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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巴西:从若热·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说开去
2016年02月24日 07:35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樊 星 字号

内容摘要:当西语美洲文学的追随者们已经沿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两条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时,亚马多的读者却还在对《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香艳场景津津乐道,译者也要在前言后记反复提及这一点,根据立场不同对其中的两性描写进行解释或抨击。上世纪50年代的翻译工作者更倾向于将亚马多笔下的巴西与解放前的中国相类比,中文翻译也有意无意地将巴西社会带入到中国现实中,比如将巴西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兴起的可可庄园主类比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在他之前,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创了巴西现实主义文学,对巴西大都市中居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建立了边缘化的巴西文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欧洲文学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提起巴西文学便想到亚马多或许并非由于他深入人心,而是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巴西仍只是一个隐形者而已。

关键词:若热·亚马多;中国;翻译;文化;意识形态;小说;拉美文学;巴西文学;文学界;文学汉译

作者简介:

  在巴西文学史上,若热·亚马多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写作题材与表现技法上,文学评论界对他褒贬不一;而他在意识形态层面所经历的几次转向,更是在巴西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剧烈反响。然而无论他在巴西文学界如何饱受争议,都无法掩盖这样两个事实:他曾是并依然是巴西民众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他对巴西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若热·亚马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在上世纪30年代,巴西文盲率高达70%,文学几乎只是大城市精英阶层才会关注的话题。但年仅二十几岁的若热·亚马多却凭借《可可》《死海》与《沙滩船长》等6部小说赢得了外省普通大众的喜爱。他成功地将反抗精神、左翼思潮、乌托邦理想与民俗传统等元素杂糅起来,结合巴西东北部特有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批判小说。这种杂糅的风格是他为大多数批评家所诟病的原因,因为左翼思潮与民俗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排斥,而浪漫主义色彩又会消弱社会批判的力度。但也正是其作品中暗藏的矛盾因素,使得二战结束以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将他作为巴西文学的代表予以翻译、推介。

  几十年来,对若热·亚马多在世界各国译介史的研究层出不穷,每项研究都从相对独立的角度勾连出文学翻译、世界权力格局与巴西形象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希望借由他理解“南美邻居”的美国,还是利用他作为政治宣传的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又或是遭到重创之后将其构造的乌托邦世界作为一条新出路的法国,若热·亚马多似乎总有办法满足不同体制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在占据畅销书榜的同时传播巴西文化,并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的研究对象。

  但是在中国,尽管从50年代起对亚马多的翻译数量不逊于任何一位拉美作家,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巴西文化却从未得到真正彰显。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学视野中,巴西仍然近乎一个隐形的国家。

  拉美文学汉译史上的亚马多

  在中国,若热·亚马多的译介首先是在拉美文学译介的大环境下展开的。在《“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中,滕威梳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90年代末期的拉美尤其是西语美洲文学汉译的历史演变,重点突出了50年代到70年代对拉美左翼革命文学的建构,80年代由“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引发的拉美热,以及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化造成的拉美文学译介的衰颓。在这本书里,滕威细致考察了国内外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民间思潮对拉美文学汉译的交互影响,对各阶段译介过程中的遮蔽、误读与错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边境”之南》的论述侧重于西语美洲文学,因此对使用葡语写作的亚马多只是略有提及,但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并未超出拉美文学汉译的大框架,只是由于其作品数量庞大、内容驳杂,加之作者的创作生涯前后延续七十余年,而葡语研究者的数量又十分有限,因此对亚马多作品的误读也更为严重。此外,如果西语美洲作家群体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从50年代至今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话,对于巴西来说,若热·亚马多仍是迄今为止惟一合格的代言人。

  在《“边境”之南》的附录里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36部巴西作品,其中若热·亚马多的作品占到了14部,不仅在巴西作家中无人能及,在所有拉美作家中也高居榜首。再考虑到在巴西的36部作品中,有6部属于儿童文学,还有一些文学价值存疑的作品,比如时任巴西总统的若泽·萨尔内创作的《水之北》及其幕僚萨莱斯所写的《钻石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热·亚马多占据了中国巴西文学译介的半壁江山。正是亚马多在巴西文学界这种“一枝独秀”的现象,使得不少人对亚马多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产生兴趣。我曾于2011年在澳门召开的世界葡语研讨会上作过“亚马多中国接受史”的发言,并在巴西《文化批评》上发表了《亚马多在中国的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剑波也在2013年圣保罗大学的《翻译文学杂志》上撰写了《亚马多中国接受史》。2014年,北京大学的王思维完成了硕士论文《从“和平斗士”到“百万书翁”——若热·亚马多在中国》。这篇论文以亚马多1952年、1957年与1983年三次来访中国为主线,详细分析了亚马多在中国不同时期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与“重写”,以及在这之中所投射出的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变迁。

  和当时大多数拉美作家一样,亚马多是以革命作家与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中国的。他在1951年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斯大林和平奖,并于1952年受萧三及中国作协之邀访华。可以说,他和聂鲁达一样,是中国与拉美之间“民间外交”的重要桥梁。在上世纪50年代共出版了三部亚马多的作品,分别是《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和《黄金果的土地》。这三部小说均写于亚马多在巴西共产党内工作最为积极的时期,后两部更是加入了直接的共产主义宣传。

  进入60年代之后,亚马多和巴西一道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回归,这也正是拉美热所兴起的时间。尽管在回归之后,亚马多被唤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他的介绍与定位却都与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译者与出版界有意淡化了对前期意识形态浓重作品的引介,在80年代所翻译的10部亚马多的小说中,9部都是作者退出巴西共产党之后的作品,惟一的例外是《拳王的觉醒》,曾经的无产阶级斗士由此变成了颇有异域风情的乡土作家。这一时期翻译的第一部亚马多作品是《金卡斯之死》,发表于1981年《世界文学》杂志上。对于这部小说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它几乎不涉及情色描写,这在亚马多后期作品中极为难得。80年代中旬出版环境进一步放宽之后,亚马多最畅销的两部小说《加布里埃拉》与《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得以在中国出版,后者更是屡次加印,卖出了15万册。

  然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不同,若热·亚马多在80年代的中国遭遇了他在巴西一直以来的境遇:深受读者欢迎,但却无法打动文学圈和评论界。当西语美洲文学的追随者们已经沿着“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两条不同的道路探索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时,亚马多的读者却还在对《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香艳场景津津乐道,译者也要在前言后记反复提及这一点,根据立场不同对其中的两性描写进行解释或抨击,甚至就连专门的评论文章也从未能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从90年代开始,随着拉美文学出版在中国的整体衰退,亚马多的翻译热潮暂时停止,中国研究界对他的关注更是越来越少。继1991年出版《大埋伏》之后,直到2014年才有新作《沙滩船长》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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