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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2017年10月19日 08:34 来源:凤凰出版社 作者:刘跃进 字号

内容摘要:但是,由于《文选》版本众多,且新资料不断出现,这就对研究《文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研究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哲學,其實都離不開政治制度史與社會思潮史的研究。通過這樣的個案研究,我發現,校讀《文選》,至少可以選擇三條途徑:一是根據不同的版本,包括早期鈔本如敦煌吐魯番本、日古抄本、宋元刊本等加以勘對,還有時代較早的書法作品、碑刻文獻等,像唐代陸柬之書《文賦》、柳公權書《演連珠》等,也是比照的依據。清代學者研究《文選》,主要集中在李善註與五臣註上。譬如梁章鉅就没有見過五臣註本,常常通過六臣註本中的五臣註來推斷五臣註本的原貌。三五臣註從現存資料看,世間還保留有若干五臣註的本子,譬如日本就有古鈔本五臣註,日本昭和十二年。

关键词:五臣;研究;文选;版本;整理;刻本;敦煌;梁章;上文;正文

作者简介:

  《文选旧注辑存》

  刘跃进著,徐华校

  书号:978-7-5506-2539-6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1994年,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成立,《文选》形成专门的“文选学”。事实上,“文选学”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所谓“文选学”,主要是《文选》注释学。李善注《文选》即唐时的重要成果。清代以来的学者对《文选》文本及历代注释整理校订,以期更加系统地作出集校辑释工作。但是,由于《文选》版本众多,且新资料不断出现,这就对研究《文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

  2009年,刘跃进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主持《文选旧注辑存》项目,旨在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汇注本《文选》。披荆斩棘,历经九载,二十卷的《文选旧注辑存》终得面世,对于《文选》研究意义重大。今天,我们以刘跃进先生为《文选旧注辑存》所作的序言为引,带您了解该书的编撰缘起。

  

  壹:《文選》的經典意義

  五十歲以後,我常常反思過去三十年的讀書經歷,發現以前讀書往往貪多求全,雖努力擴大視野,增加知識儲量,但對於歷代經典,還缺乏深入細密的理解。《朱子語類》特别强調熟讀經典的意義,給我很深刻的啓發。朱熹說: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

  爲此,他特别强調先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經典讀起,特作《四書集注》。《朱子語類》就是朱子平時講解經典的課堂筆記,不僅繼續對這四部經典加以論述,還對其他幾部經書的精微之處給予要言不煩的辨析。他不僅强調熟讀,還主張“誦”書,即大聲念出來。朱子如此反復强調熟讀經典,實在是有所感而發。

  紙張發明之前,文字主要刻寫在甲骨和竹簡上,通常不會太繁富。一九五九年武威出土漢簡《儀禮》,簡長五十至五十六釐米,可以書寫六十到八十字。由此推斷,一部《史記》五十餘萬字,要用近十萬枚竹簡才能容納下來。古人說學富五車,其實知識總量有限。《史記·滑稽列傳》載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東漢之後,紙張日益廣泛運用,改變了這種狀況。抄書、著書,成爲風氣,也成爲一種職業。由此而來,大城市有了書店,王充就是在書肆中飽讀詩書,博學深思,成爲一代思想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有了書肆,文化更爲普及。左思《三都賦》問世之後,可以使洛陽爲之紙貴。這說明讀書的人越來越多。

  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書籍成倍增長,取閱容易。尤其是北宋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同時代沈括《夢溪筆談》及時記錄下來,感慨說,如果僅僅印三兩份,這種印刷未必佔優勢,倘若印上千份,優勢就非常明顯了。問題隨之而來:書多了,人們反而不再願意精讀,或者說没有心思精讀了。所以朱熹說:“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讀書方式發生變化,做學問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就像紙張發明之後,過去爲少數人壟斷的學術文化迅速爲大衆所熟知,結果,信口雌黄、大講天人合一的今文經學由此敗落。雕版印刷術、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也具有這種顛覆性的能量。朱熹說:“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隨著書籍的普及,過去那些靠賣弄學問而發跡的人逐漸失去市場,也就失去了影響力。人們不再迷信權威,而更多地强調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宋人逐漸崇尚心解,强調性理之學,這種學風的變化固然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時也與文字載體的變化密切相關。

  我們也曾有過從無書可讀到群書泛濫、無所適從的閱讀經歷。我們這一代人,扛過槍,下過鄉,真正的讀書生涯多是從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進入大學後才開始的,在如飢似渴地惡補古今中外文學知識的同時,又都不約而同地拓展研究空間,試圖從哲學的、宗教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方面來觀照文學,渴望走出自己的學術道路。

  世紀之交,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電子圖書異軍突起,迅速佔領市場。而今,讀書已非難事。但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大腦實際上已經成爲各類知識競相湧入的跑馬場,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機會。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界,論文呈幾何態勢增長,令人目不暇接,但是總是讓人感覺到非常浮泛。很多研究成果是項目體或者學位體的産物,多是先有題目,再去論證,與過去所謂以論帶史的研究並無本質區别。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經典重讀問題。

  美國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著《西方正典》,用五百多頁篇幅介紹了從但丁、喬叟、賽凡提斯到喬伊斯、卡夫卡、博爾赫斯、貝克特等二十六位西方文學大師的經典著作。作者認爲,任何作家都會受到前輩文學名家和經典名作的影響,這種惟恐不及前輩的焦慮常常會使後來者忽略了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原創性,並讓自己陷入前人的文本窠臼而不得出。作者在《影響的焦慮》中指出,能否擺脫前代大師們的創作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創作特色,形成新的經典,這是天才和庸才的根本區别。我們所以重視經典,重讀經典,是因爲經典闡述的是文化中比較根本的命題,由此可以反省文化中一些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既與民族文化傳承息息相關,又爲當代文化建設提供深入思考的空間。

  當然,如何選擇經典,又如何閱讀經典,確實見仁見智,没有一定之規。中國學問源於《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所謂“六經”。《樂經》不傳,古文經學家以爲《樂經》實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經學家認爲没有《樂經》,樂包括在《詩》和《禮》之中,只有五經。唐宋之後,逐漸又從五經發展到七經、九經乃至十三經。這是儒家基本經典,也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典籍。當然也有在此基礎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經齋記》(《經韻樓集》卷九)就在此基礎上益之以《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等,以爲二十一經。但無論如何劃分,都以五經爲基始。

  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不勝枚舉。歷史上稱之爲學的,只有“選學”與“紅學”。“紅學”是專門學問,博學大家、草根學者比比皆是。對此,我無從置喙。結合我所感興趣的漢魏六朝文學研究,我也信奉傳統見解,主張熟讀《昭明文選》。

  問題是,如何研究經典?就個人讀書閱歷說,我特别讚賞下列四種讀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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