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设计上的特点，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角，历史地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前进和沉沦、欢乐和痛苦。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作家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作家队伍中真正属于工农劳动者的很少。因此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也是最多的形象。这与其说是作家自觉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争取应有的地位，毋宁说是知识分子作家精神立体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和渗透。

　　当历史进入了一个工农兵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文艺的题材、主角、倾向等等，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一段时间内，似乎文艺作品不应写小资产阶级，一切具体的作品都绝对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新中国建立初期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就正是这种片面认识的反映。哪怕作家原是知识分子，哪怕他笔下的人物也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作品却绝不能有知识分子。

　　杨沫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这种艺术选择到今天似乎并不值得特别炫耀，允许各类作家有自己的主体审美倾向，是开放的时代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标志。但在20世纪50年代，《青春之歌》的创作时期，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具有独立意味的艺术选择。《青春之歌》一出版就受到了“左”的思想攻击，被认为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的作品。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了全国200多种小报的批判，说它是腐蚀青年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杨沫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有时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不一定表现在思想理论上有多少新的建树和突破，而是它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原来工作的层面。这同样是值得重视的。杨沫同志以她《青春之歌》的创作，恢复了长期中断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应有的位置，证明小说如能正确描写他们，不仅不违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相反却拓展了创作的自由度，使工农兵文学更丰富多彩，同样具有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杨沫同志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青春三部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就在于它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显示时代的动向。我们看到《青春之歌》是从1931年9“九一八”的炮声中开始林道静的主要活动的。那除夕之夜热血青年的聚会，使她觉悟到“要个人的出路，应先找民族的出路”。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的时代面貌。

　　林道静是一个警策动人、含义深邃的艺术典型。作品一开始就落笔不俗，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呈现了林道静的肖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旗袍、白线袜、白球鞋，手拿着素白的手绢。这展示出人物洁白无瑕的灵魂、清高狷介的性格，还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林道静不甘屈服地主养母的凌辱、虐待，反抗为她铺设的当姨太太的人生道路，并逃出了家庭的牢笼。作品写她苦闷、彷徨、反抗的性格，但并未给她设计一个高起点，而是写了她的年轻幼稚，对狼窝虎穴的社会缺乏起码的了解和防备。她浪漫地漫步在海滨，吹奏着“云儿飘飘，星儿摇摇，海——早息了风潮”的儿歌，这与周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与投海的渔妇等等是多么的不协调。所以那再一次等待她做县长小老婆的圈套，就几乎真要吞噬这个脆弱的灵魂。

　　小说的爱情描写不是一般的点缀和调料，而是人物命运的转折，是人物性格的展开，是与社会的变化休戚相关的。林道静与余永泽的相识和爱怜，他们对大海的欣赏，对莎士比亚的议论，一方面编织了一个温馨甜蜜的初恋，表现了林道静的天真和热情，另一方面也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后来他们勉强同居，“迷人的爱情构成的绚丽彩虹，随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尤其是余永泽对老佃户的冷酷态度，终于使她认清了“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后来，余永泽又拒绝了卢嘉川的求救而导致卢被捕，更使他们彻底分手了。这种决裂，就不只是个人感情的破裂和私生活的改变，而是两种人生道路的严重分歧，是林道静投身革命道路的关键性的一步。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中，也有很大的代表性。

　　曾经有评论说，林道静入党以后性格发展就停止了，作品也就不再吸引人。我以为这种评论是苛刻的。林道静刚入党就被分配在搞发行和联络的机关工作。她不安心，幻想着激烈的战斗生活，后来又想同许宁一起去陕北，都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改造的艰巨性和曲折性。《青春之歌》在酝酿中，书名曾叫过《千锤百炼》和《烧不尽的野火》。我以为就是对知识分子改造主题的寄寓。

　　在《青春之歌》的续集《英华之歌》里，林道静已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以县委书记的身份领导和经受着战斗的洗礼。作品中描写了1939年春到1941年底，这段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斗争十分尖锐。林道静的丈夫，地委书记江华奉行上级“左”的指示，使“肃托”扩大化，而对顽固派却一味迁就。林道静自己也陷入了扩大化的冤屈之中。但她终于在昔日的情人，现任军分区司令员卢嘉川的支持下，对江华一“左”一“右”的错误展开了斗争。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一方面也描写了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林道静对江华和卢嘉川的复杂和矛盾的感情，描写了革命与人性、道德与感情、婚姻与爱情等多种矛盾冲突，全面地掀开了人物的感情世界。杨沫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分析过，林道静的弱点不是对敌人的软弱，或是对剥削阶级家庭的留恋，而是对爱情的缠绵，对革命的狂热，和某些个人英雄主义。

　　林道静这个艺术典型之所以宝贵，不仅是她形象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和历史命运，而且在于她体现了一种上世纪50年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种自我改造的虔诚，那种对理想的执著，那种献身革命的纯真热情，都体现了蓬勃向上、光明美好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