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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观与中国儿童文学叙事变革
2019年02月28日 17:23 来源:文艺报 作者:金莉莉 字号
关键词:叶圣陶;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稻草人;中国

内容摘要: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虽然有一个以西方为样本的“外源性”和“受动性”开端(朱自强),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儿童观和叙事模式。鲁迅有关“新”“旧”的论述,是西方现代以来单向、线性、不可逆的“新”的时间意识的典型表达。这一思维模式开创并建构起了“新”的儿童观:历史阶段被区分出新/旧

关键词:叶圣陶;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稻草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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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虽然有一个以西方为样本的“外源性”和“受动性”开端(朱自强),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儿童观和叙事模式。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认为:“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这句被高频率引用的评价,其前后语境实际上是鲁迅对以大量“旧的作品”充当儿童读物的强烈不满,而现代的孩子,“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因此,强调一切的“新”,突出孩子的“不同”,是鲁迅奋起呼吁的基点,百年儿童文学从叶圣陶童话开始,正是因为体现出“自己创作”的高度文体自觉和中国儿童的特殊性,才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有关“新”“旧”的论述,是西方现代以来单向、线性、不可逆的“新”的时间意识的典型表达。这一思维模式开创并建构起了“新”的儿童观:历史阶段被区分出新/旧,在现代、成熟、文明的比照下,童年的自然、幼稚、纯真、未开化等特质被凸显,通过加剧童年和成年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儿童抽离出成人世界而富于独特价值,最终构成童年的全部意义,并想象性界定了所有儿童的共性和共同的童年权利。但西方现代童年观念引入中国后明显遭遇了困境。从周作人和叶圣陶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在“新/旧”时间观念的巨大影响下,建立童年的理论“共性”和突破“共性”的叙事努力。

  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系列文章为现代中国发掘“人”的价值发挥了振聋发聩的重大作用,尤其“儿童本位”这一全新理念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并以此评价作品高下的核心标准。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如何界定观念中的“儿童”却有过曲折的探索。研究界普遍认为,现代中国的灾难现实使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失去了诗意、幻想、浪漫的因子,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恢复。朱自强敏锐地发现周作人受到西方“儿童学、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英国浪漫主义”等思想影响提出“儿童本位”理论,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西方式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之间”发生了错位。上述研究虽意在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但未能注意到“儿童本位”观本身存在的局限,即将西方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作为“童年”参照对象,排斥童年在时间发展序列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将“童年”同质化、纯洁化。周作人对进化论的接纳,“出于人道主义的姿态,坚持童年期应在作用上保持自主性并强调‘中国特色’,却无意间让白人儿童及其文学做了中国儿童及其文学的范本,让西方文明做了中国发展的范本”(安德鲁·琼斯)。这既是今天西方现代童年观日益受到质疑和反思的重要原因,也是“儿童本位”在本土化过程中几度沉浮辨析不清的症结所在。

  “儿童本位”究竟以哪里的、怎样的“儿童”为本位?中国“童年”自被“发现”起,便不是作为独立并自足发展的概念,而与“国家民族”这一宏大命题叠合在一起。从晚清“少年中国”“新民”的激情呼吁,到“儿童”作为“人”的发现与解放的重要载体,中国儿童在“新”的现代时间坐标中,既是弱小、纯洁、自然未开化的代名词,又是被委以重任的国家未来。这一悖论性存在使作为现代概念的“儿童”带有极强的中国特殊性,也必然与西方现代童年观念中的共性“儿童”出现差异。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叶圣陶的《稻草人》集,历来被评价为从“儿童本位”转向“现实主义”道路,是在“为人生”艺术观念影响下的自觉选择。但“转向说”简单遮蔽了作家对“儿童”的重新定位和“怎样表现童年”的思考,浪漫唯美与现实关怀这两类主题的作品,实际上是突破抽象的西式“童年”崇拜的同质化和纯洁化,进而思考中国童年特殊性的极好案例。

  《稻草人》中被界定为具有“儿童本位”特点的《小白船》《燕子》《芳儿的梦》《梧桐子》4篇童话,从儿童形象(或“类儿童”形象,如梧桐子)到叙事话语,从没有名字到以“青子”“玉儿”“芳儿”等唯美词汇命名,无不在体现抽象和概念化的“儿童”。比如来到溪边玩耍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红得像个苹果。一个是女孩儿,穿着很淡的天蓝色的衣服,而且更加细嫩”。乘上美丽可爱的小白船后遇到大风,女孩儿哭了,“男孩儿给她理好被风吹散的头发,又用手盛她流下来的眼泪。他说:‘不要哭吧,好妹妹,一滴眼泪就像一滴甘露,你得爱惜呀。大风总有停止的时候,就像巨浪总有平静的时候一个样。’”这里的“儿童”已难以分辨其年龄、国别、地域或生活环境。朱自强认为作家努力捕捉儿童的心理、想象和情感,但“所表现出的一切与儿童的生活、儿童的心灵依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抽象的一味浪漫的童心未必能完全概括中国儿童活泼丰富的心灵世界。

  周作人理论中的“儿童”在叶圣陶这里很快得以改变。《花园外》《祥哥的胡琴》《克宜的经历》中,类型化的儿童演变为“长儿”、“祥儿”、“克宜”这样沾染泥腥气的名字。命名的变化意味着叙事法则的变革。其中《画眉》有极强的隐喻性,飞出黄金鸟笼的画眉第一次看到人间疾苦,“因为见了许多不幸的人,知道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怜的。”走出封闭的、被“想象”为纯真浪漫且不需要共享成人文化信息的“童年”宫殿,才进入了更广阔的真实的童年生活。此时有关乡土的叙述增多。在现代时间坐标中,乡土与童年因在“文明”“成熟”的对照下,共同体现出“过去”的性质,并指向生命和文化之“根”的探寻。因此,回归乡土和童心成为解决现代发展困扰的丰富的想象资源。一粒种子经历了国王、富翁、商人、兵士的手,但要回到麦田遇到农夫才能正常发芽;一心想寻找“同情的眼泪”的人终于在孩子那里找到了;祥哥回归乡野的动人琴声“正是大理石音乐厅里的听众们所不愿意听的”;回到土地的克宜才看到“将来的田野,美丽极了,有趣极了”。同时指向未来和过去时间的乡土与童年想象,是现代中国生发出的迥异于西方的重要观念。

  逐渐丰富的叙事也塑造出了更为细腻的儿童形象。只想到花园看看的长儿被守门人一把推开,受到众人嘲笑,“长儿听见笑声才发觉花园门口停着这许多车辆,坐着这许多人。他难为情极了,慢慢地爬起来,装作没事儿一个样,看到别人都不注意他了,才飞快地溜走了。回到家里,母亲还在洗他的衣服,长儿也不跟母亲说什么”。如此真实的心理和动作描绘,让“这一个”儿童兼具共性与中国个性,栩栩如生而意味独特。

  事实上,童话集《稻草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样本,在其产生之前和同时,叶圣陶已经或正在创作并出版了小说集《隔膜》《火灾》,新诗十五首编入文学研究会八人诗集《雪朝》的第六集,儿童诗《儿和影子》《拜菩萨》等,以及创作戏剧《恳亲会》。出于职业的敏感,叶圣陶深谙儿童心理和活泼的语言,小说中对儿童的由衷喜爱和对母爱及人性之美极为细腻生动的叙事,都可看作《稻草人》产生的前奏和强化,与应运而生的童话写作形成了紧密的互文指涉关系。比如童养媳阿凤趁主人不在才得以放声高唱的欢快陶醉;《一课》中拿着装小蚕的匣子进教室、面对枯燥的课堂浮想联翩的小学生;爱画画的义儿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表达对成人世界的反抗……这些儿童形象集中展示出童心的自在纯真和游戏天性,真正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大规模书写独特的中国儿童的开端,《稻草人》叙事风格的所谓“转向”无疑是叶圣陶小说的自然延续。

  因此,从小说到童话,从取自西方概念化的“儿童”到展示中国儿童的特殊面貌,《稻草人》完成的是“儿童”内涵的扩展和具体化,以及叙事法则的重要转变。这对我们今天普遍使用但又需谨慎辨析的“儿童本位”观念,是极好的反思和启示。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认为:“有许多人或许要疑惑,像《瞎子和聋子》及《稻草人》《画眉》等篇,带着极深挚的成人的悲哀与极惨切的失望的呼声,给儿童看是否会引起什么障碍……这个问题,以前也曾有许多人讨论过。我想,这个疑惑似未免过于重视儿童了。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应该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在一片“儿童的解放”、以“儿童”为本位的热烈呼声中,正在主编《儿童世界》的郑振铎却质疑“过于重视儿童”了,这句往往被研究者忽略的评论,不免让人惊叹郑振铎过人的思考力和洞察力!他质疑的“儿童”,显然是抽象、过于纯洁化、非中国化的儿童。今天新童年社会学已重视童年生态中阶级、性别、贫穷、种族、家庭生活的差异性,认为“全球童年形象并非一味趋同”“不同的社会之间以及各个社会之内,建构童年的过程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艾伦·普劳特)。对此百年前郑振铎的提倡和叶圣陶的创作实践,无疑成为了先驱者穿越时空的遥远呼应。

  《稻草人》作为中国儿童文学进入自觉时期的雏形,虽受制于时代的仓促而不具备范型意义,但叶圣陶为“儿童”和“童年”概念注入的既颠覆古代、也不同于西方的“新”内涵,却促进了此后儿童文学创作不断寻找“中国”模式的探索。

  上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化大众”逐渐步入“大众化”轨道,这一次不再以西方为样本,而试图深入民族和民间寻找自我革新和生长的文学力量,不仅重新规定了新/旧时间,也对“中国童年”进行了新的诠释:童年与乡土作为“过去”(而非未来和希望)都不再具备被“回望”被“膜拜”的性质,它们是现代时间链条上因落后和幼稚而亟待成长的一环,必须朝向成熟和先进(以成人或城市为目标)的另一端前进。此时的“儿童”,是以“小英雄”“接班人”“好少年”为成长终点的“共性”个体,而以苦难结束、光明到来实现成长叙事的全部意义。这一叙事模式从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那里逐步确立,上世纪40至60年代臻于成熟。大林的成长失败是未能选择“正确”道路的必然后果,只有小林的奋斗和抗争才是顺利成长的惟一道路,而城市相对于乡村这个革命摇篮来说,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最终地点。

  于是,“童年”作为现代概念在经由叶圣陶等人的本土化和丰富化后,在体察“中国”特殊性的过程中再次走上“纯洁化”道路。如果说五四时代的“童年”观一直纠结于是否要将童年圈囿于封闭的纯真世界,而上世纪30年代以后,探索的则是童年成长的阶级纯洁性。几十年后对此进行的“教育本位”“政治图解”“成人化”等批评,正在于这一纯洁化过程使作家简化并束缚了对童年多样性的观察和话语表达。

  现代时间意识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道路,以怎样的“儿童”为本位则是至今仍在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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