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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选择
2017年12月15日 15:38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作者:龚举善 字号

内容摘要: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任一鸣的《关于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黄玲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管钰的《自我的表征与他者的符号——试论文本中的西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等区域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值得关注。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涉三个向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三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比较。高屋建瓴地探析了诸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等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系列。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文化;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主义;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的综合规约,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总体上表现出“一元多维”的基本特征。具体些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程序之下,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治理、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理论建构的方式方法呈多向展开之势。无论是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角度的传统考释,还是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层面的现代测度,抑或是形式本位、比较研究、融合批评诸维度的综合观察,都在同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取得程度不等的实绩,并从总体上大致对应了自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之旅。

  关 键 词:当代民族文学理论批评 总体性研究 方法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比较诗学体系建构研究(1949-2015)”(项目编号:16BZW1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其60余年的艰难探索中取得明显成效,这与研究者们的方法论选择不无关系。概而言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受制于三大现实情境和程序观念: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制导下的唯物辩证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以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导向。

  常规考释: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规定下,社会历史批评成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内的新中国文学批评潮流的主导性选择。具体而言,这种主导性方法论选择集中体现为主流批评家们借力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常规方法来衡量和治理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以图深入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本源、文化功能和民族特性。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同样强调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基本规律。其哲学根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美学遵循是“美即生活”;其核心理念是——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其操作程序重在研究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作家思想感情的倾向性以及作品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

  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尤为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应表现正确的政党意识、国家观念和民族立场。这方面,刘大先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任何当代合法的‘少数民族文学’总是受庇于国家文学组织和体制体系,比如少数民族文学扶持计划、作协与评奖机制等,先天的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的文学之一种,而不可能超脱这个限制。”[1]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事实正是如此。

  就总体研究情况来看,除部分老一辈学者的惯性表述外,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在“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统一多民族国家”三大主流语境规定之下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相关问题。这一方面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正典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特定意识形态属性密切相关。诚如李丛中所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各民族作家文学具有必然性:政治基础——新中国使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社会前提——各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繁荣;创作源泉——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新人新事的大量涌现;创作保障——党对文学新人的大力扶持以及对民族文学的热情关怀。因此,只有从文学社会性的角度去理解和阐发,才能把握住“解放后”民族作家文学的特点和本质。[2]陈祖君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带来一系列巨大变革,将原本在地域和文化方面处于双重边缘的各少数民族拉进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轨道,少数民族文学随之加入到共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3]这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共功能的认定,既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在表现,也是同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为基本的方法论选择。席扬则透过新时期初几本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分析,揭示了此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间的同构关系。[4]除国家政治生活的显著影响外,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制约着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总体面影。

  少数民族文学社会学研究还关注社会转型对于文学形态以及理论批评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三新”(即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本身就指涉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以代变的转型姿态。这种转型在文学批评界的突出表征,便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促成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革新和政治转型,中国社会文化随之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形态也由过去单向度的“政治阐释”、“阶级分析”逐步转向多元化的“社会会批评”、“文化阐释”乃至“审美观照”。[5]王炜烨则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转型期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一直被置于社会政治或者说话语的中心位置,而社会转型使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并回归自己应处的“边缘”位置。[6]这种转型不仅促使少数民族文学逐步转向市场,而且也增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复杂性深广性。现在看来,较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是个渐进的系统工程,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相继开启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探索模式,这种转型毫无疑义地在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审美意识形态中反映了出来。

  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的成果集群中,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7]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尽管该著较为广泛地涉猎了诸如文化学、民族学、美学、文体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剖析路径,但是毫无疑问,文学社会学仍是其最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其上卷“通论”中,著者从民族文学与当代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的发生渊源入手,深入阐释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与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追求,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同期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价值功能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理念贯穿到下卷的“作家作品论”中,被誉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研究的“巨著”。

  (二)文化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地看,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文化观是革命的、理性的文化观,自然也是科学的、进步的文化观,其中,透射着客观规律与主观认知、世界性与民族性、综合性与针对性、多样化与主导性等辩证思维的光芒,因而蕴含着巨大的方法论能量。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化学方法主张从文化角度观察文学现象并研究文学的文化性质及其演进规律。有如刘大先所说,无论是总体的文学还是文学的各具体门类,少数民族文学的复杂性都要求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而文化研究的综合方法尤为重要。[8]施旭等人也认为,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总结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特征,有利于拓宽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认识,发掘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研究课题和行动策略。[9]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从文化学角度切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学术选择。

  李丛中考察发现,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为民族文学研究者所重视,是因为民族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学文本中民族文化心理充分展示的结果使然。[10]罗庆春等认为,从构成论角度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创造、接受、发展等多个层面的“文化混血性质”。[11]土家族学者向云驹明确提出“两种文化选择”的问题。一是“稳定选择”,即将接近文化特性轴心的变异个体作为理想模式的选择;二是“定向选择”,即以潜在的可能和发展趋势为选择依据向某些数量虽少但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表现型个体靠拢的选择。[12]白晓霞将当代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作品中涉及的文化关系归结为三类:“城与乡”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上述“文化混血性质”、“两种文化选择”和“三组文化关系”说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解模式。

  从实践层面看,关纪新的《老舍与满族文化》[13]堪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文化学研究的范例。全书从八个方面讨论了满族文化对老舍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老舍文学文本中所显示出的满族文化因子。黄伟林分析指出,“在方法论层面……《老舍与满族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文学—文化’的论述模式。”[14]可以说,文化学方法的匠心独运,使《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思路、结构布局和阐释结果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尹虎彬以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主题意向为聚焦点,从文化价值取向的民族本位意识、批判意识以及形而上学的诗境等三个层面描述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由文化归属到文化超越的基本路径。[15]这种分析,将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性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有机结合起来,显示出相应的理论效度和较强的说服力。

  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中,有人注意到“鲁迅传统”的引导作用。丁子人提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与人格力量以及据此而来的小说、杂文、散文艺术,曾深刻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参与了少数民族诸如陆地、李乔、李纳、苗延秀、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特·达木林等作家成长的过程。[16]张直心从传记学视角论述了“鲁迅传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潜移默化的唤醒作用,认为正是缘于鲁迅的唤醒和引领,才渐次生成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创作主题。[17]这种研究,同样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视野,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深度融合的此在性。

  对于宗教因素的关注,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林瑞艳较为全面地梳理过199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文学宗教因素方面的学术著述,如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李俏梅的《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宗教热》、季红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胡书庆的《谈谈中国当代所谓的“宗教主义写作”》、万孝献的《信仰的旗帜——新时期宗教文学现象浅析》、胡青善的《世纪末文学的宗教精神》、刘力的《转型期的小说与宗教》、张梅的《我国后新时期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张海燕的《新时期大陆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荆亚平的《立于人类精神深层的缪斯之舞——新时期小说宗教信仰叙事研究》等。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著述则有:马丽蓉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李正文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宗教》、郁龙余的《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石杰与宗鸣的《新时期文学中佛教发生的深层原因》、夏敏的《密教双修与藏族文学》、金春平的《底层观照 宗教救赎》、刘波的《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陈燕的《女性:民族延续的绳主——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萨满教文化因子》等。林瑞燕认为,尽管此间相关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文体比较单一,相对忽视叙事学和美学层面的研究等。[18]马龙潜等人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例,探讨了民族宗教与现代文明在文学中的交融机制。[19]这些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本性的认识。

  (三)民族学研究方法

  中国化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是融传统民族学说、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思想为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方法论集成。与民族学高度相关的人类学虽有自身的独特规定,但它们作为方法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具有某些趋同性,因此这里合并讨论。其实,严格说来,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作为思想方法同宗同源,社会性、现实性、实践性、跨学科性是其基本价值遵循。从现代学科视域来看,民族学方法论又称“本土方法论”或“民俗学方法论”,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被视为该理论的鼻祖。而人类学方法论重在从生物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起源、进化与发展规律。当代人类学方法通常包含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相比而言,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作为方法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影响更大。

  民族学方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部分研究者运用该方法来探讨民族生活、作家民族身份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分析作品本体的民族特性和审美表现,总结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建构的特性与规律,取得相应绩效。欧阳可惺、覃代伦、罗宗宇等都注重民族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民族时空、伦理观念、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积极阐释效果。扎拉嘎更是突出强调,“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是民族文学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显然,这种认识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日趋自觉的表现。

  与民族学方法紧密联系的,是人类学研究方法。刘大先注意到阐释人类学在汲取认知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基础上所提出的“深描法”和“地方性”知识对于分析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应用价值,明确指出,“人类学的学科体制、知识兴趣与研究方法确实带有某种强势文化盛气凌人的气焰,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显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维度。”[21]刘俐俐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于非少数民族,差异性的现实让我们有理由在人类学视野中重新提出并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功能”[22]。张直心在运用文学人类学方法对云南当代少数民族重要小说文本进行尝试性解读的基础上,认为文学人类学批评应是一种兼具人类学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研究方法。[23]他的解读有理有据,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王轻鸿、王敏、傅钱余等学者对文学人类学作为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意义进行了讨论。王轻鸿认为,文学人类学方法的最高旨归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本价值观。王敏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的跨界性、多元性、对话性、整体辩证性等基本特性,认为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现代意义: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传统民族性认知的纠偏,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实践化,有利于促进文学生态多样化和各民族文学的和谐化,并有利于总体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化。[24]傅钱余则通过对阿来、霍达、张承志、叶梅等作家笔下“仪式”描写的分析,认为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既能够让民族文学批评更具有深度,同时也可以在总结、归纳、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民族文学理论成果。[25]湖南科技大学秦世琼的硕士学位论文《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从地方性知识、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阿来小说民族身份认同等层面探讨了阿来藏地系列作品的人类学叙事风格,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与民族学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还有新兴的民族志诗学研究方法。叶舒宪认为,受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近年来的人文研究打破中心与边缘、雅与俗、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传统分界,带动了“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创设。[26]巴莫曲布嫫、朝戈金等在介绍民族志诗学的研究方法时说,在口头程式理论和讲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响下,为推动口头艺术文本呈现的新实验,美国一些有人类学、语言学兴趣的诗人与一些对诗歌颇有研究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产生了共识。“通过对文本呈现方式及其操作模型的实验性探究,对口语交际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关注,以及对跨文化传统及其审美问题的解索,民族志诗学能够给人们提供一套很有价值的工具去理解表达中的交流,并深化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社区或族群的口头传承的认识和鉴赏。”[27]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利慧认为,民族志诗学在承认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以及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在书面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迻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28]上述诸种解说表明,民族志诗学特别适用于拥有悠久口传历史和民间传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其中包括各民族文学之间的跨语际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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