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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一个时代狂欢化色彩的文学记录
2016年11月09日 09:52 来源:文艺报 刘文飞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无论姓氏还是生死,无论身份还是爱情,无论经历还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体”。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构成了关于一个时代具有狂欢化色彩的文学记录。

关键词:巴别尔;文学;创作;生活;狂欢

作者简介:

  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无论姓氏还是生死,无论身份还是爱情,无论经历还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体”。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之谜,自然源自他所处的时代和体制,那样一个充满动荡的乱世必然会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严酷的社会环境会使他像他的众多同时代人一样,生出许多难言之隐,作出许多被迫的伪装。与此同时,巴别尔疑窦丛生的身世,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与他的性格和美学风格不无关联,作为一位善于故弄玄虚、热衷真真假假的作家,他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的生活“文学化”,或将自己的作品“自传化”,他的生活可能是真正的文学体验,而他的作品则可能是“伪纪实小说”,在他这里,生活和文学似乎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调和与统一。

  小说、戏剧、书信:完整的巴别尔

  巴别尔只活了40多岁,只写了20多年,他的文字还至少遗失了一半,他存世的短篇小说不过百余篇,其中还包括那些特写在内。巴别尔的创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碎片化,像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万花筒。但集中阅读,又能从中清晰地分辨出几个主题,或曰几个系列,即“敖德萨系列”、“彼得堡系列”和“骑兵军系列”。

  巴别尔对故乡城敖德萨的眷恋是刻骨铭心的,即便在1920年随军征战苏波战场时,他也会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敖德萨。可以说,“敖德萨主题”是贯穿着巴别尔整个创作的一个母题。敖德萨因其繁忙的海运和繁华的商业被称为“俄罗斯的马赛”,又因其大量聚居的犹太人被称为“俄罗斯的耶路撒冷”。在巴别尔写作这些故事的年代,敖德萨的犹太人虽然生活富足,但像散居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一样往往是遭受歧视、忍辱负重的,巴别尔在他的小说中写到了犹太人生活的不幸和艰难,写到了残忍的屠犹场景,但与此同时,他选取别尼亚·克里克、弗罗伊姆·格拉奇等几位犹太强盗头领为对象,描写他们的敢作敢为,他们的喜怒哀乐,似乎旨在借助这一类型的主人公实现他对敖德萨犹太人生活的理想化和艺术化,用狂欢化的手法在小说中实现犹太造神运动。

  在巴别尔的创作中,与“敖德萨主题”紧密抱合的还有“童年主题”。“童年系列”是一位敖德萨犹太男孩的心灵史。犹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胆怯和敏感、抗争和发奋、恐惧和复仇等极端心理,在巴别尔的小说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中,犹太少年入学的喜悦和屠犹场景的残忍构成对比,犹太子弟中榜的喜庆暗含着这个民族的复仇心理。重压下被迫的勤奋,构成了巴别尔“童年系列”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但巴别尔却时常突出在“我”身上很早便涌动起来的文学冲动:他给妓女讲故事,因此得到一笔钱,他将之称为他的“第一笔稿费”。巴别尔的“童年记忆”往往并非百分之百的“生活事实”,但其中犹太儿童的心理活动和自幼就有的对文学的热爱,却无疑是少年巴别尔的真实心迹。

  “彼得堡系列”则是巴别尔1918年4—7月间在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组特写,发表时常标有“选自《彼得堡,1918》一书”的副标题,说明巴别尔曾有意写作一部以彼得堡生活为主题的书。现存的“彼得堡日记”共23篇,其中17篇刊于《新生活报》,发表时间自1918年3月9日至1918年7月2日。需要指出的是,这正是十月革命爆发后数月间的彼得堡,这些“日记”从立场和态度,到篇幅和风格,都很近似高尔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系列特写《不合时宜的思想》,似乎也是“不合时宜”的。

  真正给巴别尔带来全俄、乃至全世界声誉的作品,还是他的“骑兵军系列”。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巴别尔化名“柳托夫”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征战数月,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构成了《骑兵军》的主要内涵。如今被归入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共38篇,它们的创作时间延续达15年之久(1922—1937),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1925年之前,巴别尔后来只是在不断地加工、改写这些故事。《骑兵军》中的小说大都是在巴别尔当年所写的行军日记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骑兵军》的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开头一段渲染氛围的写景,便已构筑起了这些短篇的整体风格:“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作为主人公的“我”是个书生,而且还是个犹太人,他内心暗暗羡慕,甚至赞叹那些杀人如麻的哥萨克骑兵军,可他自己终究未能学会杀人,为了赢得战友的认同,他借故杀死房东的一只鹅。苏波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不约而同地屠杀犹太人,这让巴别尔痛心疾首,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残忍的屠犹场景。巴别尔在描写此类血腥场景时似乎也像杀人者一般若无其事,可这冷若冰霜的“客观”却反而蕴含着巨大的抗议力量和震撼效果。巴别尔的小说于20世纪下半期在西方世界的走红,与他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及其关注方式不无关系。总之,战争和暴力,死亡和性,哥萨克骑兵和屠犹等,这一切相互交织,构成了《骑兵军》的主题。

  巴别尔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1928年,他的剧作《日薄西山》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看后认为该剧“就戏剧技巧而言或许是十月革命后的最佳剧作”。将巴别尔的6部剧作,即《别尼亚·克里克》《日薄西山》《流浪的星星》《中国磨坊》《玛丽娅》《老广场4号》结合起来看,或许能发现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就体裁而言,巴别尔剧作往往是介乎于话剧剧本和电影脚本之间的。在巴别尔集中进行戏剧创作的那些年,他与爱森斯坦、杜甫仁科等苏联著名导演关系密切,多次随剧组拍摄,他也应邀出任多部影片的编剧或改编者,除《玛丽娅》外,收入《巴别尔剧作集》的另5部作品均为电影脚本。在巴别尔这里,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的差异似乎被缩小了,他在电影脚本中十分注重对台词的锤炼,他在话剧剧本中则加入了大量的蒙太奇和场景说明。其次,就情节而言,巴别尔的剧作往往是对他本人和其他作家作品的改编。剧作《别尼亚·克里克》和《日薄西山》均改编自巴别尔本人“敖德萨故事”中的同名短篇,《流浪的星星》是他对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同名长篇小说的改编,《中国磨房》的情节则取自《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同题讽刺小品文。最后,就风格而言,巴别尔的剧作与其短篇小说构成了某种饶有兴味的比照和呼应,他的剧作与他的短篇小说有着同样的主题,比如革命与暴力、性与爱、犹太主题等,有着同样的风格特征,如简洁的语言和瑰丽的奇喻、自然主义的细节和伪浪漫主义的抒情等。人们在归纳契诃夫戏剧的独特贡献时常常说,是契诃夫“让散文进入戏剧”,其实巴别尔也在做同样的尝试,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又常常被人定义为“戏剧化小说”。

  巴别尔的书信自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巴别尔全集》所收的371封书信便是巴别尔现存书信的全部。这些书信中最早一封写于1918年12月7日,最后一封是巴别尔1939年5月10日写给母亲的信,5天后他就被逮捕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能“完整地”窥见巴别尔当年的生活和工作、处境和心境,包括他炽烈的爱情、他不停的奔波、他永远的缺钱、他随时随地的写作。比如,他在信中这样谈到他自己:“我的性格里有一种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凡事过于执着,对现实总是持有一种不现实的态度。”(1918年12月7日致安娜·斯洛尼姆)他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在创作过程中我很快放弃了应注重史料的可靠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想法,决定采用纯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1924年9—10月间致《十月》编辑部)阅读巴别尔的书信,是步入他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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