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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文学的特质
2019年01月04日 09:08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作者:米彦青 字号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清诗;主题表达;身份认同;艺术生产方式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清代诗歌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创作阶段。这些新质素与趋势尽管不够完善,但为学界全面、深入认识和评估清代诗歌对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的作用与贡献,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二)商业贸易发展景象与城市变迁蒙古政权归附满清后,在和中原汉族的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如果说,明代蒙古社会的游牧文化变迁才只是初露端倪的话,至清代,蒙古游牧民族文化面对农耕文明的挑战与变迁,已经消弭对立,变冲突为交融,北疆蒙古社会在居室、饮食等各个方面受到农耕文化越来越多的影响,蒙古族和汉族这两个主体民族在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清诗;主题表达;身份认同;艺术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清代诗歌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创作阶段。此期诗作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精神的辉映、浸润下,通过对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使古代草原丝绸之路文学产生了新的思想质素与发展趋势。在主题表达上,将北疆游牧文化的流动、新异、桀骜不驯精神与农耕文化的稳固、保守、沉潜精神相结合,城市文化也由此初见萌芽;在社会角色的身份认同上,以诗作方式主动、自觉回应皇朝的中华一体、控弦边塞文化战略;在艺术生产方式上,有力推动作者结构的多元化与诗歌表现方式的多维化。这些新质素与趋势尽管不够完善,但为学界全面、深入认识和评估清代诗歌对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的作用与贡献,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草原丝绸之路/清诗/主题表达/身份认同/艺术生产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在北纬40度至50度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从青铜时代至近代,草原丝绸之路对游牧民族的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的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亚西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①这是沟通欧亚大陆的贸易、商业、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交通要道。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古代王朝,清代的草原丝路虽然由于自身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有所衰退,但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丝茶贸易依旧繁荣。

  草原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内陆经行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区,向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欧洲的。因此,从清代边疆史地上来看,位于北部的内蒙古非常重要。17世纪初,满洲人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崛起之时,漠南地区的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正处在相互争战的状态。努尔哈赤及其后的皇太极采取结盟联姻或武力征服等手段,打败了漠南蒙古部中最强大的林丹汗,将漠南蒙古各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636年(崇祯九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汇聚盛京(今沈阳),承认皇太极为可汗,并奉之为“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②从此,漠南蒙古各部便正式成为清王朝的藩属。清廷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蒙古曾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清廷优待蒙古族,但对蒙古地区的管控始终非常严格③。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重新调整大小封建领地的基础上,在蒙古地区实施了盟旗制度。清廷对蒙古各部编旗考量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政治态度。是否自动率部归顺,抑或被劝降,还是战败被征服,以及归降或被征后有无叛变等情况,决定了被划分为外藩蒙古还是内属蒙古。外藩蒙古按照行政划分又有内札萨克④与外札萨克⑤之别。而按照其地域划分来看,“蒙古以瀚海为界画,其部落之大类有四:曰漠南内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清初,漠南蒙古臣服最先。”⑥

  漠南蒙古地域是为本文所指之清代北疆,位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致为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西部,虽然这只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但对其生态特征、发展态势的研究,可以管窥清代草原丝绸之路的整体走向,也是本文研究的范畴。

  明末清初之际连年征战,草原丝路北疆段青草不生,牛羊倒毙殆尽,牧民困苦不堪、难以存活。清廷定鼎后,对内蒙古地区奉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北疆很快就变得生气蓬勃和睦安宁。牧业发展带来生机的同时,农耕文明的影响显露出来。随着清政府开发、建设北疆的步伐加大,北疆民物风景大为改观。毳幕穹庐而为农田板升,定居人口迅速增长,由军台而至小城,或由小城而至大城。通商互市,贸易往来,娱乐品类繁多,城市文化景象极为热闹。这些景象传达出了农耕与游牧二元文化交融荟萃的讯息,展示了清帝国经营下草原丝绸之路北疆的安定富庶侧影,而由此产生并发展的城市生态则说明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草原丝绸之路在葆有自身商贸流动性特色的同时,从事商贸活动者已经并不是纯然流动的状态了,而是开始建立自己稳固的居住地,把马背、驼背上的家迁移到陆地上。诗作在有意无意间对于这个一统盛世下的北疆变迁做了忠实的记录。

  (一)农牧业发展景象

  顺康间,游牧的土默特蒙古部已有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者。康熙皇帝出行这里时,曾有“禾黍近来耕稼满,烟锄云插遍新畲”⑦之感喟。康熙五十八年(1719),为辟建漠北蒙古台站,范昭逵随兵部尚书范时崇,出杀虎口,经归化而至乌喇特,在其所著《从西纪略》中记载的沿途所见之自然、风物风情,社会人文场景,与康熙帝以诗语记述的“塞外谁知力亦勤,凿泉樵草猎成群。近来已有屯田处,也解青稞南亩耕”⑧,查慎行之“群牧牛羊量论谷,诸蕃庐帐列如廛”⑨,都展示了清初北疆地区如何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农牧业交叉发展模式。雍乾时期,蒙民改牧从农者较之顺康时期更有大幅度增加。乾隆十五年(1751),高宗巡行热河地区,写下:“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⑩是对禾苗盈野、蒙民锄禾场景的即兴吟咏。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中,逐渐意识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生活对于安顿身心的好处,加之内地居民前往蒙古地区耕种人员增长迅速,“王公卿尹咸赞襄,甸人千耦列雁行”(11),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阴山南包头海岱村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碑文上刻:“至后使水,蒙古自种之地许先浇灌,下余水民人(汉族)地户等六家分使。”说明至迟在乾隆中期北疆蒙古族、汉族都已开始农耕,部分蒙古族牧民变成了“然实废猎牧,斯亦忘其故”“板升图安居,何异齐民趣”(12)的亦农亦牧的新型游牧民,甚而有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出现。“板升”是在草原地区建立的农业或者半农业的聚落,是指城邑中的聚落和房屋,“北方游牧民族以中原地区的模式铸造城市,这是游牧文化变迁的重要标识。”(13)这样的变迁说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常常大规模迁徙的生活方式就此改变,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草原丝路上有机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草原丝路人口流动性的特色。曾经在丝路上游走的牧民向在不同时期迁徙并定居于此的汉族学习农耕,生活状态发生质的变化,更深层的蒙汉交融就此开始。生活在板升中的蒙古族和汉族杂居通婚所引发的血缘上的混同是这一变化的基础条件。

  板升的大规模建立,推动城市的发展。北疆的城市周围往往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脱脱城(14)在晚明战乱中荒芜的古城,在清初重又变得完整坚固。康熙帝看到变化的脱脱城后,曾发出“土墉四面筑何坚,地压长河尚屹然。国计思清荒服外,早将粮粟实穷边”(15)的感慨。归化城“有城廓、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16)。其经济模式显然已从仅耕种燕麦、糜子发展到集鸡豚麻黍豆麦葱韭于一体的半农半牧业。北疆土默川上的蒙古族游牧文化与从山西河北等地“走西口”汉人带来的汉族农耕文化交融,形成西口二元文化。不过,虽然草原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农耕文化,但是他们又都保留了自己民族文化特点,有清一代的土默特蒙古族始终有自己的地域和风俗习惯,以及相应的民族心理。究其由,这一方面是由于草原文化有其生命力,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历来主张“因俗而治,得其宜矣”(17)的结果。

  (二)商业贸易发展景象与城市变迁

  蒙古政权归附满清后,在和中原汉族的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是长期自然形成的,明隆庆和议之后,在明朝廷与蒙古族和平时期建立了库库和屯,即归化城。库库和屯建立初期商贸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只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据点而存在”(18),但即便如此,俺答汗互市的要求和库库和屯的建立依旧预示着:“蒙古社会不但已经真正迈入了城市贸易的时代,并且也迎向更多更大的社会变迁因素的挑战,其中不但包含了亘古以来即已存在的与中原民族、文化和政权的互动关系;更必须与中华民族及其他边疆民族共同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在全世界造成的种种冲击。”(19)

  明末清初的茶马互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亮丽的风景,显示出了强大的生机:“受降未拓三城旧,互市频开万帐新。茶布好从蒙古易,紫貂银鼠莫辞贫。”(20)随着贸易的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城镇也日益发展起来,其中归化城作为中心城市,极具代表性。归化城,是内蒙古地区较早出现的商业城市。据《归绥县志》记载:归化城方圆二里,以砖砌之,城高三丈,有南北两门,城内是“生聚日繁,市廛拥挤”的繁华闹市。归化城因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聚集了来自草原丝路和中原的各方人士,人口的增长,使得城市日趋扩大。当其在乾隆年间与绥远满城连接起来后,坐落在土默川平原上的这座城市,城外有已定居的农牧民,水草丰盛,六畜兴旺,城内商铺林立,经济农牧结合,市场兴盛繁荣。

  北疆古城在偃兵兴农政策下得到发展的同时,旧有的兵站也渐渐演化为贸易集市,继而发展为人口密集的城市。丰川(今丰镇市)是雍正十二年(1734)所设之丰川卫,卫驻地在今兴和县境内。王桢《丰川行》对清廷实行放垦以来带来的城郭变化,从畜牧业为主到“不见当年牧马人”,从争斗好胜到共享太平春,从人口稀少到“居民鳞密如棋布”,从蛮荒之地到“文教蒸蒸看日上”(21)的描述,是对丰川新貌的热情讴歌。

  乾嘉后,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贾也由流动性经商改为在内蒙古地区开设固定性商号网点,并且建立了许多分号。在蒙古地区经商贸易的内地商贾们,渐渐与蒙古人稔习,开始经营田宅,储畜牛马,改行商为坐贾,北疆贸易呈现新的生机和气象:“墩夹边墙内外长,纷纷庐落绕牛羊。白貂缘马边头贵,争换红盆向市场。”(22)人与蒙古人时有语言不通情况,就用手势来表达:“驱驼市马语哗然,乞布求茶列帐前。但得御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赖金钱。”(23)繁荣发展的北疆贸易景象在为诗人们提供丰富诗材的同时,也赖诗作的传播得以向后人展示彼时的经济发展盛况。

  在北疆城市的周围往往有农耕种植业,而在城中闹市进行的贸易则种类繁多,最可观的就是马市。草原丝路有流动性,北疆又以游牧民族为主体,自然,马匹贸易就成为迥异于中原市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汤贻汾作近五百字长诗《丰镇观马市歌》(24)将商贾以内地茶叶布匹易马的场景活灵活现的写出。诗歌开篇就点明贸易具体地点“斗鸡台北盘羊西”,斗鸡台,今丰镇市区南四城洼村望城坡下,南距明长城10里,距山西大同40里,盘羊山位于斗鸡台东面。继以“碧眼赤髯环不离,黄皮靴阔毡裘肥。鞍鞯精铁玄熊皮,翻身上马作马嘶”写出贸易者的民族特点,笔墨点染之处少数民族的相貌、服饰及精美鞍具和娴熟马技如在目前。丰镇马市因参与马匹众多而形成热闹、壮观场面。马匹出场时,诗人惊叹“沙平草软十万蹄”“万马飞逐云烟移”“万炮轰击蹄声齐”,而驭马者“一人马前作奔敌”“一人殿后长竿提”将“健儿入群马突惊,绳竿掣首施鞲羁”的紧张场面绘声绘色地写出。这首诗动静结合的笔法,造成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读来极具感染力。丰镇,即今乌兰察布丰镇市。丰镇的马市开设于明朝隆庆和议后,最初用茶叶和布匹与蒙古俺答汗部落交换马匹。似这样大规模的贸易集市参与者往往并不仅限于蒙汉民众,草原丝路上北疆各民族百姓都有介入,带来的货物最北来自中俄边境,所谓“戈壁苍茫万里途,盘车北上塞云孤。海龙江獭鱼油锦,贸易新通恰克图”(25),诗中的恰克图就是中俄边境线上的小城。而纪昀“峨岢高毂驾龙媒,大贾多从北套来。省却官程三十驿,钱神能作五丁开”(26)一诗详细描绘了自归化去往西域贸易的商队的盛况。其“敕勒阴山雪乍开,斡汗队队过龙堆,殷勤译长稽名字,不比寻常估客来”(27)则描绘了冬雪融化春来之时,蒙古商队经由草原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到达西域贸易的情景。

  贸易的繁荣驱动城市的兴旺发展,游居此地的诗人用诗歌记载了北疆兴起的城市景象。如康熙《边疆粮仓脱脱城》之脱脱城、曹一士《听弹塞上鸿》之受降城、顾光旭《五原》之五原、崇安《归化城偶成》之归化城、王《绥远城遇雨》之绥远、汤贻汾《丰镇观马市歌》之丰镇、王桢《丰川行》之丰川、斌良《商都杂兴》之商都、董玉书《集宁路访古》之集宁、宝鋆《早尖后赴沙拉木楞》之红格尔苏木、延清《暮抵青岱》之乌兰察布察右后旗、宋小濂《呼伦贝尔纪事》之呼伦贝尔,等等。当然,北疆游牧地区的这些城市与内地人口密集的通衢大邑相比尚且处于萌芽状态,因为内地的城市彼时已经历尽千年风雨而城市生态成熟。“龙争久识由三户,蚕食空教毕六王”(吴栻《咸阳怀古》)(28)、“嵩云西接三川雨,河水东流万古声”(查文经《汴城》)、“地枕长河周下邑,天开神府汉东京”(陶廷珍《洛阳》)、“六代江山谢车骑,千秋词赋鲍参军”(任端书《扬州怀古》),写出了城市不尽的历史沧桑;“贾舶连樯接粉,绮罗灯火照芳春”(任端书《天津》)、“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郑燮《扬州》),写出繁华都市的热闹景象;“梅雨满天花满岸”(熊象黻《舟抵苏州》)的苏州、“水榭云亭紫翠环”(周际华《扬州》)的扬州,是文人心中亘古美丽的所在;“云连橘柚秋光净,江转夔巫雨气昏”(陈宗起《荆州》)、“万重翠嶂横堤起,千里黄河抱郡流”(鹗恒《徐州》),又展示了城市的形胜。不过这些城市,都是农耕文明中产生的。而北疆的城市则是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二重化育下诞生的。

  由此看来,清代北部草原城市的兴起或草原游牧民族由单纯的游牧生活向半农半牧生活转型,其变迁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牧区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是游牧民族选择定居生活的表征,如丰镇、商都、集宁等;二是从固有的生活形态向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变,如五原、归化、绥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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