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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思想形象 ——方维规教授访谈
2017年10月20日 08:42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方维规、符鹏 字号

内容摘要:——方维规教授访谈原创2017-10-19方维规、符鹏文学文化研究方维规, 1957年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特利尔大学、哥廷根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汉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符:说到这里,我想到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也就是汉学研究。3.文学研究的概念考辨符: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这么概括您的学术研究,其一是充满实证精神,我觉得这与您在德国学术训练有关,我们都知道,文献考证是德国学者的优长。

关键词:学术;学者;德国;比较文学;概念史研究;中国;教授;学生;汉学;文学社会学

作者简介:

  专家简介:方维规,1957年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学院77级德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1986年至2006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 获哲学博士学位和德国教授学位,先后在特利尔大学、哥廷根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文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维规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在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概念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等领域卓有成就。出版德语著作五部,中文专著三部,编著四种,译作四部,论文百余篇。

 

  历史巨变中的精神试炼

  符鹏(以下简称符):方老师下午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从您的少年时代谈起,好吧?您是哪一年开始读小学?当时学校和社会是什么状况?

  方维规(以下简称方):我是1965年读小学的,上学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学校生活也因此发生很大变化。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个人也是当过官的,最大的官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红小兵部队编制,整个学校叫红小兵团,下面还有连,一个年级叫连,一个班叫排,我三年级就当上了红小兵团副团长,就是第二号校级学生干部嘛。我当时成绩很好,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当时搞的教改。教改我们现在很熟悉,天天听到各种中小学教改。不过,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六十年代的教改。当时的改法是,工农兵加老师。准确地说,没有农,是工宣队、军宣队、老师和学生参加编教材。我是学校唯一一个参加教改的学生,大概是在假期,集中在上海郊区的某个地方,大家一起编教材。编的什么教材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段经历很特别,不管是去凑数还是什么,有一种平等参与的感觉。

  符:的确如此,今天人们一定觉得匪夷所思,没听说过学生参加教改的。您小学读了几年?是哪一年毕业的?

  方:我们当时的小学是七年制,我记得读六年级的时候,暑假在我姐姐插队的乡下玩。有一天,家里突然接到电报,说我们小学保送我读上外附中,得赶快回去参加考试。“文革”开始不久,上外附中就受到冲击,学校被取消了。当时北外附中也被取消了。后来政府又决定恢复上外附中,1971年我被保送前,已经招了一个试点班,但我们是正式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没有重点中学之说,上外附中则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学校。凡是去读的都是学校推荐的,每个区有很多小学,但名额很少,推荐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入学考试,竞争很激烈。我在附中读了四年,1975年毕业。后来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学德语。上外附中有英法德俄四个语种,后来又加了日语。现在想想,完全是巧合,我当时填了英语和德语,分班的时候,把我分到了德语班。从此就跟德语结下不解之缘。记得在回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说梦话还都是德语。

  符:我听过顾彬夸赞您的德语水平,超过绝大多数德国人。1975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当时应该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所以,毕业之后您去了哪里?

  方: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简单讲讲。上外附中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招收的都是天资较高的学生,不局限于上海,还有北京来的。这是一所住宿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少小离家。学校里很多是官僚子弟,也有工农和部队子女。当时中学毕业是不能上大学的,只有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学校把我们留着,计划到年限了,就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当时从上外附中选了30个人留在上外。留下来干什么呢?主要是做些教辅和杂务工作。我当时被安排到后勤组当工人,主要做漆工和木工,也有一段时间当清洁工。在学校做这些事不费劲,反正是在混日子,加上我们附中来的,都有些得意,当然也有不守纪律的人。学校看到这种情况,便把我们送到上外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就在凤阳的大庙村,当时李克强是党支部书记,当然我们不认识他。我在那里主要是养猪、养鸡,后来是“养人”,被分配到食堂烧火。对我们这些上海去的学生来说,干校生活是极大的冲击。没去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穷的地方,不是说凤阳是十年九年荒吗?举一个例子,在那看到一些农民出门就穿着棉袄,很奇怪,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家里太穷,在家里不穿衣服,出门就裹上棉袄。对我来说,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上海以外的天地,知道了中国的地区差异和贫穷一面。干校结束后,我们回到上外,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务处秘书,然后就是1977年。

  符:这段经历确实不同寻常,可以说是重新认识中国。接下来您赶上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对吧?是哪一年考到上外的?当时上外是什么状况?

  方:对,1977年恢复高考,我就考入上外。当时上外的录取线很高,好像超过复旦。很多学生希望通过学习外语而获得出国的机会。德语系分高低两个班,我在高班,大概有十二三个学生。教师中有外教,也有一些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去海德堡大学进修过一两年。但我们班有附中学习德语的底子,上了两年以后,就觉得学不到新东西,调皮者开始罢课,要求提前毕业。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罢课的班。这让学校感到很为难,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毕业后分配去向不明,毕业文凭还没有准备呢。无奈之下,学校提要求,谁想毕业就参加毕业考试。由教育部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负责出题,故意把题目设计得很难,这样免得有人通过给学校制造麻烦。谁都没想到,全校还是有十来个附中的学生通过了考试,我是其中之一。按说这样该提前毕业,但教育部还没有文凭,只好达成协议,要求再读一年才能毕业。可是,又读了一年,文凭还是没印出来,教育部又提要求,毕业是否同意留校,要是同意就可以毕业。所以,我是读了三年就毕业领工资了,我记得是三十六块,还挺高。不过,开始没有教书,或许是文凭没有到手吧。先是在我们系的电教馆干了一年,然后才转成助教,教大一的学生。现在想来,当今的博士硕士找工作不容易,我们当时有的是工作在等你。学外语的,往往是去各大部委,或者留校,还有就是到一些外贸机构。

  符:这段经历挺传奇的,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大三毕业做大学教师。不过,也是因为你们这批学生太优秀了,当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门都没想到你们成长得这么快。教书对您来说应该并不是难事,没什么挑战,所以后来您选择去北外读硕士,对吧?当时是什么情况?

  方:一开始学校不让考研,因为考研就意味着走人,这与他们希望留你的初衷相悖。后来北外开设面向大学教师的硕士班,也就是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学校同意我报考,毕业后必须回校。当然,我顺利考上了。不过,在去北外读书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对我打击不小。海德堡大学给我们学校年轻德语教师提供了一个读博士的名额,转行学经济,系里想拓展自己的教学方向。根据学校的规定,谁考第一名,就派谁去留学。我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成绩出来是第一名。本来想着可以去海德堡念书,可是系党总支书记来找我做工作,说我两个都考上了,系里希望我去北京,去海德堡的名额给另外一个人。当然,系里的初衷是不想浪费名额,但对我来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最后也还是接受下来,到北京读研究生了。

  符:这段插曲几乎影响了您后来的人生。如果当初去了海德堡,应该是另一番经历了,或许会成为有名的经济学人士呢。不过,北外的硕士班是联合培养,您去北京后是有机会去德国的吧?

  方:是的。我是1984年到1986年在北外读研。班上都是大学年轻教师,两年读完再去德国一年。当时可以选择导师的学校,主要是海德堡大学和汉堡大学,都在西德。但等到1986年准备出国的时候,中国和东德的关系变好了,所以把我们班的学生都送到东德去了,学语言学的去莱比锡,学文学的去东柏林。在“文革”前,中国的留学生都是派往东德的,后来因为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和,终止了来往。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派往东德的学生,后来逐渐多了起来。我去过三个德国:东德、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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