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报刊文选
文化研究必须面对什么? ——评陶水平《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
2020年02月25日 10:51 来源:文艺报 作者:姚文放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此前我做文艺社会学时曾关注英国伯明翰学派,该学派遭遇的引起全球文化研究学界震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曾引起我的深思和探讨。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CCS)奉命关闭,该系的前身为蜚声遐迩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CCCS成立于1964年,被公认为伯明翰学派的发祥地、英国文化研究的摇篮。它被迫关闭的原因在于该校实行末位淘汰制,采用的是五星制评估体系,而文化与社会学系当年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分值,这意味着该系没有达到足够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所致,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反正校方有理由关闭该系。这一事件不无值得反思之处,虽然当时伯明翰学派的思想和信念已被众多学者接受和采纳,甚至超越了学术领域而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仍有一个如何适应急遽变化和充满变数的当今时世的问题,而伯明翰学派的传统在此更加复杂更加艰难的现实处境中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举步维艰,例如技术统治问题、新殖民问题、反恐问题等,文化研究如果不能因时而动作出新的定位的话,那就不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起到重塑的作用,其前景势必堪忧。

  今天读到陶水平教授的新著《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让我回想起往日旧事,突出的感觉是,如果将该书与伯明翰学派的这段遭遇联系起来,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据作者自述,他对文化研究特别是伯明翰学派的了解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真正进行系统研究是在2009年,契机是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该项目的最终结果就是该书。其实在该项目立项之前,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早已关张。但我认为该项目的立项和该书的出版仍有其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更有意义。当我们能够对一个学派、一段历史完整的过程进行回顾时,对其方方面面的认识会更加全面,掌握也会更加深刻,正是由于这一点,完全有理由期待该书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彰显现实关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该书开宗明义告白,它所称“文化研究”有三点特指:一是指伯明翰学派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二是指伯明翰学派挪用的文化理论和批评;三是指后继的文化理论和批评。该书据此将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奠基时期,以早期伯明翰学派三大奠基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的原创性研究为标志;20世纪6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经典时期或鼎盛时期,以伯明翰中心成立至霍尔离开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化或全球播撒时期,大批从中心走出的伯明翰学子就职于各国大学,播撒文化研究的种子,使英国文化研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研究。作者正是以此为中心来结构全书,以“学术渊源”“理论构型”和“理论范式”三编来呈现伯明翰学派形成发展的全貌。原始要终、考源辨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走向和当今现状作出全景式的鸟瞰,而且发展脉络层次分明,学理逻辑井然有序,这种一览无余、宏微俱观的包容性在国内以往伯明翰学派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高远的思想立意、严谨的逻辑论证、清晰的概念界定、丰富的资料整合,更堪称“教科书式”的。

  该书第一编“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主要论述在伯明翰学派之前,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批判大众文化,捍卫以文学为代表的英国传统文化,他们对文化的重视也启迪了后来的伯明翰学派。第二编“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型”主要论述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三大创始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所代表的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形态及其对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奠基意义。第三编“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值得重视,该编论述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经典时期或鼎盛时期。此际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内涵得到显著的丰富和充实,突破了原先囿于经验主义的思路,吸收欧陆的众多理论资源,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巴赫金、索绪尔、葛兰西等人的理论建树,同时也对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传媒研究、意识形态研究、文化制度研究等各个知识领域涌现的新观念、新方法兼收并蓄,不断克服自身面临的理论困局和范式危机,实现了理论范式的重构和更新。在此基础上凝聚成四大理论范式:早期的文化主义(60年代)、前期的结构主义(70年代前期)、盛期的霸权理论(70年代后期)、晚近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80年代中期以后),从而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建立了理论规范。另一方面,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和传播,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文化研究不仅在伯明翰大学盛行,而且也在英国其他高校播撒,到80年代,更开始向澳洲和北美等英语国家播撒,并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推动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潮。不过任何播撒都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反推自身的,在播撒的过程中总是会受到接受方不同观念、不同方法的形塑而改变自己,进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就伯明翰学派而言,在其播撒的过程中就迎来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大联合”的繁盛局面。

  但正是在这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繁华之下,恰恰潜伏着使得这一从发轫到开创再到鼎盛惨淡经营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研究大潮受到重创的危机,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电子媒介、大众时代、消费文化相互交织而成的当今语境,真可谓“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伯明翰学派一朝寿终正寝、戛然而止。这一点恰恰可以从代之而起的“国际性文化研究协会”(ACS)思考的问题见出,包括文化研究如何超出民粹主义,如何避免与后现代思潮合流,如何评价文化产业,大众文化消费中的能动行为是否等同于文化抵抗或对霸权秩序的反抗,抑或是霸权价值观的盗用、扩张和收编,在一个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反抗意味着什么,如何避免文化研究一味“解中心”的倾向,如何重建文化研究的多学科特色,尤其是如何重建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如何保持文化研究的文化批判精神,如此等等。可能这不仅是伯明翰学派的后继者需要思考,也是中国学界持续多年、热度未降的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关卡。

  中国学界文化研究的兴起其实也是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国外文化研究“播撒”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场大规模的“播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致有四种理论先后进入中国:一是德国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二是美国理论,即后现代主义研究;三是英国理论,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四是法国理论,即大众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并不是最早的,但在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变革进程中却是不曾缺位的。文化研究的“播撒”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巨大震荡和锐意变革,起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系的再思考,接着是“文化研究”与“理论”的相互指涉,继之是“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的前瞻。不言而喻,这一重大变革就像任何变革一样有得有失,瑕瑜互见,但在总体上保持着向前的势头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一般来说,中国的文化研究面临着与伯明翰学派相近或相似的问题,即如何面对急遽变化和充满变数的当今文化语境,并在实践上加以推进切实解决。对此,该书也构想了解决的方案:“文化研究的兴趣不在理论,而在实践。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进行理论探索或建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在现实的、历史的和整体的中分析当代文化现实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和新兴文化,揭示文化意义的社会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的话,那就是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解决中国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姚文放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