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1958年，杨沫因《青春之歌》而得大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小说，《青春之歌》的问世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同时，作为一部蕴含着复杂文化内涵的成长小说，其引起的巨大轰动却喻示着时代的必然。

　　从作家主体上说，历经延安整风、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运动，绝大多数作家对描写知识分子顾虑重重，而杨沫解放前在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受延安整风影响不大，解放后又因工作与疾病问题，甚少与文学界接触，远离思想斗争风暴中心，精神上未受到巨大冲击，自1951年9月开始创作《青春之歌》以来，一直按照自身丰富的青春记忆和炽热的情感写作，这是属于杨沫个人的特殊境遇和条件。从时代角度看，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工农兵成为文学的主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待改造的对象，如《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就成为被批评的负面典型，知识分子题材成为创作“禁区”。杨沫1955年4月完成《青春之歌》后即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投稿，然而编辑却因题材的敏感性将其束之高阁，1956年“双百”方针发布，1957年党加大知识分子改造力度，青年教育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在此背景下，《青春之歌》恰逢其时，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文学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成为被打倒的“臭老九”，《青春之歌》也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近20年间知识分子题材无人问津。由此观之，《青春之歌》的问世，属于作家和时代的特例，充满命运的偶然。

　　然而，这部偶然问世的小说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和深远影响，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小说作为民族灵魂的秘史，在现代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五四时期的个人写作反映的是启蒙文化的新变，1930、1940年代抗战文学显示的是救亡文化的兴起，1950年代之后的革命文本象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远景，《青春之歌》正是从知识分子成长角度折射了民族文化的变迁史，隐喻了历史转折期的精神走向，从而成为时代经典和文化界碑。

　　首先，《青春之歌》是一个启蒙性的文本。它呼应了胡适《终身大事》中提出的个人解放问题，知识女性林道静反叛了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寻找自由的青春，后在她走投无路、投海自尽之时，余永泽及时搭救，以“骑士兼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林道静的生命当中，给了林道静心灵的安慰和爱情的甜蜜，开始了一段安定美好的生活。这种“英雄救美”、“才子佳人”式的叙事模式，既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文学写法，又体现了现代启蒙思潮影响下个人自由、女性解放的文化命题。

　　其次，《青春之歌》是一个救亡性的文本。它回答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林道静、王洪斌、王晓燕、李槐英等不同思想类型的人物响应党“团结一致抗日”的号召，抛弃了个人的封闭生活，选择投入抗日的救亡洪流。人物生活道路与心态的转变，隐喻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向，关注个人的启蒙文化必然向注重国家、民族的救亡文化转变，结尾共产党领导、广大阶层参加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游行示威运动，以轰轰烈烈的斗争场景预示着民族的觉醒和新生。

　　最后，《青春之歌》是一个阶级性、革命性的文本。它进一步回应了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深刻的文化命题，如果说《伤逝》凸显的是子君“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生命悲剧，《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的是莎菲进入社会后彷徨、孤独，不知向何处去的虚无感，《青春之歌》表达的则是林道静在卢嘉川、林红、江华引导下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成长为崇高的革命主体，新时代的“娜拉”终于找到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处，融入革命的集体。这是《青春之歌》的主导话语，是革命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主流的绝佳写照。

　　《青春之歌》不仅表现了个体的精神嬗变，而且显示了现代文化的历史走向，不仅渗透了杨沫个人的青春记忆，而且隐喻了民族和革命的青春，塑造了一个鲜明的“青春中国”形象。文化领导者由此看到了革命话语对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作用，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新时代青年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浪漫的革命情怀、激越的青春体验，老一辈作家看到了自身生命道路的曲折与新生，唤起了对革命斗争生涯的深切回忆，不同群体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文化图景，《青春之歌》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