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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汉德克:经验的反刍或考古
2016年11月04日 09:43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芬 字号

内容摘要:今年10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终于来到中国,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停留了数日,这位被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认为比她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一度引起中国文学戏剧圈对其作品的热议。

关键词:考古;汉德;母亲;作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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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终于来到中国,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停留了数日,这位被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认为比她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一度引起中国文学戏剧圈对其作品的热议。中国读者最熟知的还是那些具有鲜明先锋符号的戏剧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孟京辉在美国看到《骂观众》之后,震撼于他从戏剧内容到形式上的“反叛精神”,并在1994年排演了《我爱XXX》,“中间有一段台词基本上完全抄袭《骂观众》。说是抄袭,其实更重要的是致敬,是把字里行间那种叠加的效果借鉴过来”。(《没被骂到,不甘心》,《中国艺术报》2013年9月)经过德语文学研究者逐渐的研究和介绍,终于在近年,世纪文景陆续出版了他的九卷本作品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恰恰印证了汉德克本人所说的,《骂观众》(1966)是在他20来岁的时候花了6天时间写成的作品,“感觉你们在谈论这部作品时,是在谈我的小手指的指甲,而实际上它在我的创作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遍览汉德克的“九卷本”,内容涉及到家庭、爱情、战争、音乐、诗歌、电影、风物等等,但都刻上了作者鲜明的经验烙印。汉德克(1942— )成长于二战前后的奥地利,战争所带来的童年阴影始终伴随他的写作。大学时期他在当时颇负盛名的“格拉茨社”十分活跃。这个看起来松散的团体,渐渐存在着两种文学观的对峙,一种是以开拓新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为己任;另一边则坚持严正的现实主义之路(韩瑞祥、马文韬:《20世纪奥地利、瑞士德语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很显然,叛逆的青年汉德克服膺前者。在大学毕业前后,他就以石破天惊的小说处女作《大黄蜂》(1964)和戏剧作品《骂观众》《自我控诉》(1966)《卡斯帕》(1967)而名声大噪。这种带有生命力的语言革新始终伴随他创作始终。

  童年与母亲:经验的反刍

  在艺术观上,汉德克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中封闭的叙述模式,并且认为文艺作品并不能承担人类的经验,要“逐渐脱离不必要的虚构形式……那些杜撰的故事也成为无用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表达感受,借用语言,或者不借用语言。”(《我是象牙塔的居民》,1972)所以他不赞成传统的宏大叙事,而赞成以个人经验的书写来反映存在的普遍性。他自称获得拯救、并摆脱了童年阴影和恐惧的作品《大黄蜂》就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他用“断片式、马赛克式写作方法”,通过多层次感受与意象描述童年的现实处境,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失明”是一个象征,意味着知觉的全部打开、缺陷世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丰满,意味着记忆的模糊然而其气息上的真实性。这种无聊而又多重、隐秘而又真实的体验,体现了暗藏在这些语言背后不安、痛苦、焦虑、模糊等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他的《骂观众》《卡斯帕》《自我控诉》三部“说话剧”,人物动作几乎为零,只是在背景上用爵士乐以及各种声响来配合这些“台词”。很显然,从形式上说,他受到了当时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音乐艺术(尤其是英伦摇滚“披头士”)的广泛影响(我们甚至能够从他60年代那张带有标志性头帘的半长发型中看出端倪);从戏剧理论上说,他的剧作将布莱希特的表演者和表演对象之间的“间离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二者不再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是相互决裂,通过这种激烈的对抗,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如果说《骂观众》是作者对外的质疑和反诘,那么《自我控诉》则是对自我的一种思考和反省,剧作从“我”的逐渐成长开始,到成为习俗、国家、惯例中的一部分,然后到质疑、思考,愈来愈哲理化并揭露人性本质的黑暗部分。《卡斯帕》的原型是19世纪纽伦堡一个幼年被私藏、成年后学习语言的私生子。汉德克借用这种原型,将其哲理化,或合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当时的叛逆精神。

  跟随着笼罩在战争和艰难的乡村生活经验之后,书写以母亲为原型的作品成为他反刍母亲死亡经验的疼痛的重要出口。1971年,母亲自杀后,他的书写一改之前看起来“飞扬跋扈”的形式,文风也开始从巧妙而先锋的含混不清走向隐忍着的宁静和悲伤。他仿佛时刻知觉到作品中人物的疼痛和寂寞。他不再执著于表面上的文字革命,而是在这种静谧之中,默默反刍人生的痛苦和荒诞。最典型的,要算他以母亲为原型的“姊妹篇”:《无欲的悲歌》(1972)《左撇子女人》(1976)。前者以一种纪实的、自语的、冷静却不无温暖的笔调将记忆复活,它近乎生物性地还原了过去的生活和由记忆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而后者则通过晦涩的、间离的、静谧意识流式的语言,阻断了叙述,揭示人在精神临界状态:生活的边缘、语言的临界等等非正常状态下的孤独和诗意。每个人都在规则、秩序与普通的生活之外发生出自己的知觉与触角,抵达了没有特性的物理意义上的冷冰冰的真实。丈夫布鲁诺在自己吟诗:“痛苦就像螺旋桨/却不能把人带向任何地方/只有螺旋桨在空转”(《左撇子女人》)。在汉德克的笔下,这些女性角色带有神秘的独立气质(包括那部几乎成为经典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仿佛也催生于自己的母亲:她们饱受苦难,却保持异常的自尊与高贵。

  经验的独自反刍,使得汉德克异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获取“陌生化”的信息。例如《短信长别》(1972)的主人公在费城旅行中的孤独寂寞:“有一次,当电视长时间地只有电流声时,我抬头看到由空荡荡的德国市民房子组成的电影画面。屏幕前方突然有一头怪兽走过,图像很大,只见到它的头。其间,画面里一个戴着厨师帽子的男人正不断地介绍这由五道菜组成的晚餐,这些菜只需要简单地包在袋子里放进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拿出来即可。他还示范如何用剪刀将袋子剪开,将食物倒出,并用近镜头展示食物倒进盘子时热气腾腾的样子。”(《短信长别》)因为对痛苦和离别的反刍,汉德克在叙述中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左右”之境让他的人生恐惧和痛苦得到了缓冲,童年的创伤如此,母亲的离去如此,因为窒息的婚姻关系而主动失去妻子的痛苦也仍然如此。正因为这种泛化的、弥散的描述方法,让他的小说带有现代生活中的哲学意味,给人一种静谧的安慰或者重新唤起那种痛苦以及恐惧。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谱系中,能够找到和他相似的作家,如伯恩哈德(1931-1989)。他们都经历过二战带来的伤痕,都是在母亲的单亲庇护下长大,后来也都有了继父。伯恩哈德的生父因为酗酒自杀,他辗转在母亲和乡下外公家之间直到出外谋生;汉德克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继父也是嗜酒而崇尚暴力,后来,他的母亲也因抑郁和孤独自杀。有研究者认为,伯恩哈德的“反叛”来自于他不幸的童年和陈旧封闭的乡下生活,这样谈汉德克亦不为过。童年的遭遇,让他们的书写成为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而父亲或者母亲的缺位,成为他们用写作来填补这种缺憾的绝好方式。他们对于语言的变革性的尝试,恰恰是对惯常生活的超越,对个人或他人不幸的一种反刍与升华。汉德克许多充斥着主体经验的作品中,都是通过厌倦日常生活、通过孩子般执拗眼光的书写,来反刍回忆与当下经验,舔舐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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