5]。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进行谨慎、细致的探索与研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它直接关涉到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否继续深入。因为,如果说以上我们论及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还不足以完整概括主要由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那我们对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初步判断与阐释显然还是不尽完备的,自然地,我们在现有的唯物史观视野下进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的认识也就显而易见地存在其局限性。

  而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展开,首先还是需要回到一般性教科书中所指出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上来。马克思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这一“经典表述”的?这就是问题讨论的原点。

  在前文,我们引用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研究时提炼出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对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在这之后,马克思继续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1](P32)紧接着这个“表述如下”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经典表述”。从对这几处引用文字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经典表述”直接表现的是马克思研究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正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出于研究国家与法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也就“决定了马克思只要说明市民社会如何决定国家与法即可,而没有必要超出这一关系探讨市民社会的、具体而言是生产力的发展机制。正是这一限定,使得马克思没有涉及劳动实践问题,从而使他的结论缺少哲学色彩,而仅限于社会学之中。也就是说,‘经典表述’只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他的哲学社会历史观”[5]。无疑,这一判断有着充分的依据,其合理性是显明的。在前文,笔者认为“经典表述”只是“简要而又相对直接地揭示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本质即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如是,我们也就需要进一步寻求和确认关于唯物史观的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与概括了。

  困难的是,以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对主要由他创立的社会历史观进行过特别集中而明确的提炼,然而,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的一段表述足以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P36)

  显而易见,这段文字与“经典表述”在核心观念、原理依据与理论意图上相当接近,然而,相比较之下,它更为直接强调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这种历史观”问题。“这种历史观”以“物质实践”为出发点,用它来解释人类的现实的生产过程,进而解释人的观念的形成,在其丰富性表述中显然包含着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唯物主义阐释,而且,由此进一步阐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及其规律。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向度在这里得以更加明确的彰显。笔者认为,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需要,从具体文本出发,从对具体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结合以上两处重要文献以至更多相关文献来解读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相当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达致对于唯物史观这一具有丰富意蕴的新世界观的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我们注意到,与恩格斯的评价相一致,把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视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对待在国内学术界其实是早就形成了共识的。俞吾金先生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6]与这种认识一脉相承,孙正聿先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7]。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对于世界的解释原则,其结论自然也就具有了世界观意义。而且,由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这种新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它同样适用于自然界。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需要确认的是,唯物史观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张一兵先生这样持论:“从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的原初语境来看,马克思在哲学总体上确定的这个‘历史’并非单单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历史领域,同时还具有一种更重要的哲学本体性规定。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哲学视域和新的历史话语,即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明确指认的历史科学。”[8]以充分的论证为依据,俞吾金先生说得更加明确: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即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不再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已经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当然,必须指出,这一综合不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发生的……自然界不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它已经被综合进社会历史这个总体性概念中去了”[9]。显然,这样的认识与总体判断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的。

  唯物史观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同时,它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马克思本人就曾经明确说过,唯物史观是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前文,我们已经采用一定的篇幅论证了唯物史观视野下的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模式与方法,它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除了充分运用结构分析方法之外,他还特别重视历史维度的考察与审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就对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使用的方法进行了说明。从这一“导言”来看,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首先是把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要素作为一个相互存在联系的整体来对待,并认为在所有的这些要素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无疑是生产;与此同时,他也把现实生活中既存的各种经济现象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试图而且也实际上做到了对每个重要的经济事实进行历史分析。

  这样,我们也就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资本论》中,甚至是在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结构分析”与“历史考察”二重方法的运用鲜明地存在一种统一性。其实,从更为阔大的视野来看,“结构”与“历史”“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是他研究、考察一切问题的基本维度。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抽象的层次上再现具体,从逻辑上把事物的历史运动与现状完整地表现出来”[10]。马克思深谙此法,他以此来研究人类社会、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从而也成为主要由其创立的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的杰出实践者。这样来剖析问题,我们自然也就需要明确认识到唯物史观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普遍意义,并且以此为前提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自觉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推进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当下深入开展。

  三、人的发展:当下文学批评的根本关注指向

  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当下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应当在根本上关注什么?或者说,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指向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当然首先需要对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与确认。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现实中从事实际生活活动的人的“精神分析”学,是唯物史观视野下由人参与其中并构筑而成的流动着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反映和体现,是人实现其自由自觉特性和确证其本质力量的基本方式;依凭它,人类可以艺术地掌握世界,而它也实践和呈现着人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展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文学已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它构造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乃至于经济生活世界,也塑造者我们的身体、思想与灵魂。这也就是说,文学关乎人的发展、关乎人的历史性发展、关乎生命个体在当下社会的发展,文学是对于人的发展问题的书写与反映。而唯物史观本身也包含着人的发展问题,或者说,人的发展问题原本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蕴涵甚至是更为根本性的理论向度。相对于习惯性的把唯物史观界定为一种科学认识即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不同,它强调的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只是,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理论维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开创性的社会历史观,它“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还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认识,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蕴含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体现着认识、遵从历史规律和促进人的发展的统一”。①陈新夏先生的这一判断无疑是合理的。恩格斯就曾经一方面认为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找到了一条他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11](P365)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唯物史观鲜明地体现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或者说,只有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的这双重理论维度或指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

  有学者指出:对于唯物史观的准确解读需要从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原则与辩证法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和把握,从内在机制来看,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而“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必须着眼于现实的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以前一切唯物主义的异质性就在于:不是脱离人及人的活动去孤立地看待世界和世界历史,因为历史的现实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12]。确实,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是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唯物史观所理解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P118-11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历史”作出了科学而深刻的解答,与此同时也强调和突出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重要性。现实的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其唯物史观的核心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在唯物史观中确立人的发展价值维度,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本质的关键之所在。马克思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的理论着眼点是人的发展,这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人的诞生史、发展史,他强调:“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4](P92)我们必须在这种由现实的人的活动构筑而成的历史进程中看待人的发展。历史研究是这样,文学批评亦如此。

  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当前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实践中,少有自觉坚持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积极阐发人的发展、人的历史发展这一价值取向的批评者,也就是说,在人的发展、人的历史发展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是相当缺乏的。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其实,这一现象的存在直接关涉到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生态问题。生态观照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状况的总体认知与评价,我们可以也需要确立必要的生态意识。从表面上看,当下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不断发展甚至是繁荣的局面,然而,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却是文学批评实践价值取向的多元与混乱状况,其引发的直接后果是批评实践中的相对主义倾向的蔓延,也让众多的批评者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人的发展、人的历史发展这一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的自觉关注。我们认为,这是很难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与质地的。

  面对这种境况,我们至少需要做到或明确以下两点:其一,在关于文学的终极理解上确立文学作为人学这一主导性的文学观念,并从这一主导性文学观念出发,引导和规范文学批评实践的基本架构与方向。我们明白,一个批评者的主导性文学观念影响和制约着其批评理念的形成与确立,坚持文学作为人学这一主导性文学观念,并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就能够有效地推动批评者自觉地从现实的人、人的活动、人的发展等维度和视角来分析、判断和评价一切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文学问题。河南作家邵丽在发表于2011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中借作品人物之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真正的小说是一种生命评价的形式。这一界定和论说是相当有见地的。在批评实践中,需要着眼于对一个人的生命与生命形态进行评价。关注他人的生命形态,也就切实地关注到了一个现实的人、一个现实的人的发展。这正是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开展文学批评实践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方向。其二,从对于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应然理论诉求方向的考察与探索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在当下,从人的发展、人的历史发展这一重要价值维度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尤其是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它不仅能够有效地突出唯物史观的当代性价值诉求、推动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也将无可置疑地增进和深化批评者在唯物史观视野下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理论自觉,批评者以这种理论自觉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也就能够显著地改善当下文学批评生态,优化批评结构,从而最终推进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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