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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
2017年05月17日 08:4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齐洲 字号

内容摘要: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言谏制度;师旷;庶人;周公;小说;天子;百工;史官;君主;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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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只是训诰之辞,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说“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所述卫武公箴儆于国,使得“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被称为“睿圣武公”。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这一倒行逆施显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

  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可算是公卿列士献诗以补王政的一个实例。现存《诗经》中西周诗歌有主名或能落实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作,且都可以作为谏言来理解,证实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可信。

  现传本《诗经》中有诗歌就是谏言的内证。如《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云“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不仅这些“刺”诗是谏言,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如祭公谋父谏穆王的《祈招》诗就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提示,我们一定以为是颂美诗,不会认为是谏诗。再如,《大雅·卷阿》有云:“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一首地道的颂美诗,然而,《诗序》却说:“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反差,关键是对于谏言的理解。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对成王颂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诗篇均可这样理解,祭公谋父的《祈招》、召康公的《卷阿》诗也可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如《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解释颇为透彻。这里虽是对《风》的解释,但其精神也适用于《雅》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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