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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与话语体系
2017年02月04日 13:49 来源:《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作者:王治国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针对数字化时代活态史诗传播的新现象和类型,从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数字媒介文化对口传史诗译介和传播展开多维研究,打破汉族书面文学翻译传播研究的单一模式,为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提供认知思路和可能途径,既能拓宽翻译学研究领域,又能拓展史诗学发展空间.

关键词:传播;史诗;文化;文本;媒介;少数民族;说唱;汉语;翻译转换;转换机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关 键 词:《格萨尔》/翻译转换/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王治国,男,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兼职研究员,翻译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文学翻译。

  

  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活态流传的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翻译与传播横跨人类媒介文化的诸多形态,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和当下可能的数字媒介传播阶段,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和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在《格萨尔》传统民族文化向现代化、国家化和世界化转化的态势下,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史诗历经媒介文化语境变迁的翻译转换机制。尤其是在民族史诗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中,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翻译主体间如何互证互识、如何用外语讲好《格萨尔》英雄故事、讲故事的话语主导权历经怎样的嬗变轨迹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格萨尔》传播的媒介嬗变

  人类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各不相同。古代文化记忆的媒介以口头传说、神话、史诗和口承仪式为主。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传播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口耳相传,在特定的语境空间中,很难超越客观世界时空的局限。文字出现以后,文化传播以文字形式记载、文本形式流传,人类的精神交往得以穿越时空。印刷机问世后,人类又得以进入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在广阔的时空语境中进行。当然,除了印刷文本传播外,传统节日、文物、档案、建筑物等形式也是文化记载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除了口承仪式、文字记载以外,大众媒体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当今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图像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广告、美术设计、建筑、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正在激荡回流,这些媒介呈现出多维度融合的态势,即“媒介融合”。

  史诗传播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媒介嬗变历程。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早期都是游吟诗人的杰作,后经过文本化进程以文本形式传播于世。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口传史诗《格萨尔》的传播形式始终是口头流传。文本传播的载体是文本,接受者阅读是欣赏的主要方式。口头传承以说唱艺人为媒介,接受者现场聆听是欣赏的主要方式。《格萨尔》史诗的部分章节和部卷历史上经过了僧侣整理,以文本形式刻写传播,并且当代也有整理本和精选本出版。然而,与整个民间口头流传的《格萨尔》部分相比,文本传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格萨尔》史诗从7世纪时主干部分凝聚、11世纪后渐成规模,到17世纪广泛流传时,才开始出现了一些藏文史诗记录本。事实上,直到北京木刻本发现后,史诗才正式以文本形式呈现。虽然史诗以记录本、手抄本和木刻本等主要形式传承,但是史诗依然保留着最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即史诗的传播主体是说唱艺人而不仅仅是文本。艺人的说唱和听众的聆听是史诗传播的主要媒介。正如周伟所言:“《格萨尔》在传播的时候,实质上是作为一种系列歌剧的形式出现的,属于一种表演艺术,具有曲艺的表演特征,是诗与歌的结合,是诗的节奏和旋律(歌调)的结合,说唱艺人实质上是一种歌剧或曲艺的表演艺术家,而接受者则是他的听众。曲折的故事情节,动听的歌曲,精彩的表演,对接受者来说完全是一种对综合艺术的美的享受。”[1]

  《格萨尔》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书面文本,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活着的”史诗,其核心部分依然存在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中。此外,不同说唱艺人有不同的说唱记录本,即使是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形成的书面文本也只是一小部分,且不说还产生了大量的异文本。这些都表明:《格萨尔》史诗仍然是口传与书面并存的一部活态史诗。杨恩洪将《格萨尔》史诗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史诗核心部分口头传唱阶段;史诗的口头传播与手抄本并行的阶段;木刻本的产生、口头说唱及抄本、刻本同时并存的阶段。[2]三分法符合史诗传承的历史脉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然而,如果结合最新研究动态来考察,三分法似乎只涵盖了两大类,即无文字和有文字两个阶段,并没有涉略到印刷文本之后的新情况,比如说,电子文本、影像资料和网络传播等大量新媒介的出现。

  借鉴麦克卢汉媒介文化理论,从口语文化、书面印刷文化和电子传媒文化三个层面对《格萨尔》翻译和传播中所呈现的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景观展开研究,不难发现:作为原生态口传文化的代表,《格萨尔》大致经过了由口头文化发展到印刷文本(书面文化)再到当今的电子媒介(数字文化)三个阶段,而且三种传播方式同时存在。诚然,《格萨尔》文化传承的媒介和载体发生了嬗变,即从最初的艺人口头说唱开始,经历了史诗的文本化过程,直到今天以大量音频、动漫、影像等电子媒介的形式存在,然而,作为活形态史诗最本真的特征,说唱艺人的说唱至今仍然存在。也即是说,《格萨尔》史诗依然以口传为主,并没有随着史诗的文本化而消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活态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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