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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与靶子 ——《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2017年04月24日 09: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廖可斌 字号

内容摘要:编者按:《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渐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

关键词:史记;靶子;旗子;文学;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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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渐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的传播与初步研究时期,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文学史上的双重地位,宋元明清以来,《史记》的传播范围日益广泛,接受的群体不断扩大。这种局面的出现,都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廖可斌、陈文新、赵望秦三位教授的文章,揭示《史记》与明代文学发展的深层原因,探讨科举考试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阐述出版技术尤其是印刷术的发展对《史记》传播的重要作用。三篇文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不同的文化因素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影响,我们由此也可以对《史记》的魅力和生命力有进一步的认识。(张新科)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与永乐以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的文化还多少遗留了一点元代文化相对多元和自由的风气。当时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开创的理学门派“北山学派”的传人,其文学主张自然以“明道”“征圣”“宗经”等为宗旨。“浙东派”因较早追随朱元璋集团而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依托其政治优势,他们的这套主张自然也成为明初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但“浙东派”文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兼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不同于理学家“轻文”甚至“废文”的态度,而是比较“重文”,其理想目标是“文道合一”,以至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按语”中批评他们“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他们既然重文,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古文之崇高典范的《史记》。如宋濂一方面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一方面又赞同唐子西的说法:“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在《叶夷仲文集序》中他再次强调:“昔者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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