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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长中彼此塑造 ——关于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话
2018年08月29日 05:52 来源:文艺报 作者:梁鸿 石一枫 字号
关键词:生活;写作;诗和远方;乡村;乡土

内容摘要:乡村里面承载着一个人最古老的梦想,因为跟大地相关的东西总是让人向往,但另一方面,这个大地也是行进在时代中的大地,不是跟时代无关的大地。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把城乡分开想象吗?有时候未见得。原来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的很多障碍,今天已经不是障碍了。面对城市和乡村,需要有新的想象方式,或者新的书写方式。

关键词:生活;写作;诗和远方;乡村;乡土

作者简介:

  乡村里面承载着一个人最古老的梦想,因为跟大地相关的东西总是让人向往,但另一方面,这个大地也是行进在时代中的大地,不是跟时代无关的大地。

  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把城乡分开想象吗?有时候未见得。原来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的很多障碍,今天已经不是障碍了。面对城市和乡村,需要有新的想象方式,或者新的书写方式。

  梁 鸿: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最大的主题之一是改造乡村。不管是文化改造、经济改造还是农民进城,都能延伸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精神状态问题,当代作家对此也非常关注。对于普通老百姓,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潮之中,需要考虑怎样去适应、去看待,或者去思考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现代以来,乡土中国经历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关于乡土的想象。我们最熟悉的一种可能是,认为乡村是古老的、封闭的、一潭死水的,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是完全分离的,我们需要去改造它,需要让它跟现代生活接轨。还有一种关于乡土的想象是桃花源式的,觉得乡土是田园诗一样的,让人感到美的、舒适的,需要我们去维护、去坚守,让它成为每个人心中一个古老的梦。但是我认为,这两种想象都是非常狭窄的或者片面的,都是把乡土世界、乡土文化、乡土的精神内涵做了一个固定的、悬立于我们现在生活之上的思考。其实,乡土社会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乡土社会里的农民、乡绅等等,都是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因为有人,所以都有向外流动的冲动和渴望,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很多文学写作里面写到农民是多么保守、多么愚昧,在城市里面多么不适应,其实并非是天然的,这里面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原因和精神原因。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展现了我们一种偏执的观念——我们把乡土作为一个固定、封闭的东西去处理它、去思考它,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石一枫在《世上已无陈金芳》中也思考了关于农民、关于乡土的生成、关于乡土社会跟城市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我特别喜欢用“乡土生成”取代“城乡二元对立”这个词,因为“二元对立”是排斥性的,“乡土生成”是生长性的,是彼此在塑造的。

  我当年写《出梁庄记》时为了做调查跑了好多城市,我发现实际上农民的形态完全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塑造、生成出来的,并非天然就是愚昧、麻木的。就我的理解而言,乡村里面必然承载着一个人最古老的梦想,因为跟大地相关的东西总是让人向往,但另一方面,这个大地也是行进在时代中的大地,它不是跟时代无关的大地,这才是比较开放的观点。

  石一枫:我从小到大一直住在北京,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我并没有看过。但后来想想,我的生活里面乡村的因素也很多。中国的城市很特殊,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我从小到大住的地方,在今天叫西四环路。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是郊区。北京的四环路在30年前全是农田,今天想起来是很沧海桑田的。在北京,你今天看到高楼大厦、很现代化的地方,它的名字都土得要命。比如中关村,为什么叫“村”?因为30年前,它就是一个农田,就是一个村,有人在那里种地。

  从我这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我们的城市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爆炸”式出现的。前20年,目睹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炸弹在我们国家版图上“炸”开,把乡村全都“炸”成城市,“炸”成高楼大厦,“炸”成机场、高铁站,我们现在依然在目睹这样的“爆炸”继续进行——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偶发的、突然的,甚至是仓促的。

  就像梁鸿老师说的,我们总是习惯把城市和乡村想成二元对立的,我们对于乡村的想象,一种是鲁迅式的,另一种是沈从文式的。鲁迅是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国家为什么弱?中国为什么强不起来?他认为是因为乡村里都是阿Q那样的人。沈从文则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想,他不太想国家强不强,他想的是人幸福不幸福。我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我离开了乡村。这两种想象,应该说多少都是偏颇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文化人也好,虽然大部分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但是既往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书写,很少有人能够提供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乡村样貌和乡村本质。

  但其实对于城市和乡村还有第三个想象,就是社会主义想象。在“十七年”文学里,我们还想象着了不起的梁生宝这种人,《创业史》《朝阳沟》《金光大道》等就是想象这样的乡村。这个想象,在某种意义来说是真的想象,因为“文革”结束之后,我们重新写作乡村之后,发现这样的农民全都没了,作品里面没有,在生活里面也没有。原来所有中国农民都是梁生宝,怎么现在一个梁生宝也不剩了?梁生宝都跑到哪去了?我们刚才说的鲁迅的想象或者沈从文的想象,多少有点真实的影子,但梁生宝的真实成分更少,更多是美好的期望。

  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把城乡分开想象吗?有时候未见得。原来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的很多障碍,今天已经不是障碍了,比如教育障碍、技术障碍、经济上的障碍,其实都在飞速缩小。以后,面对城市和乡村,需要有新的想象方式,或者新的书写方式。

  梁 鸿:“爆炸”这个词特别恰当,曾经有一句话说“中国40年走了西方400年的道路”。“40年浓缩400年”是什么概念?因为速度太快了,里面可能压缩了无数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的方向性问题,我们只是探讨在这样的状态上,人的精神状态和观念的问题。

  城乡二元对立的相对固定化的观念,其实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曾经跟着一个团体到台湾待了十几天时间,我发现在台湾的很多学校里都有一个“在地教育”。它一方面指的是学校教育,比如在中小学课堂里面,每人有一本地理课本,是关于本地的山川样貌,比如说雪山、古城、周边河流的走向、山川的来源等等。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会对他自身生活的地方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山是从哪来,水从哪来,它经历多长的时间,它是多么美。而我们乡村的孩子,真的爱自己的家乡吗?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你一定要离开农村,才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你不能埋怨农民不爱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爱这个乡村,你怎么能要求农民去爱呢?

  关于乡土,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梁庄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生活了20年,我们村庄有一条大河,我非常喜欢,可我真正了解那条河吗?我是在过了30多年之后,写《中国在梁庄》时,才再去看那条河,回去找这条河的来龙去脉。如果小时候我受到了类似的教育,可能很早就有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说:“每个人都无家可归,我们的故乡正在沦陷。”这句话太俗气,但是它的确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一种生活形态。你一年不回家,回到家里,这条河没了,两年不回家,整个村庄都没了。我曾经在一个乡村当过小学老师,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但是前年回去,我突然发现,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后来我找当年我的学生,让他给我带路,他自己也说记不清了。

  在这样一种形态之下,人的内心会有非常微妙的动摇之感。它不会给你造成打击,你还在生活,你该干吗干吗,它不是显象层面的动摇,而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动摇。也就是说,由乡村整体的动摇,带来的许多观念的动摇。

  石一枫:确实,一些本来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真得重新反思、衡量它。比如我们觉得,来自乡村的人必须要出去,是中国大多数乡村青年都会有的想法,很多当代作家可能都写过类似的题材。但有的时候回头想想,真的必须要出去吗?

  类似的困惑和再反思,也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经历的。刚才说到台湾,台湾的确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台湾人也有“必须要出去”的想法。日本群众也曾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的日本乡村有一套典雅的、有美感的乡村生活体系,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非常小,他们在乡村也可以待得很好。当然,人们想换个活法没问题,选择大城市的生活,是选择了高收入和便捷的生活,但城市生存压力大、人际关系冷淡,这就是有得有失,是你自己跟自己做的一个交易,你享受这个交易的利好,同时就要承受这个交易的损失。

  另外,我们总是用城市改造乡村,总是这边强那边弱。其实中国古代反而是乡村改造城市,因为所有的城市精英全是乡村精英,京官全是科举考过去的,这些江南才子、北方望族的后代告老还乡之后再回乡下,四处建园林。那时候,城乡观念跟现在不一样,双方谁强谁弱还真不好说。我们现在强弱之间的差别特别大,总想改造乡村,我有时候也奇怪,你有什么资格改造人家?关于乡村,我们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想法,但我觉得需要站远一点,思考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它怎么就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它?凡事多想一步,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可能会更深一点。

  梁 鸿:有时候我来到乡村,会发现当地人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是自信的,对当地的文化是自信的,这种自信使得我们每个人想睁开眼睛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现在总说“诗和远方”,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每个人的生活内部都有很多空间,你和家人的关系,你跟你自己房屋的关系,你跟你身后这条河的关系,都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能够想通这一点,其实不必被整个成功学的社会所改造。在今天,传统社会里的“安之若素”已经变成可笑的词语,原来一个人道德上有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品格,那是非常受尊重的,但是这种最朴素的存在,在今天也慢慢都没有了。

  我想说的是,不光是农民,应该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对于作家的写作来说,这点非常重要。写作不要被大的概念所裹挟,你要睁开眼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态。普通人即使不写作,也要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美的所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如果要写乡村,一定要看看身边真正的人的存在,因为那才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形态。

  石一枫:的确,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其实写作就是琢磨人,如果说仅仅琢磨几个概念,或者琢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都不是真正的写作。

  过去一天24小时,人们可能20小时琢磨吃,4个小时琢磨人。现在的中国人,吃饭早就不成问题,24小时里除了睡觉可能全都在琢磨人,中国人天生都适合写作。在生活里面琢磨人越多,越适合写作。我到很多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是我们的“诗和远方”了,但是人们还在想“诗和远方”,多么可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生活态度、生活姿态。

  (本文节选自梁鸿、石一枫在“十月文学居住地·丽江古城”系列文学活动上的对话)

作者简介

姓名:梁鸿 石一枫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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