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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阅读与阐释
2019年12月05日 09:0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作者:孙纪文 字号
关键词: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状貌;阅读;阐释;多元一体

内容摘要:提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数量多品质高的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映现,是民族文化资源的一次次文学话语的体现,是秉承与传播清代之前多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互文性表现。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一方面具有各个民族文学演变的土壤,另一方面更有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学大家庭的熏陶,从而实现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融合状态,并进一步促进了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是:“汉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都将被放置于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结构框架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二元分置的结构性问题,汉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整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但未因此动摇,作为民族文学之一的。

关键词: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状貌;阅读;阐释;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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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数量多品质高的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映现,是民族文化资源的一次次文学话语的体现,是秉承与传播清代之前多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互文性表现。我们既要阅读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书面文学,也要阅读民间文学;既要阅读普通作家的作品,也要阅读大家名家的作品; 既要读懂表层结构,又要读出深层意蕴。在汲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着重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格局; 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构成,从而深刻把握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内涵和性质。

  关键词:清代“少数民族文学”; 形成状貌; 阅读; 阐释; 多元一体

 

  以多民族文学史观来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走向以及演变规律是当前文以多民族文学史观来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走向以及演变规律是当前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尽管在不同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有大有小,但是,无论是汉民族文学,还是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时常存在着互融关系。不能忽略和排斥那些“因远离中原政权或汉族文化、独立存在数百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艺术形式”,“尊重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性,而不要过分强调‘中国文学’的整体性”[1]。显然,这样的文学史观“既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又弥补了多民族文学间某些对立的内部矛盾,让中华民族真正向‘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靠拢”[2],有利于构建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新局面。多民族文学史观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研究视角,立足文学发展的多层面关系重新还原了中华文学的大格局、大气象,为厘清多民族文学的生存语境提供了可行的延展思路。

  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的方法论不仅适应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也适宜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立足这样的研究形势,为我们重点关注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与阐释”这个论题提供了学理支撑,也为我们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之中的深度问题提供了对话的契机。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清代并没有“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但有“多民族文学”存在的文学史实。故而本文可以化用时下这一概念和知识体系来探究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场域问题。按照学人的说法,“多民族文学”的基本内涵是: “在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境遇中,各个民族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意识在文学艺术上的多样态、多内容、多风格、多角度的行为与语言表达。”[3]其中的“多元文化”、“多样态”、“多内容”、“多风格”、“多角度”、“语言表达”等关键词同样适用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特征,也消解了概念使用上的歧义性质。于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在基本文学事实清晰的前提下,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的状貌是什么? 怎样阅读? 如何阐释? 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成为我们汲取相关成果的精髓后再一次立论的逻辑始发点。

  一、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

  探寻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的视角很多。诸如书写者的身份和经历、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意蕴、文学的文体形式和流变、形成的时空背景、文学审美特征的异同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围绕“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景象,选择三个纬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以梳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形成的状貌及其特征,并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对话的无障碍性和有效性。

  首先,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数量多品质高的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映现。清代文学之所以称为集大成的一代文学,依托的基础便是以汉民族文学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学的兴盛。有清三百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史亦三百年,诸如诗词曲赋、小说散文骈文乃至诗文评论等,都有上乘之作。作家们或用本民族母语写作,或用汉语写作,或用母语和汉语双语甚至多语种写作,可谓各领风骚,各有佳作。诸如维吾尔族诗人尼扎里、回族诗人丁炜、布依族诗人莫友芝、壮族诗人郑献甫、白族诗人师范等人; 词家如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回族作家丁澎、满族才女顾太清等人; 小说家如满族文学家文康、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等人,都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集存世,赢得后人称赏。仅就诗歌创作而言,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综其卓越,鲜明的特征有四: 一是诗人多、诗作多。新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诗歌卷) 以为: 少数民族的汉文诗词,在清代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清代是少数民族古代诗歌的高峰。“以壮族而言,历史上出现的用汉文吟诗作赋的文人雅士,达到一百多人,绝大部分产生于清代。”[4]( P. 394)由此可知清代少数民族诗人之众和数量之多。二是内容丰富。诸如思乡怀古、行役感遇、离愁别绪、入世情怀、逍遥洒脱、心系天下等主题无所不具。虽然各民族诗人的书写倾向有所不同,但仍不乏反映社会矛盾、暴露现实黑暗的写实作品和充满理想色彩的浪漫诗篇,表现出清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人文情怀。三是诗境出新。清代诸多的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族诗人一样,继承和发扬了“兴观群怨”和“不平则鸣”的立言精神,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的审美艺术精神,善于汲取各自民族的诗歌精华,兼善众长,在文思立意和技巧形式上不断追求创新,拓展了诗歌意境营造的路径。四是诗法兼容。他们或秉承传统,或追模唐风,或心仪宋调,或标榜偶缘,融诗道之尊、诗事之详和诗意之美于一体而拓宽诗界,凭添了诗史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唐诗以韵味胜,宋诗以理趣胜,那么清代多民族诗歌( 包含汉民族诗歌) 则以淹博胜,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留下璀璨的华章。

  其次,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次次文学话语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文化资源的形象化表达。清代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梳理完整实非易事。从文化形式最易转化为文学书写的角度看,至少如下的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文学表达: 人的存在与人的精神、历史故事、民俗民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婚姻制度、生态自然、尚武骑射等。这些文化资源既属于各民族作家,也属于汉族作家,故而在选题立意、审美旨趣、价值取向等方面取得了互为补充、互为融通的对话效果。以清代散文创作而言,无论是各民族母语所写的散文,还是采用汉语所写的散文; 无论是传记文学、笔记、小品、随笔、书信、时文、杂感,还是书表、碑铭、杂著、游记、序跋等等样式,都附着了民族文化的气息。如蒙古族散文代表性作家法式善的论体散文、博明的笔记杂录和松筠的绥服记略; 壮族散文名家刘新翰的游记散文、张鹏衢的骈赋文和黄诚源的小品文等,俱承载着各个民族文化传统所特有的精神气度和深厚的情理内蕴,与清代汉族散文大家“桐城三祖”( 方苞、姚鼐、刘大櫆) 文中所流露出的宗经思想和义理之辨,互相映衬,互为补充。

  诚然,吸收和接纳汉文化的倾向,同样是清代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种来源形式。有学者认为: 清代是中国古代民族迁化演生、分布情势的定型期,是各民族文化在广域间深度交流互动的新的高峰期,促动着中华文明的成熟。在中国文学史上,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存在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始终是充满活力的中华多民族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 P. 68)。显然,这位学者的认识正是基于清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吸纳和接受汉语写作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并且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明确: 文学书写的背后也自然渗透着汉文化辐射伸展的印记。

  再次,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秉承与传播清代之前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互文性表现。清代之前,诸多民族早已积淀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汉民族文学园囿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如《诗》《骚》、李杜、元白、韩柳、“三苏”自然是少数民族作家们模仿和超越的对象。而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如产生在公元 11 世纪的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产生于 13 世纪的《蒙古秘史》,以及著名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6]( P. 12),也是这些民族的作家吟咏模仿的对象。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诸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博采众长,含英咀华,并力图以各自的才情实现互文性的创作。非常有意趣的现象是,清代诸多少数民族的诗人普遍认同唐诗的魅力,尤以学习和模拟杜甫的诗歌为能事,从而形成学杜的一股潮流。为此,笔 者 曾 在《清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杜诗———以满、回、壮为中心》一文中以为: 清代满族、回族、壮族三个民族的诗人与杜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秉承关系。其关联之处不仅表现在这三个民族的诗人通过学杜、崇杜等手段,借以进行创造性的诗歌创作活动,还表现在对杜诗思想旨趣和艺术魅力的评判之中,借此显现他们对诗歌深层意蕴的领悟与把握。杜诗在清代诗坛的回响是形成关联的内在条件,而三个民族的诗人接受汉文化、采用汉语写作方式以及浸染于杜诗流播的环境之中则是形成关联的外在条件。三个民族的诗人在学杜过程中也转益多师,两者并行不悖。杜诗的回响主要是经典范式力量所起的作用,影响了民族诗人诗歌作品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互文性”的文本特征。[7]( P. 64)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传承和发展多民族文学遗产的灵动力量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一方面具有各个民族文学演变的土壤,另一方面更有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学大家庭的熏陶,

  从而实现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融合状态,并进一步促进了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

  二、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

  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成图景值得后人称赏,理解和传承这幅宏大的图景可从阅读开始。面对以往阅读面狭窄和阅读量不足的现状,我们怎样开展阅读呢? 或许一般的文学史教程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其基本的阅读路径是: 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通观博览,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显示出清代民族文学多层面的精神旨趣。诚然,这样的阅读路径是可行的;而本文还将从几个层面继续追问阅读的细节问题。

  其一,既要阅读书面文学,也要阅读民间文学。要了解甚或是理解一个个作家,最有效的方法是阅读他们的作品。同样,要理解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必须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既有书面文学,也有民间文学和口传文学;书面文学中既有采用汉语书写的,也有采用非汉语书写的。尤其是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存世情况复杂,正如学者所言:“少数民族的文学结构和汉文学不同,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数少数民族的韵文作品是民歌和民间长诗而不是作家诗。”[4](P.826)面对如此纷繁的文学形态,我们都要把握和阅读,方能识别文学的品种和文脉的延续。

  总体上说,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魅力以书面文学为主流,以民间文学为补充。书面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诗词、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文体形式,各有呈现,各有风采。仅以诗歌创作而言,清代汉民族的诗歌可谓与唐、宋两代的诗歌相媲美。而其他各民族的诗歌同样是繁花锦簇,争奇斗艳: 从诗人的结构队伍看,出现了多层次的人员组合,其中有君主藩王,有文臣武将,有士族官僚,有失意文人,有宗教领袖,有行吟歌者,有布衣诗人,还有少数民族女诗人。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之中,满族的纳兰性德和顾太清、蒙古族的法式善、藏族的仓央嘉措、维吾尔族的祖乎尔、回族的沙琛、布依族的莫友芝、壮族的张鹏展等,足以与中原汉族诗人的才情匹敌。从题材和主题看,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多艰,抨击不平的社会现实,讴歌正人君子和美丽山川,是此时诗歌创作的主体内容。正因为如此,清代少数民族诗歌在思想主旨上体现出古代诗歌高峰期的相应高度,颇有价值。从艺术手法看,“民族文字的作品愈加纯熟,驾驭自如,尤其是大型作品,规模宏大,人物鲜明,谋篇有序,语言生动,有很强的审美效应。”[4](P.565)而熟稔汉文诗词的各族诗人,结合民风民情,也创作出或雄浑或典雅,或清奇或高古,或灵秀或粗犷等不同风格的作品。从结集出版看,各民族诗人的诗集大量刊刻,至今大多存世,有时一人就有几部之多。以回族诗人的诗集为例,有名的家族文学的诗集如江苏马氏家族( 马世俊家族) 的《匡庵诗集》、《丸阁诗集》; 江苏俞氏家族( 俞堉家族) 的《甲申集》、《梦余集》、《率意集》;浙江丁氏家族( 丁澎家族) 的《扶荔堂诗集》、《青桂堂集》; 云南孙氏家族( 孙鹏家族) 的《少华集》、《锦川集》、《松韶集》; 福建丁氏家族( 丁炜家族)的《问山诗集》、《沧霞诗集》; 福建萨氏家族( 萨玉衡家族) 的《白华楼诗钞》、《荔影堂诗钞》、《望云精舍诗钞》、《湘南吟草》等,便是代表之作。由此大略可见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成就,也成为今人阅读的重要领域。

  就清代民间文学而言,各个民族的文学表现内容和文学表达样式非常复杂,最值得今人整理与阅读。比如,清代满族民间文学如《天宫大战》、《尼山萨满传》、《东海窝集传》等传承性的神话、史诗以及《两世罕王传》、《萨布素将军传》等历史人物传说,“开始都是以满语口承性流传,随着满族的汉化,出现了满语、满汉语言兼用和纯汉语的多样性的语言形式,在清代晚期,还出现了满语写本、满汉兼写本、汉字写本以及用汉字注满语语音等多样的书面记录本。”[8](P.125)这样的存世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加之各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内容融合文学表现、宗教信仰、知识体系、历史哲学和文化观念于一体,蕴含着多种社会、历史和文化学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故而更应下力气品读其中的文学意蕴和文化意蕴,甚至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之中存在诸多“异质”的成分,有益于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尊重历史,尊重传统。

  其二,既要阅读普通作家的作品,也要阅读大家名家的作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成结构复杂,内容多样,既有数量众多的一般性作家作品,又有至今依然被读者反复吟诵的大家名家作品。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两者我们当然不能偏废,

  因为无论是一般作品还是名家之作,都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缺少一般作品的衬托,就彰显不了名家作品的价值; 同样,没有名家作品的引领,也不能见出一般作品的微妙差异。以清代回族文学而言,能够进入大家名家行列的人大体有马世俊、丁澎、丁炜、孙鹏、沙琛、马之龙、蒋湘南、萨玉衡等人,于是,我们要深入阅读马世俊的《匡庵诗集》、丁澎的《扶荔堂诗集汇选》、丁炜的《问山文集》和《问山诗集》、孙鹏的《南村诗集》、沙琛的《点苍山人诗钞》、马之龙的《雪楼诗钞》、蒋湘南的《春晖阁诗钞》、萨玉衡的《白华楼诗钞》,然后才能品鉴这些作家的文学成就。当然,很多清代的回族作家都是普通作家,他们也有文集、诗集存世,今人依然要进行整理与研究。

  这其中就牵扯出一个阅读问题: 一般作品的文学价值容易判断,大家名家的作品如何确定呢?我们以为: 经过长时间的文学沉淀,作品的优劣就成为一种共性认识。大家名家的作品需要比较、需要沉淀才能确定,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处于文学主流的地位。所以,大家名家的作品不仅得到清人的认可,也会得到今人的认同,并且发挥着文学影响。比如在清代沈德潜《清诗別裁集》之中,丁澎、丁炜已经进入名家之列,而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禛也曾积极评价两人的文学作品,认为丁澎的诗歌“寻常景色,涉笔便尔濯匕欲新”[9](P.185); 认为丁炜的诗歌“秀外慧中,朗然玉振”[10]( P.131)。

  延展开来,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与汉民族文学比较的视域中加以阅读。并且在比较的视野之中,初步确定哪些作品是一般性作品,哪些作品可以进入大家名家的行列; 哪些是互文性的典型表现,哪些是新质性的有效彰显,进而阅读主流文学与边缘性文学的趣味何在。因而,阅读的背后是鉴赏,是比较,是判断,是尊重,也是一种价值评判。尽管带着主观性因素,然而,通过阅读梳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源流、发展和走向,把握其中的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触摸每一位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认清难以割舍的文学传统,汲取有益的思想文化的滋养,这难道不是一种应有的文学敬意吗?

  满足这些阅读条件,还会牵扯出关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认识问题。显然,文学经典常常来源于大家名家的作品,或者来源于韵味无穷、颇有文学影响力的民间文学作品。哪些作品能称为经典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此,陈平原的观点还值得玩味,他说:“须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生产、流通、阅读、传播缺一不可。假定一部作品,历史上从不被重视,也没能进入一代代读书人的视野,千年后突然出土,当作‘考古成就’可以,捧为‘文学经典’则不妥。如此‘经典化’的过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而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与审美趣味的积淀”[1](P.8)。陈先生的观点启发我们,文学经典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重视以文学经典在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大格局、大气象的价值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藏族情诗代表人物仓央嘉措的诗歌、满族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满族词家纳兰性德的《纳兰词》可谓清代少数民族书面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因为阅读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是绵绵悠长的文学享受,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并得到各民族文学爱好者的普遍接受。

  其三,既要读懂表层结构,又要读出深层意蕴。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甚或口传文学,一般都由表层结构和深层意蕴叠加而成。汉语表达也罢,各民族语言表达也罢,把握文字之佳美、音节之律动、结构之跳跃、故事之有趣、宗教之情怀、育人之目的、娱人之倾向和内容之深刻,这是嵌入民族文学之表层结构所要达到的阅读目标。而深层意蕴呢? 当我们读出清代作家精神气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感受到作品的深度、力度和广度,心仪作品的志气之高,聆听到作品神气充盈的声响,理解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兴叹,那便是深层意蕴的存在。当我们阅读民族文学时,借用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字句,“性情自然诚悫,气志自然敦厚,胸襟自然阔绰,精神自然鼓舞”[11]( P. 63),那就即将捕捉到深层意蕴了。比如清代壮族作家刘新翰有《秋兴八首》组诗,其一曰: “阅尽人间路逶迤,晚天独鹤下寒陂。上林妄自飞三匝,珠树何曾借一枝。偶得僧怜翮反铩,倦投鸡对步慵移。秋高又欲凌风去,碧海无云天四垂。”[12]( P. 77)此诗乃唱和杜甫《秋兴八首》而来,音节和谐,格律得当,对偶严整,以鹤自比,抒发诗人身世浮沉的窘迫感和心情落寞的寂寥感。这等解说缘于表层结构的阅读。进一步说,此诗与杜甫《秋兴八首》相比较而言,尽管托物言志,也不乏运笔畅达的成分,但缺少了杜甫《秋兴八首》所凝结而成的“伟大的孤独感”和沉郁顿挫的审美力量,故而此诗可以感染读者但依然欠缺使人流连忘返的意蕴,那意蕴便是深层意蕴之所在。所以,读出深层意蕴才是我们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对话的基石。

  再以阅读《红楼梦》而言,虽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但读出《红楼梦》悲剧色彩的意蕴和张力,方可与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中的才情相勾连。换言之,当我们解读《红楼梦》时,需要潜心钻研其深层次的韵致,方可有创新之文。比如,刘勇强以为,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尽管取得“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写作高度,具有“超出以往古代小说人物刻画的心理深度”,兼采古代抒情、叙事两大艺术传统,达到了小说艺术水准的新高度,然而,《红楼梦》在社会描写幅面上还存在简化、虚化和弱化的不足,在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出人物精神世界的狭小、单一和纤弱的不足,在场景布局上也折射出大观园世界的理想化色彩,不足以使象征性与写实性完全融合,“是否缺少了一点更为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复杂与冷峻呢?”[13]笔者觉得,论者的这些看法离不开深层阅读的历练。也就是说,从小说史看《红楼梦》的局限也需要捕捉到深层意蕴方可获得。

  把握以上的阅读经验,可以更加清晰地触摸到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肌理,也可以聆听到文学之声的厚重与温润,真正从心底理解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内涵。在阅读之中,我们自然感受到,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至少历经从简单模仿前人、时人到独抒性灵、寄托遥深的发展过程; 历经从多元并立到融合一体的发展过程; 历经从个体书写到家族文学的兴起、名家引领的发展过程。有时候,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在文学殿堂面前,热爱文学、创作文学并借以表达各自的喜怒哀乐和生存境遇是主导的,而族属身份倒是其次的。

作者简介

姓名:孙纪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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