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之名与《青春之歌》紧密相连，对其人或誉或毁，皆与此作品有关。《青春之歌》命运多舛，浮浮沉沉，或消或息，至于今天。这部作品的命运甚至比这部作品本身更有意思，透析这部作品的沉浮或更可理解文学，更可了解时代的变迁。

　　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反响不一。杨沫在日记中密切关注着《青春之歌》出版之后的各方反应与动态情况。誉之者有之。她记录道：“近日接到了读者的一些信及报上(《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党中央宣传部出的《宣传动态》等)都载有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或介绍，一般都是好的。”(1958年3月18日日记)又说，“海默写信给我说：周扬同志在最近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1958年4月23日日记)这两条日记，一说主流媒体(包括宣传部的《宣传动态》)评价较好，一说周扬评价较好。杨沫又说“《青春之歌》普及本已出来，印了30万册。昨天回家又见到了一种一元二角钱的本子，印了10万册。总计《青》书已出了71万册了。数量不少，还经常接到读者的赞扬信。”(1958年8月20日日记)这条日记则说书印数很多，大众反响较好。

　　非议者亦有之。工人郭开批评《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过分浓厚，引发了讨论。杨沫对此亦密切关注，她记录道：“从一月份起北京电子管厂的郭开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后，近一个多月来，《文艺报》和《中国青年》都展开了对《青》书的评论和讨论，热闹得很！许多人都不同意郭开的意见。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1959年2月28日日记)在一次讨论会之后，杨沫又记录道，“郭开开始表现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又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他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些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来电话，叫他把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郭开说他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不知怎么写。可是那位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叫他写，而且可以帮助他写……于是有了那篇批判文章的出现。”(1959年1月29日日记)

　　虽然，茅盾、何其芳等著文评论，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青春之歌》，但杨沫依然心有余悸，她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人非叫他写这样的文章呢？他说的又似乎是真话。我不安的思索起来。”最终，杨沫采纳了郭开的许多意见，对《青春之歌》作了修改，1959年再度出版。杨沫说：“修改本和出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改变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杨沫《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