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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现代出版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2017年05月09日 08:37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思和 字号

内容摘要:今天我们纪念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庆典,我想对中国现代出版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谈点不成熟的想法。这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慢慢提升了,它本来是一个家族型的小企业,承接各种印刷生意仅仅是为了赚钱,但自从有了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开始有自己的产品,首先是编撰了当时堪称一流、能够与国际接上轨的教材,精神文化、教育、出版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传播。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建立与竞争、发展,到后来像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兴起与活跃,这样一个出版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出版与知识分子创建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出版商就是知识分子自己。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知识分子;张元济;教材;传播;文化;中国;翻译;出版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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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纪念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庆典,我想对中国现代出版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谈点不成熟的想法。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我个人的理解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有一个字可以表达:“传”。它是一种传播。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让更伟大的人做。我们的任务是传播。比如我是一个老师,我站在讲台上,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告诉你们,虽然这些知识里也融入了我个人的体会,但知识本身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人文知识无非来自历史上人类实践的智慧结晶,还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本身,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我要传给你们的,只是我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

  “传”是多种多样的。著书立说是为了传播。戏剧家写了一个戏,导演、演员把它搬上了舞台,那是舞台上的传播。拍成电影电视剧了,那是屏幕上的传播。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把人类文化的精神产品传出去。而现代出版,就是一个专门从事传播的机构,不仅仅新闻报刊、广播影视是传播机构,新媒体是传播机构,其实学校教育、出版等领域,也是传播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我四十几岁,精力比较旺盛,曾经与好几家出版社合作,策划过一个“火凤凰”系列丛书,我喜欢做这个工作,觉得非常有意义,出版工作可以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编出来、印出来送到读者手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传播工作。

  商务印书馆的建立,是整个中国朝现代化转型的大事情

  现代出版事业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个起点是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由此开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都作鸟兽散,张元济受到朝廷的处分是“永不叙用”。这里我要提到三个人:张謇、蔡元培和张元济。他们三人都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官员,戊戌政变以后,他们从京城南下上海,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们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企图开倒车的清政府是靠不住了,所以他们都绝了继续做官的念头。张謇到南通搞实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企业家。蔡元培和张元济,后来一个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一个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负责编教材。他们三个人对现代文化所做的贡献,比做一个当时的官员,要重要得多。

  张元济先是到南洋公学做老师,主要负责教材,这样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小老板,张元济委托他们印一些南洋公学的教材。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可以做:编教材。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失败了,但可以从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的角度传播新思想,办新学校,教育下一代,这样也可以慢慢地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封建时代的教材无非是四书五经,是在私塾里传授的,这套所谓的国学已经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和需要,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张元济要编一套适应公学的教材,他邀约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先编小学教材。这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慢慢提升了,它本来是一个家族型的小企业,承接各种印刷生意仅仅是为了赚钱,但自从有了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开始有自己的产品,首先是编撰了当时堪称一流、能够与国际接上轨的教材,精神文化、教育、出版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传播。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岗位,后来商务印书馆越做越大,成了现代中国第一出版社。

  这样,一些原来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士,慢慢在民间摸索自己的事业和价值观,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把教育、出版,包括他们传播的新思想都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古代并没有知识分子。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是一定要通过做官才能实现。中国古代两千年就是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观。而现代知识分子很不一样。为什么张元济、蔡元培他们的选择道路很重要?因为他们看到,读书人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用其他途径造福社会。这不是职业的选择,这是价值观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张元济介入商务印书馆,不是简单地编教材,而是自己入股,把自己的精神劳动和经济利益绑在一起,这样他就不是一般的写书者,而是新型的出版人。慈禧晚年良心发现,想把张元济招回来,让他再来做官,结果张元济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商务印书馆也能对社会有贡献,也能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价值观念变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了这样的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才有后来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其实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有很多,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很多留学生出国深造,选择的专业是法政、经济、医学等等,将来回国可以做律师、医生等等,其实都是有价值的。我要说的是与“传”的关系最密切的岗位,第一就是思想学术,做某一领域的专家;此外还有两个直接负责传播的岗位,一是教育,一是出版。教育与出版这两个领域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精神产品的传播相关。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说服那些诸侯国君,希望做官,结果他失败了,一辈子官运不好,最后孔子安心下来教书,开一个民办学校,而且他的私学门槛也很低,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只要交学费我就教,把教学看成是一个普及文化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专门为贵族服务的机构。这就是孔子的第一个“传”。

  孔子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编教材,这是第二个“传”。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歌收集起来,选择政治正确的,编了一部《诗经》。《诗经》传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大学中文系第一课还要读这个。此外孔子还编了《春秋》等几套被后来称为“六经”的书,其实都是教材。他编的这几套书是中国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基本阅读范畴。读书人进入朝廷做官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一套孔子传下来的 “学术传统”。这个学统与皇家政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可是,这样“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了晚清就被打破了。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要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不能只读四书五经,很多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现代军事包括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都是传统国学所不具备的。知识专业越分越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就越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发挥作用,像过去“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在今天是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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