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时空对话
走进散文,开拓我们的精神世界
2017年05月15日 16:32 来源:文艺报 作者:祝勇 李林荣 字号

内容摘要:李林荣:在我印象里,自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兴起,你就一直闯荡在散文里,开始以理论批评为主,后来转到创作,而且创作上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散文;精神世界;故乡;写作;李林

作者简介:

  苦是底色 亮是本色

  李林荣:在我印象里,自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兴起,你就一直闯荡在散文里,开始以理论批评为主,后来转到创作,而且创作上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这一步步是怎么走的?近年聚焦到以故宫为主要题材、向历史和艺术做全面生发的这条独特的创作路线上,作品源源不断,社会反响也很热烈,过程里有些什么重要的感受?

  祝 勇:先回顾一下。我对历史文化的关注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那时候出了一套《深呼吸丛书》,张锐锋、周晓枫、庞培、我,一人两本。我的两本是《遗址》和《凤凰》。书里的作品实际上是90年代中后期写的,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写作方面关注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了。2005年我从出版社辞职之后,仗着年轻又有时间、有激情,就大范围地游走,往好听了说叫田野调查。这的确是更深切地了解乡村社会、风土民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机缘。

  我现在奔50了,让我再这么翻山越岭,恐怕难有从前的体力和激情。那时候走得很快乐,虽然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完全靠个人,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段经历我觉得挺重要的。当时的写作相对来说比较散,从一个大地人文的主题下展开。《十城记》写城市变迁,反映传统文化逐渐消解的历史过程,《蓝印花布》一类写乡村,基本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

  李林荣:我读那套书的感觉是,用行踪记述加上你自己在现场的感受来构筑篇章,这种写法确实跟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有点像。不过《文化苦旅》是着力渲染悲情,渲染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里的悲剧性精神体验。你那套书里面看不到多少《文化苦旅》那样的“苦”,相反倒是自由洒脱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多。

  祝 勇:我们都是从校门到单位门,经历比较单一,从学校里面成长起来,眼界相对比较狭窄。如果从事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多的先天不足。一下子放出去以后,看见什么都非常兴奋,尤其那些乡土当中最淳朴的东西。比如说在藏区,看到人家一个女孩子出生要种一棵树,我就写《美人谷》,树林就越来越多,一年一度花开花谢,人已经不在了,但陪伴过她生命的那棵树仍然在。现实乡土当中有很多让你觉得特别震撼的东西。要发现这些确实是苦,可能比《文化苦旅》还苦,那真是翻山越岭。有时候到一个村子里去,天黑了还没走到,看着近,走起来很远,或者是下一个村子你根本就看不见。有时候一个人走、有时候结伴,没法提前计划,所以是真正的苦旅。

  那时候民风淳朴,比如说在山上坐在石头上休息,遇上一个老太太路过,她背着柴过来,就会把怀里的馒头拿出来给你。那种淳朴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不需要任何语言交流,它是一种习惯。走到谁家住谁家,根本都不用打招呼。我到过一家,他把结婚的时候盖的被子拿出来给我盖,因为他觉得外面来的贵客不能怠慢。第二天走的时候给他钱,他绝对不要。这是些很平常的经历,年轻时候对自己的社会视野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在文化上也有了更深的感受,不是那种书本上的简单的接受,而是得到了很多有温度的切身感受。苦是一个底色,但本色是很亮的,是很激动、兴奋的一段经历。

  李林荣:涉及的地域多了,所以人文地理志的风格突出起来了。相较之下,你刚才说的这些主观色彩很鲜活的感受,在那些作品里面好像有点被掩盖了。

  对比你后来对故宫的书写,你前面这段写作更具个人化特点。现在你写故宫,每篇都要处理很多史料,加很多注释。你刚才讲的这部分内容,写起来挥洒个性的自由度就更强一些。从写作肌理上来讲,这和标准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更近一些,个人化的视角也更容易贯彻得通透一些。

  祝 勇:我写进了不少直观的感受。后来我都并入《西藏书》了。当然里面也讲了历史、文化、建筑。比如说写布达拉宫,我跟宁肯还探讨过,我一开始写的是“一处高处的纪念碑”,但宁肯说布达拉宫像一架架在山顶的钢琴,我说这个感觉更好,因为有音乐性了。这个阶段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文字上开始很讲究了。另外,我对各种地域文化的认识有了一个直观的体验,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后来这样的游走还在延续,包括进故宫以后,但不是主要的了。比如说在赣南参加千人宴,这都是我们乡土民间非常美好和令人震撼的东西。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村子开1000人的宴席,把所有的桌子接起来,在他们的城堡,也就是赣南的围屋里面,摆千人宴。这真是乡土中国的感受,靠血缘、靠亲情连接这种情感支撑起来的一种文化仪式。在文化上,实际上这几年的游走又让我念了一个学校。

  李林荣:你这部分写作延续的过程,也就是你个人的写作趋于风格化的过程。当时整个文坛、整个文化界都有一个世纪回眸、甚至千禧年大结账的反思和审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潮流。另有一些写作者把跟你相似的经验问题化了,形成了后来看到的“梁庄叙事”式的非虚构写作一脉。它们揭示的问题是乡村文明在溃败、乡村社会在病变,城市把他们给遗忘了,伴随城市化的过程,乡村文明出现了退化。梁鸿写的只是中原地区一个省份,你写的那些都是面积很广大、涉及人群很多,在社会文化坐标上更具边缘性,但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覆盖面却是更大的一个疆域。

  但后来你这部分写作跟梁鸿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分野。现在既然没中断这个系列,是不是将来还有重写的打算?重新回过头用另外的方式再去处理一下这些素材?

  祝 勇:我这段写作是比梁鸿的非虚构稍微早一点,从内容上也有不同。梁鸿是更多地面对现实的中国乡村面临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她比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的命运。我更多是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体验乡土社会,把乡土社会放在历史纵向的维度里面。实际上,我的感受和作品表达出来的意识,并不那么悲观,因为我在行走当中感受的完全是相反的东西,就是一方面在破坏,我的《十城记》就是写城市破坏的,现代文明带来的一些传统价值的丧失和破坏。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还很强韧地在生存,比如说我写的千人宴,尽管城市生活使我们人情越发淡薄,但是通过千人宴你可以看出来,那种人与人的情感纽带非常强韧,而且很有激情。完全是人和人之间无缝对接,是无法改变的亲切和信赖,就像你的亲戚或者是孩子一样,这也是现实一种。我们有时候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