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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2020年12月23日 17:03 来源:《随笔》2020年第4期 作者:缓之 字号
2020年12月23日 17:03
来源:《随笔》2020年第4期 作者: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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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很有时代色彩,介绍自己时,我通常会说:我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年龄写在脑门上。早些年,大家都心领神会,哈哈一笑。现在,这种会心的回应是越来越少了。

  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

  我老家在山东潍坊寿光县,曾祖那代闯关东到吉林。父亲早年在白城团地委工作,1964年调到团中央,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当编辑,全家移居北京。

  我生日较晚,是在11月,按照北京规定,9月1号前年满七岁才能入学。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66年上小学。父母想让我和1958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就在1965年夏天把我送到白城农村老家入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叫什么,今天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一个教室里有四个班级,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轮流上课。

  不到半年,我转学回到北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小学,茅盾就住在这条胡同,现已辟为茅盾故居。我们小学比邻文天祥就义的北兵马司(当时是交通部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府学胡同有文天祥祠。南边是隆福寺、中国美术馆,北边是安定门城楼,还有很长一段城墙。城外是护城河,看得见清澈的流水。我在后圆恩寺小学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非常隆重,是在鼓楼上举行的。课后,我们常到这些地方玩,比试胆量,就沿着错落修筑的城墙往上攀爬。“文革”中,安定门城楼给拆了,儿时记忆的地标也变得模糊起来。

  “文革”开始前,我转学到朝阳区的幸福村第一小学。班主任叫戴翠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齐耳短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揪出来,以后就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大学毕业那年,我在路上好像见过戴老师,只是不敢确认,就没有打招呼。此后多次搬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师了,很后悔当初没有喊一声老师。——人生常常是这样,很多事,一旦错过,就是永远。

  “文革”正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很难置身事外。周振甫先生是老开明书店的,那时还不算很老,个子不高,稍胖,略微驼背,肤色白细,戴着圆圆的眼镜,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走路的时候,身子随着手臂的摆动微微晃悠,在孩子眼里,像个老太太。他不善言辞,大批判时,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一副迂腐的样子,成为众人笑料。我也随着大人傻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战火好像马上就要燃起,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毛主席发出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很多大工厂、大企业迁往西部大后方城市。那些日子,每隔几天就搞防空演习,演练如何卧倒以防机枪扫射,如何披上白床单以防核辐射。有时,深夜睡得正香,防空警报会突然拉响,所有人都要迅速跑到地下室躲起来。母亲从干校托人捎来花炮,我很神气,就在大楼里燃放,招来很多小孩围观。工人纠察队以为是特务投放的信号弹,还把我们扣了起来。在那种紧张状态下,我们都想尽快离开北京,河南信阳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自然是我们首选的避难所。

  从1969年到1971年底,我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生活了三个年头。

  1972年初,我只身回到北京,依然住在原来的家。下放时,家具都已还给公家,房间空空如也。王良吉叔叔从单位借来一个木板床,用两个长条凳子支着,还有一把椅子,就算在北京住下来了。那个小家,当时连桌子都没有,只能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时,父母都在干校,我不到十四岁,就开始在北京自己独立生活。早上起不来,随便吃点东西就赶去上学,第三、四节课,经常是饥肠辘辘。后来,我就从生活费中积攒一些零花钱,课间花八分钱买一两动物饼干充饥。长此以往,饥一顿,饱一顿,就得了胃病。一次炒芹菜,吃着又苦又涩,找不出原因。后来才知道,炒芹菜,得先把叶子摘掉。看到别人家孩子有新衣服,我就把妈妈的旧衣服领子缝起来,同学们说我穿的是女式衣服,叫我好尴尬。舅妈探亲路过北京,见我的裤子短得不能再穿,就接了一截,又对付了几年。生活的苦,还可以忍受,而寂寞就比较难耐。一人在北京,受到委屈,无人倾诉,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有几次,还惊动了邻居。叔叔阿姨看我挺可怜,不时给我送些吃的。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是马玉和,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食堂马师傅的儿子,大我五六岁,经常到家里教我做饭,陪我聊天。每次他离开,我都会感到孤独、伤心,很想念远方的父母。一些小伙伴说我逃离干校,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多么想回到干校,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让我花点钱,中午到三里屯服务楼吃小饭桌,晚上再自己做饭。后来,我每天中午下课后就能及时吃到热腾腾的饭菜,那种幸福感至今还在记忆中。

  林彪事件后,狂热逐渐退潮,理性开始抬头。197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上级指示,逐渐恢复业务,派我父亲回到北京,为重印一些书籍做准备。1973年底,我母亲生病,以病退的名义,带着妹妹回到北京。这样,我们全家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按照户口所在地原则,1972年春节过后,我进入北京朝阳区三里屯第二中学读初中,认识了新同学。班主任叫安同,教地理,对我很好,叫我担当地理课代表。在新的环境里,我的孤独感才慢慢退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做起了文学梦。

  1972年春夏之交,柳青到北京治病。此后几年,他几乎年年来京看病,就住在我家楼下的342房间,修改《创业史》第二部。那时,大人们多数都还在干校,楼里空空荡荡的。柳青每天都要下楼遛弯儿,完全是一副老农民的样子,肤色黝黑,戴个西瓜皮帽子,有些驼背。但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孩子们总爱围着他转,他也笑眯眯地和孩子们打招呼,摸摸这个孩子的头顶,拍拍那个孩子的肩膀,偶尔还会聊上几句。柳青住过的房间,还接待过其他作家,譬如《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还有《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等,也都在这里住过。姚雪垠的眉毛特别长,眼睛也很明亮,总是挺胸抬头,从我们身边走过,显得很高傲,不搭理我们。

  1974年春天,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复出,整顿经济秩序。大家都感觉到形势要变了,要好好学习。我在小学和中学那几年没有怎么读书,天天搞运动,每天就上半天课,每个学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至少一个月。那年底,我就要升入初三,开始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在“文革”中,像我们这样城里长大的中学毕业生,所谓阶级成分是早已确定了的:喝的是封、资、修的墨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成为工、农、兵的学生。因此,我们的前途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上山下乡”,像父母在干校那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我也不想一辈子困在农村,到农村去锻炼,是为了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未来。在“文革”中,一个人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确实叫人羡慕。我想,将来下乡时,磨炼一手老茧,写出漂亮文章,至少可以像“白卷先生”张铁生那样,通过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个时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刊载的署名为“梁效”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谐音)文章和各地大批判组文章是全国学习的典范,我们都很熟悉。若干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我的同事,有好几位都是“梁效”的笔杆子,包括“梁”效副组长。人生际遇,就是不可思议,曾经的高不可攀的偶像,现在成了同事。

  我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几位老师也是“梁效”成员。在“文革”中,这些人大多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思想敏锐,口含天宪,大多须仰视才见的人物,他们的文章,是我们学习的范本。高中阶段,我还阅读了中苏论战的“九评”,姚文元的文学评论集《新松集》,还有鲁迅的著作。在我早期的人生阅历里,温情是没有市场的,只有“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战斗激情。文学同样是匕首,是刀枪,是战斗的武器。现代文学作品,“十七年”的小说,多数被禁。茅盾的《子夜》,大家私下传阅,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读的。还有《第二次握手》,是手抄本,也是偷偷阅读。这些作品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被人发现,就要受批判。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积极筹备恢复业务,我近水楼台,借着出版社子弟的便利,借阅了王愿坚、峻青、浩然、杰克·伦敦、凡尔纳等大作家的中外名著,还有曾经流行的小说如《黑眼圈的女人》《一双绣花鞋》等,沉浸在文学的幻想中。有些课文如《吊灯岭的灯光》《西去列车的窗口》《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我的语文老师叫张云彩,个头不高,圆圆的脸庞,白里透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有一篇课文叫《六光》,张老师领读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很动感情:

  吊灯岭的夜是迷人的。每当太阳刚刚收敛起它的余晖,天幕上的星辰才闪出微弱的光芒,我们“朝阳”水电站的机器就响了。刹那间,电灯星罗棋布,胜似银河移到了人间。那一行行,攀着山岭蜿蜒而上的,是路灯;那一簇簇,组成奇丽的灯花的,是农机厂、碾米厂、锯木厂、广播站和居民点的灯;还有那用红色的灯镶成的“毛主席万岁”和“农业学大寨”的大标语,在山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文字很美,眼前呈现出一幅迷人的画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张老师朗诵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熟……”将近五十年过去,那优美诵读的声音,至今依然响在心头。一时间,语文课成为我的最爱,张老师也成了我的偶像。

  团支部成立时,我是第一个发展对象。入团仪式是在香山的香炉峰上举行的,张老师说了很多动人的话。她鼓励我说:“朴实、谦逊和对自己永不满足,是任何进步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后来,有同学给我起外号,叫我“彩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张云彩的粉丝。不管怎么说,文学的梦想被点燃了。

  我模仿着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类官样文章。在班上,我积极为黑板报写稿,回到家里,在“向阳楼”的传达室门口,也有一块黑板,我也是主要撰稿人。大楼里住的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编辑,我的作文,还有小诗,天天都展示在这些大人面前,有时会得到小小的夸奖,暗自得意。1975年,我写过一篇类似于人物速写之类的文字,借浩然到我们学校讲课的机会,语文老师向他推荐了这篇作文,希望给予指点。可想而知,肯定没有下文,但对我来讲,这依然是莫大的鼓励。

  1974年底,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部队来学校征兵,我积极报名,可惜视力不合格,这个愿望落空了。别无选择,我只能积极准备下乡。幸运的是,就在这时,部分学校恢复高中学制。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要么初中毕业下乡,要么读高中。我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还是想学习,而且学习的目标也更加明确:练好文笔,多写文章,准备到农村去施展才能。

  那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我实际上只上一年,在1976年初就结束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1月8日早上六点半,新闻联播沉痛哀悼周恩来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亲正在刮胡子,满脸肥皂沫,听到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一动不动。不一会儿,他脸上的泡沫逐渐变红,不知什么时候把脸刮破了。从那时起,各种大事就像事先预谋一样,接踵而来。

  清明节前后,很多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人越积越多,送来的花圈,先是围放在纪念碑周围,后来,花圈越来越多,几乎占了半个广场。花圈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纸条,上面写满了悼念的诗。那些天,魂系广场,完全没有心思上课。每天下午都要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有的继续在花圈上挂上自己写的诗文,有的在那儿抄写。人太多了,根本看不到上面写的什么,于是就人骑人,上面的人大声念诗,下面的人就把纸放在前人后背上抄诗,互相传阅。几天下来,我们也抄录了很多作品。“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剑鞘所指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变化,悼念之情已经演变成某种压抑不住的愤怒。我突然发现,诗歌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它还是利剑,是火焰。众所周知,那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上面有令,凡是藏有诗抄的一律上交,否则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从我懂事时起,在我的身边就有两种命运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飞黄腾达的所谓革命的积极分子,一种便是反革命分子、右派等。而后者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至今想来仍不寒而栗。我无论如何是不敢承担这个风险的。

  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将抄来的诗稿付之一炬,内心之困惑难于名状。那场面令我永生难忘。“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我曾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写了一首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小诗,叫《清烟在飘》,前有简短的说明:“一九七六年清明,我含泪从天安门广场抄了很多诗。过了不久,一些人蓦然追查到我们身上。一天深夜,我偷偷地把这些诗稿烧掉,清烟在飘、在飘、在飘……”

  缕缕清烟,静悄悄,静悄悄,在暮春的深夜,飘呵,飘呵,飘……

  清烟袅袅,火光映照,映红了脸,烧碎了心,飘呵,飘呵,飘……

  慢慢闭上双眼,任清烟缭绕;轻轻扪住胸口,任心房狂跳。

  火光中浮现人的海洋,清烟中响起花的怒潮,爱与恨的交织

  组成这缕缕清烟;红与黑的较量,伴随着人民的哀悼

  诗稿一张张烧掉,清烟一缕缕飘向九霄

  一行行诗句凝聚着千万首赞歌,一缕缕清烟闪动着千万句声讨

  愿你穿过时代的风云,愿你冲破重重的阻挠

  愿你告慰“四五”战友,愿你告诉亿万同胞:

  无声的中国,终于掀起,四五狂潮!

  缕缕清烟,清烟袅袅,看颗颗赤诚的心,在清烟中闪耀;

  看敬爱的总理,在清烟中微笑

  清烟在飘,在飘,在飘……

  那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7月,朱德去世, 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现在,伟大舵手毛主席不在了,中国革命向何去?前程一片暗淡,整个国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但这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10月6日,突然传出消息,“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又连夜到长安街游行,举国欢腾。一悲一喜之间,一年过去了。那时,凡是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都要执行。我们别无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由之路。

  1974年、1975年前后,一批知青作家如汪雷(《剑河浪》)、张抗抗(《分界线》)等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描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叫人向往。我也很喜欢浩然的小说,乡土气很重。他的《喜鹊登枝》《艳阳天》等都读得很熟;我不喜欢《金光大道》,当时就觉得读不下去。而《艳阳天》很好读,很耐读。小说第一句是:“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都说‘二茬子’光棍儿不好过,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萧老大……”开篇就留下悬念,故事由此展开。读了这些小说,我对“广阔天地”非常向往,觉得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上山下乡,就成为我人生奋斗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我的文学梦想之树,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叫刘跃进,1958年11月出生,1976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在文学梦想中结束了中小学生活。

作者简介

姓名:缓之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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